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社会｜德国抗疫：疫情“马拉松”与“国家”的回归

新冠疫情在欧洲爆发已有月余，截止3月25日，德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过3万，死亡176例。考虑到德国地处欧盟的地理中心位置，直至3月16日关闭边境以前，都可以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几个欧洲疫情重镇进行“自由的人员交换”，迄今为止，德国交出的这份“作业”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至少不算差。

总理默克尔3月18日的电视讲话获得了巨大成功，多数德国民众都被其感染，参与应对这次“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3月22日，全德宣布采取统一的出行限制措施并配了一套尽量保证居民生活不受影响的便民措施，其中包括而不仅限于：超市的营业时间扩展到周日（因为基督教文化，超市通常情况下周日不开门），目前德国超市里的货物除厕纸以外供应依然充足。与此同时，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德国上下也在反省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宝贵的防疫时间？

如果将问题的答案归结为欧洲国家没有照抄中国“作业”所以没能避免疫情的大规模扩散，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因为这种思路既忽略了当地的实情，也忽略了社会生活的多面性。进行社会危机管理不可能像在医学实验室里那样，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单独检测某个因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除了“控制病毒”以外，还有很多和真实生活有关的忧虑：健康，社会心理，就业，收入，经济的稳定，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等等。是不计其他一切代价控制病毒，还是尽量做到平衡？这是面临新冠疫情的每一个危机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流行病背后的社会危机

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早已不只是一场流行病。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月18日那场著名的电视讲话里所说，这是一次联邦德国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挑战，因为“我们对于规范，对于公共生活，对于社会人际交往的所有想象，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默克尔的讲话背后暗含着一条逻辑：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需要社会共同体的努力来最大限度地规避其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冲击。“流行病”和“社会危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基本上是一个需要科学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流行病”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与“人”关系不大而只是单纯需要被“解决”的对象。而后者验证的是社会肌体应对共同问题的能力以及执政者在危机管理中所侧重的思路。

当一场社会危机来临之时，首当其冲的总是那些并不处在优势地位的人群：工薪阶层，中小企业业主，退休人群，子女尚幼的年轻家庭，等等。这些人构成了社会人员中的大多数，这些人群在危机中尤其需要稳定的社会机制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

3月22日，总理默克尔宣布全德范围内实行隔离和出行限制。这些措施所带来的效果无异于给高速向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划上一个暂停的逗号。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系列措施，争取实现总理讲话中所说的“保护我们的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及减少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损失”。需要说明的是，全德范围内实行隔离和出行限制同公布一系列措施的时间相去不远，这似乎可以部分回答一些质疑者提出的“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措施”的问题。

就从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说起。新冠疫情将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2020年全球生产总值可能下滑1.5个百分点，国际贸易总额下滑3.75个百分点。对于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其国民经济的47%和41%的德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顺便说一句，德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在西方国家里也属前列，可以对比一下法国的数据：出口和进口分别占31%和32%）。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德国今年的经济最高将下滑九个百分点。经济衰退几乎无可避免。

然而，本次经济衰退和历史上传统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又不一样。以往，德国对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多数是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中积聚多年的不平衡体现在金融系统上，银行业普遍的信任丧失又加剧了这个效果。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值缩水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资产。贷款的发放也随之萎缩。这一切导致消费下滑，个人投资大幅“跳水”。而帮助负债过多的公司偿还债务的举措虽为必要，但客观上也往往会减缓经济的复苏。然而，在这样的经验里，只要企业还可以照常生产，供应链本身始终不会受到多少冲击。因此，国家的政策就可以专注在帮助金融系统重回稳定以及刺激消费和投资上。

但疫情将导致的经济问题与普通的经济危机不一样：由隔离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几乎停摆将导致供和求两方面同时出现停滞。尤其是社会服务类行业将受到重创：餐饮，旅游，文化活动。比如，德国著名的汉诺威展会和莱比锡书展就已宣告延期；汉莎航空也已经减少了一半的飞行计划；著名的餐饮连锁企业Vapiano已在上周周末宣告破产。

一向被认为是“小打小闹”的第三产业实际早已成为德国的经济收入和经济生活支柱。以旅游业为例，其2015年创造的营业额占当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9%，比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制造还要多，另外还有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占全德就业人口的6.8%。如果这些产业的企业主不能在“消费寒冬”里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那么他们也就不得不精兵简政，这类产业的雇员就很可能面临裁员。这一部分萎缩是很难通过国家追加订单这样的方式得到补偿的。因此，为了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社会停摆的时间需要尽可能地短，这样才能避免大规模企业破产潮的到来，而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也不致丧失信心。

