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劳动｜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在家办公，等于在家失业

2020年初，瘟疫从武汉爆发至今，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转而进入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从“野味肺炎”唤起的对人与动物关系的重思，到历史上各种大型瘟疫留给人类社会的经验；从危机管理的全球合作机制，到被打断的资本流动与劳动者的困境；从各主权国家防疫牵涉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到与瘟疫伴生的种族主义在全球各地的民间社会回潮……在这场瘟疫注定将在我们生命里留下的痛苦记忆之外，我们希望以系统的公共知识生产，搭建一个人文社会向度的讨论空间，以对抗面对灾难时的无力与绝望。《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推出“疫论”系列，尝试理解这场瘟疫暴露出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既有问题，以及它将带来的深远的全球变局。

近日，为缓解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危机和全球供应链上的破坏，美国官方不断升级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最终拨款可达2万亿。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计划，是给每位公民至少一千刀的紧急支票补助。推出这种略带“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色彩的项目，说明疫情所解锁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已经危重到盖过了党派之争。疫情下横扫全球的居家办公社会实验，赋予一部分人探索新工作、学习、生产模式的同时，也让更多行业无法不出行的劳工面临隔离即失业破产的命运。初步调查显示，美国截至3月中旬已有18%的人口因为疫情失业或工作时长减少，这一数字还将随着疫情的深化而上升。疫情打碎的不仅仅是稳定生活秩序的幻象，也注定要促发更深远、长期的工作场所、公众心态和经济模式的裂解和转型。

居家办公中的职业隔离

美国疫情的蔓延，让居家办公和视频会议成为了白领标配，也让低薪服务业的脆弱性在危机前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否可以居家工作，成了进一步撕裂阶层鸿沟的引擎。

与中国在今年一、二月的情况极其类似，美国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行业特别是小型本地企业在三月经历了大崩盘，直接受影响的劳工占到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说健身教练和艺术家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还可以勉强通过网课赚点零花钱，餐饮业雇员却不存在这个选择。在主要城市下达封城令前，很多地区的餐馆和酒吧流量就已经跌到了谷底，大量合同工、小时工被解雇和停薪，绝大部分都没有带薪休假，近一半都没有医疗保险。美国私营部门中，只有30%的低收入职业可以休病假，相比之下高收入职业的这一比率为93%。即使雇员幸运被留用来处理外卖订单，大幅削减的小费也会让大部分服务生无法维持生计。通过虚拟小费罐（Virtual Tipping Jar）给失业的餐厅雇员募捐，是近日美国各地防疫自组织的核心项目之一。以城市为单位，餐馆劳工可以在共享文档上列出自己的基本信息、餐厅名字和电子钱包，接受顾客的打款。

服务业的停摆迅速反映到了失业指标上。过去半个月，几乎所有州的失业补助申请数量都在急剧飙升。在纽约和新泽西，潮水般涌进的失业申请让两地劳工局的网站和热线一度停摆。在俄亥俄州，非必须场所的关闭导致政府两天内收到五万名失业申请，是往年同期的二十多倍，这种烈度早已经超越了2008年金融海啸带来的震荡。失业趋势如此惊人，以至于各州劳工部门在考虑推迟发布最新的数据。

低薪服务业的遭遇，进一步折射出居家办公的例外而非常态性。根据劳工部的统计，全美劳动力即使早就去工业化，目前也只有29%的非农劳工有条件居家办公，而那些没法在家工作的职业基本都集中在受到极大冲击的低薪服务业。居家办公人群的相对高薪、高教育特质，也意味着在种族上的职业隔离，白人和亚裔能够远程办公的比例高过非裔和拉丁裔。由于大量就业于科技工程领域，37%的亚裔可以远程工作，这个比例对非裔和拉丁裔只有20%和16%，而后者私家车拥有率更低，通勤时间更久，对公共交通依赖性更强，因此居家办公特权和接触病毒几率本就呈反比。再者，由于非裔和拉丁裔存款更少甚至很多人负债，即使同样遭遇灾难性失业，他们也会更快陷入绝境。

在疫情发生前，美国全天居家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大约为5%，即800万人。假设疫情让有条件的人全部选择远程办公，也只新覆盖到人口的不足四分之一。一些州强制规定半数以上人口在家办公，对很多人就意味着在家失业。传媒和硅谷所津津乐道的大规模远程办公实验，根本不能代表疫情下美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零工经济的雪崩

对比传统服务业的大规模停薪失业，处在传统雇主雇员结构外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则面临着收入骤降或劳工权益的进一步倒退。主要城市封城后，叫车平台订单基本消失。还在其他城市坚持接单的劳工，由于公司不负责医保和提供医疗防护，不得不自费购买价格翻倍的口罩和手套。餐厅堂食的关闭，也并未反向带动外卖需求的上升：大部分人都在本地超市的大抢购中囤积了足够的余粮。走投无路的餐厅已经要求外卖订餐等平台帮忙售卖礼品卡来维持现金流。

