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与国际关系研究｜从新冠抗疫斗争看生物安全研究的重要性

生物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生物武器长期以来是与核武器、化学武器并列的三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早就于1972年签署，1975年生效，现今有183个缔约国。然而，关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武器或生物安全的研究，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又可以说一直不温不火，甚至没有像核武器或化学武器的研究那样时不时地形成阶段性或局部性的高潮。

究其原因，两个因素可能尤其重要：一是就生物技术本身而言，其隐蔽性和尖端性使跨学科研究和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二是就国际议程而言，由于个别国家长期阻拦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关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学术交流也比较有限。由此，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虽然对生物安全问题有所关注，但其研究深度、厚度和广度恐怕都难以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从国家安全体系和国家战略安全层面看待生物安全问题的要求。

此次新冠抗疫斗争极富冲击性地提出了很多问题，就生物安全研究而言，国际关系学界也许可以重新思考以下视角：

第一，如何突破国际和国内的分野？虽然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已是共识，但国际关系学者受到学科背景和研究专业化的影响，实际上很难也较少主动地参与国内安全体系建设。如何让国际安全研究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更有效的知识供给，也许需要国关学界做出更好的制度性安排。

第二，如何看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斗争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比较柔性的安全问题，比较容易形成国际合作和大国合作，但是，此次新冠疫情作为非常典型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却表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新冠疫情涉及的是生物安全，是有可能与军事安全联系起来的问题。其次，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由于医疗条件有限、物资紧张，有些国家出现了“以邻为壑”的抛弃国际合作的倾向。再者，有些国家甚至有意识地利用新冠疫情达到“污名化”对手、削弱对手的目的。由此可见，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的分野也并不那么清晰了。国关学界在未来研究中也许应该更多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竞争性和斗争性一面。

第三，如何维护小众议题的研究？与国际格局、大国战略这样的议题相比，生物安全问题虽然重要，但实际上仍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议题。在这次疫情过后，有多少关注和资源仍能留在这个比较狭窄的议题上？如果没有持续的投入，怎样保证研究人员，特别是学生，持之以恒地做实、做深这个领域的研究？

总的来说，在此次新冠抗疫斗争中，国家对生物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关学界要做出更加积极、有力的响应。

（本文作者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莼思。原题《从新冠抗疫斗争看生物安全研究的重要性》。组稿单位：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