“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援助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停摆的时间必须尽可能缩短，国家也需要在计划社会停摆的时候作出一些安排。

与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德国奉行的一向是社会市场经济。它在经济的实际操作上要求国家的干预，即国家需要构建既保证市场良好运行，又最大可能地降低过度市场化带来的恶意竞争以及社会不平等等负面后果的规则框架。在意识形态上则认为国家有义务给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经济学家艾哈德提出的，也因其后来在任德国总理期间德国产生了经济奇迹而广为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吕斯托在阐释这种体制的时候援引了著名的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本海姆的“第三种道路”的概念来进行描述：“市场本身即是一个超越经济行为的框架，这个框架受到法律或习俗保护，在这个框架内，无法有计划地做点什么。……但总归还是要有一些能计划的东西，比如社会政策，上帝，我们在这一块需要做的真是太多了。”

可以来看看这次德国计划了什么。

在宣布全国进入至少为期两周的出行限制期后的两天，3月24日，德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援助计划：

首先以紧急情况作为理由，暂停了2009年写入宪法的债务刹车机制。根据该法律，德国联邦的负债率不得高于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35%，其意义在于希望控制国家的整体收入和支出达到大体平衡而毋需负债过多。当然，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打破这个界限。这些紧急情况“超出国家的可控范围并对国家的财政状况造成极大伤害”，而新冠疫情就属于此列。此举是为了大规模举债用于追加联邦财政援助计划的预算。

为了帮助工薪阶层保住工作岗位，政府对企业进一步放开了短时工补助。在诸如疫情危机这类特殊情况下，当企业预计到超过十分之一的员工可能失去工作，可减少其整体雇员工作时间，比如每周工作时间由40个小时减少到20个小时，因此造成“短时工”现象。不够的那部分则由国家提供补助，以此来鼓励企业不裁员。此次预估为“短时工”准备的补助是100.5亿欧元。

对这次危机中非常“容易受伤的”小企业，包括自由职业者和10人以内的小企业，联邦政府准备了500亿欧元补贴。5人以内的小企业一次性补贴9000欧元，10人以内的小企业可申请限度为15000欧元的补助。中型企业组成了德国工业里最重要的下游供应链。雇员为249以内的中型企业可通过几家主要银行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申请贷款。贷款对象为属于政府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每家集团公司申请的贷款数额不得超过其一季度的营业额或18个月的经济需求，最高限度为10亿欧元。对于汉莎航空这类具有“国民经济名片”性质的大型企业，政府开出的“药方”是在需要的时候实行部分有限期国有化以保证资金流通。

联邦与地方的拉锯

处在另外一场拉锯战中的是联邦和地方。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各联邦州除了外交、军事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方面，在其他方面拥有高度自治权。在正常情况里，公共卫生和医疗就属于这些联邦州自治方面。

松散的联邦制给本次抗疫带来了不少优势。比如，和其他中央制的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医疗资源相对分散。这客观上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出现某一地的医疗资源负荷过重的情况。根据德国医师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德国境内已有将近50万张病床，将近3万重症病床和两万台呼吸机。这些病床和呼吸机分散在各处。目前德国的人均床位占有量是欧洲重症区意大利的2.5倍。如果情况恶化，预计还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0%的床位和其他资源。

德国同时是欧洲对新冠肺炎检测量最多的国家，这也得益于地方制。尤其是疫情扩散早期，各州各地方都可以独立进行检测，检测方法也不尽相同：一种是中国国内流行采用的核酸检测，但检测盒造价较为昂贵且所需周期长。另一种是蛋白检测，其检测原理类似于妊娠检查，提取咽部分泌物采样，将其稀释在特定液体里，再以特定试剂检验其蛋白。其弊端是采样只能在咽部进行，而咽部症状多出现于早期。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病毒已经向下扩散到肺部——这是多数病人在第二星期时会有的症状——那么咽部拭剂很可能呈现阴性，与此同时，大面积病毒将在肺部存在却无法得到检测。对于如何检测，联邦卫生部既没有强行规定，也没有把检测权限于为数不多的几家医院。各地诊所，包括一些私人诊所，只要采用了合格的检测方法，都有权对疑似患者进行检测。这大大提高了早期诊断率。

