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②｜东京小型餐饮酒吧街：小而美的可持续夜生活区
日本的夜生活一直以来都很出名，各地有不同的特色。例如位于九州北部的重要港口福冈县博多区，因为中洲和长滨两个地区的夜市聚集了各色烧烤小吃而吸引着大量客流，不仅本地顾客喜爱光顾，其他地区和外国的游客也会特地前来捧场。而被看作首都的东京都市圈则以丰富的夜间娱乐活动著名，夜间餐饮、娱乐文化盛行，并发展出了专门的夜经济区域，比如新宿、涩谷、高円寺等。
东京以前也存在夜市，但在泡沫经济之后，随着城市治理体系日趋严格和租金上涨，街边的大排档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文化祭和提供酒精饮品的餐饮街。
文化祭有很多种，不只在夜间举办，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日，由发起方组织店主入驻统一制作的摊位进行经营活动。这种活动大多选点在适合步行的地方，活动结束后街道会恢复平时的样貌。而本文主要关注的餐饮街则与其他类型的街边商铺一样，散布在东京的各个角落，由于东京远距离通勤和加班文化的原因，这些街道大多集中在车站附近。
东京与上海：小型餐饮酒吧街的不同命运
东京的小型餐饮酒吧街起源于二战后，物资的稀缺催生了黑市，人们开始在黑市中售卖食物和饮料，这就是小型餐饮酒吧街的雏形。这些小型餐饮酒吧街上的店铺可被分为两类，一类在销售食物和酒的同时也会开展违规的陪酒服务，在战后曾被称为小型“零食酒吧（スナック）”，目的是逃避城市治理对酒吧的整治，后来逐渐发展成专注于餐饮销售的餐饮吧。另一类则是现在上海街头也十分常见的居酒屋，不同的是这些居酒屋多为家族经营，有很长的历史，刚开始只销售日本清酒，后来也开始销售食物。
在上海，此类场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土地所有权与警备监控较为模糊的地方，许多酒吧街开始兴起。毫无疑问，无论是东京还是上海，这样的夜生活区域均为社交和休闲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二子玉川站旁的柳小路就是一条依然活跃至今的小型餐饮酒吧街，它是模仿京都新京极附近的一条商业街建造的，并非旅游胜地。这里有45家小型餐馆和酒吧，店面为木质结构，面积均小于30平方米，一些店会设有少数外摆位。
这些店铺均并排坐落在五栋大楼里，两条长巷各两米宽，只能供行人通过。这里狭小和闭塞的特点让大型连锁的居酒屋品牌不会在此处选址，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留了这里原生的特色。
但在2019年，一批开发商有意重新开发柳小路，拆掉曾经的木质结构，这一提议引起了当地社区内积极分子们的反对。社区开始主动组织起多份倡议，以期说服东京都政府停止这一投资提案，并发动社区居民设计自己期待的未来社区，大多数居民都表示希望留住这些餐饮酒吧店铺。
相比之下，上海的同类型街道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巨鹿路作为上海第一个自发形成的酒吧街在2009年前后先后经历整改，它的后继者铜仁路、永福路和永康路等也都在后来的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了。
现任日本上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James Farrer有27年的东亚城市夜生活研究经历，上述关于东京与上海小型餐饮酒吧街的内容便来自他去年刊发的论文。1993年，Farrer初次来到中国求学，想要研究中国的青年文化变迁，由此接触到了与美国和欧洲截然不同、成为“各类人群融汇点”的上海夜生活文化。自此，他便开始了对东亚城市生活的研究。后来，Farrer离开上海来到东京，并开始对比研究东京与上海的夜生活。
他认为，东京与上海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结局，主要原因在于社群属性。首先，东京的酒吧街有固定的本地客源，而上海的酒吧街复兴则主要依靠外国游客和旅游业支撑。这也间接导致了居民对此类街道的态度相异。东京酒吧街附近的居民认为这类街道的存在是东京城市化特征的一部分，也是自己作为城市生活者身份认同中的一部分。而在上海，本地居民更多将酒吧街看作是一种入侵的外来文化，并且会主动因为噪音等问题向执法部门举报，期待酒吧街关停。
中心城市需要各种类型的夜生活区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不过，比起自发形成的夜生活街，近年来大城市中规划的夜生活区愈发常见。与计划开发的夜生活区相比，自发形成的餐饮酒吧一条街的优点不仅在于前文所提到的交流空间，还在于其低廉的租金带来的低消费价格。一般此类街道店铺所处的房屋均相对老旧，店铺租金因此而被牵制，难以轻易上涨，低租金可以直接降低店铺的运营成本，同时也会降低店铺食品饮料的销售价格，从而给更多阶层的顾客提供了“负担得起”的夜间消遣场所。
