西北望｜新东西方与国际秩序之争
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在衰落,这是个公认的事实。但在谁是国际秩序维护者和破坏者的问题上，大家的看法不一。一般而论，在国际秩序的创造或破坏中，大国都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当今的大国中，中俄美的影响又最为突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俄美对此的看法相互矛盾。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于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俄从内部削弱和破坏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腐蚀它的原则和规则。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恰恰相反，它们认为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是美国，而它们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一矛盾的原因不难解释，那就是中俄美对现行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理解，或者说它们侧重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同部分。
美国所说的自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认定中俄是破坏者有几重含义，而最实质的是中俄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上的主导地位，在新国际秩序的构建中与美国分庭抗礼，推行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体系和原则规范。
而中俄所理解的国际秩序，首先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家关系准则。从这一角度说，美国从战后国际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转为主要不满者和破坏者，而中俄从相对次要乃至被动的参与者转为主要的维护者。这特别反映在是维护还是抛弃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机制和制度上，包括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多边贸易体制、军备控制制度等。
东方，西方
中俄与美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上的分歧表现在多个方面。
应建立一个多极化还是单极化的世界，是中俄与美国最基本的分歧之一。中俄都主张多极化和多边主义，都不愿看到形成美国一个国家的霸权，都不接受世界的单级结构，都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这是中俄国际合作最重要的共同立场。
在国际秩序的制度构想中，中俄都主张继续把联合国作为基本框架，都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都要求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这既是因为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赋予它们重要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权力，对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也是因为联合国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机制，有着最广泛的代表性，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制度体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机制可以代替。
中俄都认为联合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但如果联合国解体，二战之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将不复存在，世界将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在此之后，要重建一个包括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且得到它们认同的政治组织将难上加难。
国家关系准则是中俄与美国的又一个分歧焦点。中俄都坚持把主权置于最高地位，认为主权应是国际关系不可动摇的基石， 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的不可替代的规则。互不干涉内政为联合国文件所确认，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仍应为国际行为所遵循。
互不干涉内政所针对的是新干涉主义，亦即美国将西方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的做法。美国鼓励和支持通过“颜色革命”进行非正常的国家政权更迭，中俄认为，这打开了国际和地区动荡之门，不仅中俄深受其害，世界亦不得安宁。“颜色革命”之后，多数原苏联和中东国家不仅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繁荣，反而爆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甚至陷于混乱和战火之中。
中俄与美国在国际安全秩序建设上也持对立立场。中俄主张建设共同安全体系，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反对美国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中俄都要求维护多年来所形成的防扩散和军控国际制度，而美国继退出《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后，又在2019年退出了《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对《第三阶段消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1年到期后的政策语焉不详。按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说法，国际战略稳定的三个支柱条约已经坍塌了两个，剩下的一个也摇摇欲坠， 不出意外的话最终也将垮掉。
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的经济层面也有原则性共识，共同点是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反对单边制裁政策，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贸易战，坚持自由贸易制度等。
除了双边形式和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平台上的协作外，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还有重要的共同平台，它们主要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集团、带盟对接、以及中俄印三边框架等。
熊，熊猫
应该指出的是，在基本理念和立场相同或接近的情况下，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也存在差别，在一些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两国不完全一样，并且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总的说，在理论上俄罗斯更为清晰和透彻，棱角突出，对美国和西方的国际秩序观批判更彻底，是非对错鲜明，重逻辑和法理，但也有两元思维特征。中国在理论上相对模糊，表达含蓄，迂回曲折，不是黑白分明，有中庸思维特征。
在实践上，俄国人相对激进，更具革命性，他们信奉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和狼在一起，就要像狼那样嚎”，如果对方践踏规则，俄罗斯就也可以不受规则约束。俄罗斯谴责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入侵伊拉克、出兵利比亚的主要论据是，它们都违背了国际法。其中的一个含义便是，西方已经失去指责俄罗斯的道义和法律立场，而这也为俄罗斯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例如在为吞并克里米亚时，俄罗斯便是以西方制造科索沃独立、乌克兰国家政变为援例的。