但松散的地方制也有其劣势：首先，由于检测的机构太多，联邦卫生部在早期不能一手掌握全德的具体感染数量。其次，各地在具有自主权的同时也财政独立。这虽然听上去可以减少联邦的压力，但也会减弱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调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早前卫生部长施潘恩只能“建议”取消1000人以上大型集会，而像曼海姆这种举办999人音乐会的行为已经算是“给面子”了。很多市级以及镇级行政单位，除非确实已经遭遇大规模的传染危险，否则很难被说服来遵守这种“建议”，因为他们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1，大型活动会给他们带来实际收益，为了一个“可能的”危险和与自己“八杆子打不着”的“上面的人”的建议置收益于脑后，值得吗？；2，如果贸然取消大型活动的话，已同他们签订合同的活动主办方起诉索赔怎么办？毕竟，他们作为地方行政单位没有那么多钱。

在这一场地方-中央的拉锯战中，风头最劲的除了总理默克尔以外，还有拜仁州州长索德尔和北威州州长拉舍特。索德尔于3月20日宣布拜仁州采取出行限制措施，由此，拜仁成为了德国第一个宣布出行限制的联邦州。3月23日，默克尔与16个联邦州的首脑进行电话会议。在这一场和全德统一措施有关的会议中，联邦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间的矛盾再一次体现出来。16个联邦州里，有12个州希望采取更严厉的出行限制措施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它们是：巴登-符腾堡，柏林，勃兰登堡，不莱梅，汉堡，黑森，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普法尔茨，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和图宾根。而打算同意这12个州的方案的默克尔被索德尔指责为“抄袭”。12个州里疫情最重的北威州也被拜仁指责为“破坏其他州的独立性”。默克尔不得不接受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全德方案版本，而德国此次疫情重镇北威州州长拉舍特则在该版本基础上，宣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

国家集体主义的回归

相较于因“群体免疫”而引起轩然大波的英国，德国实际上更早提出并且执行了该方案。但该方案也是有条件的：在已经无法对病毒传播本身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尽力拉长战线，使每一个单位时间内感染的人数尽可能地少，从而尽可能减少医疗系统和公共管理的压力。

该方案能否理想执行，取决于至少两个因素：一，社会生活可以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二，能在不太晚的时候研发出疫苗。

当然，疫苗的研发也需要科研投入。除了赤裸裸的“砸钱”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比如：社会停摆，怎么保证科研人员作为整体的收入？和科研有关的一系列下游产业链如何得到保障？是不是也需要“短时工”？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了，那么那些家中子女尚幼的科研人员又该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呢？因此，除了技术瓶颈之外，终究还是又要回到国家中长期的“操盘能力”上。

各国首脑的态度，包括3月18日默克尔的电视讲话，已经明确地向民众传递出一种信息：这是一个类似于战争的状态。这个状态会给国民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一向以“社会国家”自居的德国选择的不是在一开始忽视，而是把这些影响算进整体的战略考量中。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长阿特迈尔已经公开说明：“我们无法保证收入。”很明显，德国的战略考量既从涉及面上希望给全社会做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托底，也从时间上不追求短平快，而把这次疫情及其带来的整体后果视为一场马拉松。

首次在公共空间里提出“群体免疫”的德国电台“网红”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教授也在采访中说过，就连科学本身也“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许多灰色区域的”。而在欧洲，强有力的国家又不能以一种绝对威权主义的形式出现，因此它必须也符合一些沟通的要素。诸如短时工措施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对企业的介入等一些列信号传递出的是一个带着援救计划，准备在这场“马拉松”里尽可能给国民撑开保护伞的国家形象。

3月18日默克尔那次史无前例的讲话使反对派也几乎噤声，正是响应了在社会危机期间民众对国家集体主义的一种需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请您严肃对待。”

尽管有一些包括社民党和绿党在内的德国左派人士对诸如禁足隔离等一系列措施持保留意见，但默克尔3月18日讲话后一周的民意调查却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民众对国家干预的支持：95%的人认为出行限制措施是正确的，近60%的人对联邦政府的举措表示满意——即使国家干预意味着对打破规则的人施以更严厉的惩罚，比如北威州的25000欧元罚款。

而本次疫情危机中的德国经验也无疑再次证实了一个已在欧洲大陆上流传已久，却正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被不断减弱乃至抛弃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定领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比如医院，比如科研，比如电台和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