但是未来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东京，自发形成的餐饮酒吧一条街都会同时面临资本和旅游产业不断扩张的侵扰。此类街道大多分布在较为适合重新开发作为商业中心的地段，因此，如果资本想要对此地重新建设，街道的存续将受到挑战。同时，游客的关注也会破坏这类店铺本身的社群属性，一旦社群属性丧失，这些店铺的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东京夜经济的建设情况，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Farrer进行了专访，邀请他从东京的小型餐饮酒吧街聊起，探讨城市的夜生活建设方案。
澎湃新闻：您认为夜生活对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James Farrer：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夜生活的有趣之处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发生在城市背面的故事，可以呈现城市集体经验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人们过夜生活）不仅是因为其浪漫属性，还因为他们可以从中感受城市的脉搏，人们通过分享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的“集体欢腾”这种公共经验，体验作为城市一员的兴奋感。
我认为夜生活是展示一个人“幕后的自我”的必要空间。与一个严肃的学生、社员或家长的日间形象完全不同，（人们展示的是）更感性、有趣和不太设防的个人形象。这种“幕后的自我”通常需要酒精的帮助才会出现，正因如此酒精是大多数夜生活场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并非基本特征，因为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喝酒。城市生活往往是孤独的，在上海或东京这样社会压力很大的大都市，夜生活为其中不适应城市生活压力的人提供了社群与联系。
我本人不会去二十代年轻人喜爱的涩谷迪厅，也不会去新宿二丁目的同性恋酒吧，但是这些空间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如果想要培育出有活力的夜生活，与其试图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区域，不如始终坚持各个夜生活区域的类型多元化和内容专门化。
澎湃新闻：东京都政府是否尝试过扶持城市夜经济？有没有一些规划的夜经济区域？东京是如何规范和管理夜间经营活动的？
James Farrer：自从东京地区17世纪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首府，这里的夜间经济就一直很繁荣，政府也一直试图在地理上将夜生活区域纳入规划范围并将其固定下来，以形成专门供夜间生活使用的区域，这些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区域基本都分布在城市边缘。从曾经位于东京都台东区的日本第一花柳街吉原，到后来20世纪取代它的新宿和涩谷，都是在东京出现的夜经济区。
但是，传统夜经济区的保留并不代表城市规划者有意支持夜经济，在20世纪末，许多夜经济区的商业因为涉嫌犯罪活动而无人监管。不过，大概在20年前，东京都开始有意识地“清理”城市中主要的夜生活区。通过减少传统的性交易活动，增加对女性、年轻人和外国游客有吸引力的活动来降低犯罪率，新宿歌舞伎町的复兴就是如此，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更新”过的夜生活区，吸引着来自各种背景的公众。
2005年东京的国际旅游业人气高涨，把东京的城市夜生活，尤其是那种带有怀旧元素的“老东京”酒吧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酒吧街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战后的日本是作为黑市出现的，在日语里被称为“横町”。这些密集的小酒吧和餐馆都生存在东京最破、最没人欣赏的城市生活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重新成为了游客和年轻东京人喜爱的地方。
东京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犯罪率很低。不过，夜生活场所确实容易发生喧闹的行为。因此，东京的主要夜生活中心附近总有24小时的警察岗亭，并且装有监控摄像头，警察与夜生活游乐者之间的冲突比较少见。
东京夜生活最棘手的问题是那些非冲突性的、私密性较高的犯罪。比如我们仍然会发现一些酒吧会引诱顾客和外国游客支付过高的账单，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私密性较高的犯罪，比如熟人强奸和在夜店中骚扰女性。不过，目前来看可能在大多数社会，警察都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澎湃新闻：您认为东京目前是否有一些“好的”夜生活区域？是什么成就了它们的“好”？