中国相对保守，走渐进改良路线，在做法上更善于以柔克刚，注重长期效果，不争一时之短长，即使美国抛弃规则，中国仍循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仍愿恪守正确的理念和规则。不过，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的风格也在变化，开始更强调针锋相对和正面斗争。
在国际秩序建设的途径上，相对来说，中国更注重新要素的创造和植入，包括新的概念、理念、框架、机制等，如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换句话说，中国更多是从国际秩序建设的“供给侧”入手。俄罗斯对西方及其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有强大批判力，在阻止西方的某些意图时能力有余，但在提供替代公共产品上有所不足。当然，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缺乏想象力，也不是俄罗斯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构想，而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的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推进国际秩序构建的资源和号召力。
就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的本源来说，它更多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念和对未来国际关系的美好期许，至少在表述上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更多是在与美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产生，因而较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不过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俄罗斯学术界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外交重实用，轻价值，而俄罗斯外交受较强的道德和正义感驱使。从根本上说，两国外交都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但它们有不同的特点，这是双方都承认的事实。
在国际安全的重要领域战略武器控制问题上，中俄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有不同想法。美国试图把中国拉入美俄战略武器控制谈判，中国予以拒绝，理由是中国的战略武器数量远少于美俄。俄罗斯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不对中国提出要求，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参加战略武器谈判，那另外两个核国家英法也应参加。
不过，这不单单是为中国的辩护，它也反映了俄罗斯希望看到中国加入并形成五核大国协商机制的想法。这一想法在普京2020年《国情咨文》中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俄罗斯虽不强力推动中国参加军控谈判，但希望谈判以中俄美或中俄美英法的多边形式出现，并认为它迟早有形成的可能。
俄罗斯接受美国的说法，即这一机制主要是谈规则和透明度，而不是谈消减和限制战略武器，因此战略武器数量少不再是不参加的理由。在中国军费已是俄罗斯的两倍之多、军事实力迅猛提高的情况下，俄罗斯希望中国参加战略武器控制进程的想法是自然的。外长拉夫罗夫引用俾斯麦的名言“在军事问题上，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意愿，而是潜力”，话虽是针对美国说的，但也是普适的思维。如果美俄成功促压英法加入战略武器谈判，则会形成中国面对美俄英法的局面，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倒逼压力。
此外，中俄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上，中俄都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俄罗斯明确表态支持印度(以及巴西)入常， 而中国对此持谨慎立场。显然，俄罗斯是从俄印关系的考虑出发，并不是与中国存在矛盾，但在问题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时，中俄之间会出现政策上的不协调，也有因此引起不和谐的可能。
孤独的莫斯科
在俄罗斯学术精英界，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认识和思潮正在出现。这突出地反映在瓦尔代俱乐部为2019年会所发布的报告中。报告题为“成熟起来，或是迎接无秩序：世界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行为”，核心思想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崩溃，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徒劳无益，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国际秩序的缺失并不是灾难，无政府是国际关系更自然的状态，它比现今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更民主，也将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未来独立国家共同的民主将代替原来的国际秩序，它将为国际政治制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正义和责任感将至关重要；国家不能再期待“秩序”的庇护，而需要国自为政，各自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尽管俄罗斯官方尚未接纳这一理论，但鉴于瓦尔代俱乐部与官方的密切关系，不能不认为这一理论反映着俄罗斯精英界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包含了俄罗斯的孤独感、对当今世界的失望、对西方不接纳和压制俄罗斯的怨怒、对改变这个世界的无奈、以及由此产生的独自上路的悲愤和孤傲。
这种情绪的出现不是偶然和孤立的。2018年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坛重要思想家的苏尔科夫发表了一篇题为“混血儿的孤独”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和共鸣。文章将俄罗斯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属性比做混血儿，人人都把他当亲戚，但没人把他当亲人；在外人中他是自己人，在自己人中他又是外人；它懂得所有人，却不被所有人所理解。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另一位著名学者卢基扬诺夫则断定，全球化已经完结，世界正在向国家自私的方向发展，曾几何时的“共同利益”已经让位，其中对世界的失望和悲观可见一斑。
俄罗斯官方坚持国际秩序建设，坚持维护联合国的地位，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和需要，但在内心深处俄国人认为国际社会已经失序，联合国软弱无力，原有的治理体系已经失效，没有可以依托的国际安全体系。
因此在实践上，俄罗斯朝着“自助自保”和“自成一体”发展。2020年俄罗斯修改宪法，根据普京提议，明确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虽然这不意味俄罗斯将脱离国际法体系，也不表示俄罗斯宪法思想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做出这一修正的含义十分清楚，那就是从立法上强化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增加俄罗斯外交的行动自由。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时，俄罗斯可以不接受国际条约的限制和约束，不接受相关国际仲裁机构的裁决，根据其国内法所赋予的合理性，俄罗斯可以对对美国和西方的行为做出反应。
未来会有序吗？