此次疫情危机，几乎所有零工平台的主要应对策略，不是出台补贴劳工的政策，而是增减应用功能和算法规则，来试图改变消费者与劳工的互动模式，这和英国官方笃信的轻推理论（Nudge Theory）和游戏化设计（Gamifi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跑腿平台TaskRabbit降低风险的方式，是直接把顾客的任务取消费用给免除。这虽然可以鼓励有症状的顾客及时取消订单，却让劳工面临白跑单和被恶意销单的风险。Uber和Lyft平台的方式则是粗暴把拼车功能直接拿掉，这降低了乘客间传播病毒的概率，却未必让劳工更安全。由于拼车比单人订单时薪高，为了获得同等的收入，司机必须完成更多的订单才能下班。考虑到上涨的订单需求和手下愿意继续工作的劳工数量不匹配，超市代购服务Instacart直接取消了低评分购物者获取订单的限制，来鼓励平台劳工在疫情期间多接单。零工平台们仅仅通过调整后台代码，就可以声称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3月17日通过的全国性紧急援助法案，强制规定零工经济平台应给予劳工最多14天的带薪病假。但在绝大部分州，网络平台劳工都没有合法的雇员地位。加州今年1月生效的AB5法案将Uber，Lyft和Doordash劳工视为正式雇员，但目前零工平台通过上诉等渠道，纷纷拖延执行这一规定。19日，愤怒的司机在Uber总部门口聚集，抗议公司不提供薪资补偿，这大概是各地宣布封城后的第一次线下集会。即使获得雇员地位的承认，如果减少的收入来自于订单不足、平台规则更改、或者在家照看孩子的义务，劳工也无法获得任何补贴。即使幸运因为感染获得两周带薪病假，由于绝大部分零工雇员要么没有医保，要么加入的计划自付额度很高，在天价账单前薪资补偿也是杯水车薪。

但疫情归根结底，也只是既有并发症的显影器。即使在今年以前，整个零工经济的运行模式都已无法持续，低价便利与保护劳权成为跷跷板的两面不可兼得。算上油费保险等投入成本和等待客户的时间，所有零工平台劳工的实际小时工资都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随着时间推移，零工经济的相对收入也在下滑，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打多份零工才能过活。基于全美27个主要城市的网络零工平台数据显示，从2013年2018年，仅出行平台司机的平均收入就跌了一半以上，在一些城市的跌幅更是超过七八成。由于生活成本高企，小时工资停滞不前，全职工作已经无法维生，大量之前的全职劳工被迫找了别的工作，因此只有换成兼职。出行平台的劳工流动率也高得惊人，2017年一项研究曾估计只有4%的Uber司机工作满一年还在坚持。

即使把小时工资压到最低，赶走大量全职司机和解雇内部程序员，Uber和Lyft还是只能靠一轮又一轮的风投过活，创办至今从未真正在账簿上盈利过。在社会学者、Hustle and Gig作者Alexandrea Ravenelle看来，多以灵活、就业共享共赢为卖点的零工经济，本质上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a movement forward to the past）。

讽刺的是，零工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崛起，本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资本主义自我调适的结果。估值10亿以上的科技独角兽公司们，试图把被主流经济结构甩下的不稳定就业人群吸纳到自己的盈利体系中，一边宣扬自己高效解决就业，为波动型经济带来缓冲区，一边用参与、自主、社区等进步派理念，把经济风险由企业转嫁给劳工。在技术民族志学者Alex Rosenblat看来，零工平台是在把一种较高的职业地位和标签，强行与更低的经济回报、更高的职业风险相捆绑，最终打造出一种类似于用爱发电的自我剥削意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这类困境解决模式，终于在另一场危机的滩涂上土崩瓦解。

疫情与加速的自动化

传统零工经济模式的破产促发的更深远的转型，还在于未来服务业中全面加速的自动化。与全世界机器人发展的核心地带中国相比，美国机器换人的规模本并不大，机器人的密度也远低于日韩。中国的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可以更方便地雇佣科技公司进行AI和大数据开发，隐私保护的不健全也使得面对疫情时，从面部识别到体温枪等各种自动化手段可以无障碍推广到全国。2月，中国浙江也率先采用了无人机来递送医疗物资。虽然制造业中的工业机器人众多，自动化在美国都市空间的入侵速度却并不高，因为城市经济长期依赖大量低薪服务业人口，来保证周边高薪金融科技白领的日常所需。各种服务业和移民工会，也会确保它们旗下的劳工至少有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不会轻易被机器所裁汰。然而，新冠病毒的来袭，无疑改变了企业衡量经济风险的天平，使其进一步意识到都市人员流动的危险和自动化的优势。

为了避免医护感染，美国第一名新冠病例就是由医疗机器人进行隔离治疗，病人通过机器人与治疗医师沟通。尽管社区传播并未因此被阻断，使用机器人的思路可能在未来被大规模效仿。病毒在金属、木制品等表面依然可以存活数小时至数天，但机器人比人类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显然是低多了。除了养几个维护机器的员工，企业也不再需要为机器人突然病倒而担忧。