James Farrer：在我看来，东京最棒的夜生活区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在通勤车站附近的“横町”。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主要顾客群体是下班顺路来这里喝杯酒的男性上班族，但是现在这些小的餐饮酒吧受到了男女老少各类人群的喜爱，从傍晚一直活跃到深夜。
高円寺站附近和吉祥寺站附近的北口站前商店是我最喜欢的两处“横町”，这两处原先都是黑市，所以看起来都有些破败，一些店铺又小又窄，店铺格局不一。这两个地区不仅发展出了成功的商业和有魅力的文化氛围，还在满足本地人和游客的需求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当然，除了这些地方，新宿的歌舞伎町、新宿二丁目这样被作为城市夜生活中心区域的地方同样也在不断的更新中焕发着活力。
澎湃新闻：基于您的研究，东京如“横町”这样的小型餐饮酒吧街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James Farrer：我近来的东京夜生活研究主要关注小型空间，许多地点一般只能容纳6名左右的顾客，面积不到15平方米。因为空间可容纳人数很少，可能最后你会和所有人一起谈天说地。这些夜间空间带给顾客的是一种更加紧密的社群感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更多地建立在常客之间的对话和经验分享上。虽然与夜店不同，但这些空间更容易使城市中的陌生人之间产生更亲密的关系。
一个自发形成的餐饮酒吧街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间的互动，包括本地居民、餐饮酒吧顾客、政府官员、企业主等。一个地区（小型餐饮酒吧聚集的地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夜生活场所聚集的区域，是因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同时认为这里交通便利、有吸引力。便捷的交通和相对较低的租金是吸引这些餐饮酒吧的关键原因，当然，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可能性很低。
但是如果这些餐饮酒吧街想要生存下来，就一定需要依靠政治力量干预和好的运气。因为很多餐饮酒吧街都位于主要的交通枢纽站点附近，如果增加建筑密度，土地会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这就导致很多餐饮酒吧街需要与开发商之间开展博弈以求生存，以防被改造成为崭新的购物中心。
城市规划者必须注意到这些餐饮酒吧街对于城市的价值。即使只是作为吸引游客到来才有的景点，其价值也远远超出占据他们的场馆所产生的收入。
同时，当夜生活区侵占了街区内居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城市规划者也必须准确识别并有所行动。
不过，一旦一个夜生活区形成之后，相反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即迁入夜生活区（或餐饮酒吧街）附近的居民必须理解这里是夜生活区，并对其中顾客的一些习惯作出让步。
新宿二丁目就是一条以LGBT场所闻名的餐饮酒吧街，附近的居民都了解这里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夜生活区，这个社区的生计和活力甚至都依赖于夜生活，所以那里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有餐饮酒吧街的社区。
澎湃新闻：您曾经对比研究过东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中自发形成的酒吧街各自的发展历程，提到两方发展的限制条件，您是否认为上海依然有潜力发展出自发形成的酒吧街？
James Farrer：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上海许多酒吧街都由于噪音和交通问题关门了。但是，过去20年上海市中心的居住密度有所下降，与之前相比，酒吧街与居民共存的可能性实际上会有所增加。
居民和夜生活在上海的一些区域似乎可以共存，大沽路和田子坊就可以被看作是酒吧街可持续发展的例子。如果夜生活不被禁止，噪音可以得到控制，那么更多自发形成的酒吧街是很有可能继续出现的。
以东京为例，这座城市最吸引夜生活顾客的地方是那些有着悠久夜生活历史的地方。放在上海的语境，这可能意味着上海可以考虑复兴一些有历史感的酒吧街，因为这些地方对游客和本地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异国情调。
此外，规模也是一个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的重要内容。上海有太多小型建筑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只适合开展高度商业化夜生活活动的大型建筑。一个充满活力的、自发形成的夜生活区需要规模各异的场所，这其中就包括独立酒吧老板可以负担得起租金并长期经营的小型场所，这些小型场所对于多样化的夜经济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