现在世界还处于国际秩序的解构阶段，旧秩序正在或已经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有悲观的看法认为国际秩序将不复出现；但更多人相信国际秩序仍会存在，只是未来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的，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看来，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种体系对立型的国际秩序，即以新的东西方体系对立为主轴的国际秩序。新东西方体系是形象性指称，指以中俄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国际力量逐渐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对立。这里不必在字义上做过多的解读，不能把它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体系等量齐观——它们在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又有诸多类似之处， 特别是在政治特征上。
这种新东西方对立的推动者是美国；中俄是反对者，但尽管反对，仍不免被拖入其中。美国把世界划为对立的两半，如同冷战时期一样，意识形态是其标杆和先锋，只是对立的不再是“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而是所谓的“自由主义VS专制主义”。
美国认为，世界上正在出现一场代表着不同思想的地缘政治竞争：一方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思想，另一方是专制的国际秩序思想。自然，美国自认是自由主义秩序的代表，而中俄则代表着专制。由此，美国给出了新东西方体系的政治特征，那就是“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在思想及制度上的对立。意识形态化重回国际政治，也重回美国国内政治，其氛围之浓厚，以致拉夫罗夫称其为“新麦卡锡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分类将美国置于道德高位，代表着进步，作为对立面的中俄则代表着落后。不过，也如同冷战时期一样，意识形态只是夺目的旗帜，在它的背后则是国际权力的竞争。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互为表里，也互为表现形式。中国学术界对中美之争的实质有不同理解，有制度之争说，有模式之争说，也有领导力之争说，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争的综合应是更全面的解释。
当前，中俄美都在推动自己的区域计划，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以及美国的“印太战略”。中俄在战略追求和相互关系上接近，并且采取对接战略，在更宏观的层次上可视为一个大进程。这一进程与美国推动的印太进程在政治上南辕北辙，后者毫不讳言地以中俄为对立面，中俄也不接受美国印太战略。三国推动的这两大进程可视为新东西体系的机制载体。
在安全领域，美国把中俄并列为最大威胁，并在军事上进行压制，双方的对立日益明显。在欧洲，美国联合北约和东欧国家构建针对俄罗斯的半包围圈，战线推进到了波罗的海、里海、高加索一线。在亚太，美国通过盟友网络和印太战略，同样对中国实施军事战略包围。
与此同时，中俄安全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去年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协调了在国际战略稳定问题上的立场。同年5月，中俄举行“海上联合-2019”联合海上军演；7月中俄战略轰炸机首次联合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巡航；9月中国参加俄罗斯“中部-2019”战略演习；10月普京透露俄罗斯帮助中国建设导弹防御系统；11月中俄和南非在南非海域进行联合军演；12月中俄和伊朗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显而易见，中俄在军事安全上的战略性接近在加速。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北约“伦敦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国称为挑战。在这前后，波罗的海三国也首次宣布中国为威胁，有的甚至认为其程度超过俄罗斯。与俄罗斯一向不睦的波兰总理也呼吁俄罗斯与欧洲联合应对中国威胁。不排除以后还会有其他国家步其后尘。这些宣示表明北约和北约国家的安全议题向亚太移动，为美国在安全体系上把欧洲和亚太连接起来提供了粘合剂。在亚太，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受到很多关注，客观上与欧洲的北约形成了战略呼应。
在经济、金融、能源、技术等领域，同样出现了美国与中俄切割、分裂的现象。 一方面，美国与中俄在这些领域的联系不断削弱。多年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使两国原本就不密切的经济联系更加薄弱，俄罗斯实际上被逐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圈。对于中国，美国的“脱钩”政策也在加速实施，两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不断降低，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也被打散了重整。
另一方面，中俄在这些领域的联系不断加深。在金融领域，中俄逐渐扩大本币结算，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推动建立一个平行于SWIFT的国际支付体系，以免完全受制于美国。在能源领域，中俄已经是战略伙伴，从俄罗斯到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都已建成，俄罗斯既是中国最大石油来源国，将来也可能是最大天然气来源国。中俄在各个重要的科技领域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包括航空航天、核能、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等等。
此外，在地区多边经济机制的构建中，中俄和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抛弃原有多边机制后，并没有真正退回到孤立主义，而是以新的标准进行重建，其中一个重要用意被认为是要把中国和俄罗斯阻挡在外。也就是说，美国主导的新多边机制将排斥中国和俄罗斯，结果必然是在美国和中俄之间竖起一道屏障。
有必要再次说明，这里所说的新东西方只是一种简洁形象的指称，它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不完全一样。在外部，新东西方对世界的割裂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广泛和深刻；在内部，无论新东方还是新西方也不会像冷战时期那般紧密和一致。
并且，这种新东西方体系即便形成了，将来也有进一步演变的可能，其基本框架有可能从“中俄VS美国”变为以“中VS美”，俄罗斯退为支持性或独立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只是中国与俄罗斯交换了位置，中美是对立的主角，俄罗斯居于其间或其外。
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俄罗斯和中国并列为最大威胁，但未来可能将中国单列出来作为头号目标和对手。事实上，这一趋势已经出现。对美国来说，中俄虽然都是挑战和威胁，但却是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中国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它威胁的是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俄罗斯缺乏与美国战略竞争的本钱，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它可能只是一个不断给美国制造麻烦的“世界级坏蛋”。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加深了这一趋势，将中美推向了更尖锐的对立，中俄美关系中的“中俄-美”对立形态减弱，而“中-美”对立形态强化。俄罗斯学术界对此有敏锐的反应，认为这将使俄罗斯处在一个“坐山观虎斗”的有利位置上。美俄之间从根本上改善关系固然十分困难，但在未来某种程度的缓和及改善仍有可能，尤其是当俄罗斯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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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者题为“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秩序”的论文（《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念第3期）。赵华胜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澎湃”经授权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