事实上，美国多数企业面对疫情的举措，从餐饮、银行业的应用交易和免下车服务，到健身领域的家用智能健身器，就已经体现出自动化取代人力的色彩。2月末，亚马逊在疫情严重的西雅图开设了第一家只有清洁工和管理员的全自动结帐超市，顾客的购买由摄像头自动记录和扣款，不需要结帐即可离开，最大程度避免了人群的排队聚集。亚马逊正试图将这项技术卖给其他零售商，让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加速取代目前美国社会尚存的350万收银员。

年轻一代对机器换人接受甚至推崇的态度，也在推着自动化的浪头往前冲刺。以上述自助结帐技术为例，就可以看出不同代际对自动化的支持度呈现极大差异。商业调查公司CivicScience于2018年做过统计，当收银员和自助结帐台均存在的情况下，35岁以下的受访者只有不到四成会选择收银员，而在55岁以上的人里，这个比例却高达四分之三。

刨除老年人学习新技术的陡峭曲线，千禧一代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偏好也在重塑着美国未来工作的前景。传统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预设人们渴望更多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星巴克等美国咖啡店设置店内工作休息区，就是依据普特南式美国公共生活衰落、急需重建公共空间的假设。二十多年后，WeWork抱着同样的哲学在全球城市中扩张，希望新经济下原子化的科技和文创劳工通过在开放空间集体办公交友，重新回归线下沟通和公共生活。甚至SoulCycle这类健身俱乐部也曾打着白领社交而非锻炼的口号。

但年轻一代的选择却打碎了这套理论。他们需要的不是真正的沟通，而是周围有陌生人一起孤独的感觉。比如社会学者David Grazian在调研美国多个WeWork共享办公空间就发现，大部分用户只是为了端着咖啡、抱着电脑在一边独自工作，对空间提供的啤酒畅饮、社交活动不感兴趣。在零工经济下，选择不沟通甚至成为了一种可以单独加价的商品。2019年，Uber推出了新功能“安静模式”，乘客可以让司机不和自己主动说话，但只有单价更贵的Uber Black和Uber Black SUV才能开启。 这完全倒置了整个服务业依赖于情绪劳动加成的逻辑，主动减少而非购买情绪劳动服务成了一般大众更主流的选择。如果普通劳工能够提供的人际沟通都成了负资产，无人驾驶看上去才是更自然的未来。

也许正是因为年轻人群对自动化的高接受度，越来越多的城市消费空间冒出了机器人的身影。早在2017年，创业公司Creator就在旧金山开设了第一家全自动汉堡店。因为节省了人工成本，门店卖的汉堡单价更偏宜。2018年，Cafe X推出了机器人咖啡师，每个机器人每小时可以做一百多杯标准意式咖啡，现在它们在圣何塞和旧金山机场都设置了分店。机器人调酒师虽然还未普及，但已经出现在赌场、邮轮、自动驾驶汽车等处。不出意料，这些高自动化的服务业公司受到疫情冲击较小。Creator针对此次疫情的声明，也反复突出了其自动化流程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特色。

对人工的需求当然不会在短期消失，而只是在不同工作间流转。因为疫情和自动化减少的传统服务业岗位，会逼迫更多人加入更无保障的零工经济大军。Instacart计划在未来三个月招募30万代购员，来替居家办公的人群采购超市物资。消失的零工经济岗位，又会进一步将人从城市空间的前台推向幕后。换言之，在都市空间和其他人直接沟通的工种变得稀有，在电商仓库操纵监督分拣机器人，在电脑屏幕后分析处理软件的职位又会陆续增加。近日，由于网络订单暴增，亚马逊仓储中心新招募了10万人，很多是因为疫情而濒临失业的劳工。与此同时，因为太多的人工审核员轮班休息，各大社交平台的删贴机制均出现故障，对机器自动审核的依赖导致无数帖子和账户被错误封杀。机器依然需要人工来调控，但随着劳工从城市公共空间褪去，剥削也变得更为隐蔽。

目前，美国官方的紧急救助方案与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不像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发放，支票补助只囊括了符合标准的纳税人，按照报税额度确定资格，这虽然针对性排除了高收入群体，却导致因为种种原因不报税的人难以拿到补助。依赖复杂的税务系统也将极大延后支票的发放，导致更多人在补助到款前就资不抵债。在共和党推出的一个前期方案中，低收入群体甚至只能拿到中产一半的补助额。

不像每月按时发放的全民基本收入，美国纳税人的支票补助有且只有一次，总体救助计划也以本年末作为期限。官方依然将当前的疫情比喻为例外状态，而非长期不可逆的总体型质变。然而，即使疫情退散，需求回弹，美国的城市经济也很难再复原成过去的样貌。被取代的服务业劳工只有一部分还会回归岗位，零工经济在不可持续的资本积累模式下也将进一步自嗜。人们对人际沟通和公共空间所自带的风险将有不同以往的预判，这种预期将进一步重塑这个社会工作场所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