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我在纽约，见证联合国总部大楼如何应对疫情
2020年1月14日，办公邮箱收到了关于武汉疫情的第一条通报，题名“中国武汉市的聚集性肺炎病例”，需要我尽快把这条新闻发给联合国内部员工播报。我所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办公室，有一项职责就是通过联合国员工系统播报全球最新信息。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次以公开形式出现在联合国的内部官网和邮箱中。文中主要提醒大家如果近期接触有过武汉旅行史的人员要多加小心，勤洗手，注重公共卫生。当时，全球舆论对于这个新型病毒还处于观望状态。
1月17日午饭后，我的手机弹出一条非常醒目的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表示，即日起美国的3个机场——旧金山国际机场（SFO）、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JFK）和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将对从中国武汉直飞或转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进行入境公共卫生检查，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
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
1月20日，国内官方公布的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激增。短短四天后，我再次收到以紧急警示消息的形式，向所有员工发出旅行和卫生提示的邮件。我直接勾选了消息可以抵达的所有职员包括联合国各地维和部队的选项，并给后台发了句“万分感谢”。
从1月22日开始，我们在日内瓦的同事就不断传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消息——WHO即将召开一场紧急会议讨论新冠疫情。连续两天日内瓦的紧急会议，达成新冠病毒并未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见。紧接着，武汉大学毕业的同事开始向中国职员的国际组织群里求援抗疫物资。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同事和我说起大家的自发行为，“虽然身在海外，但我们要向外国同事表明，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防疫战”。从那天开始，中国同事们开始讨论如何寄口罩回国，如何成立志愿者小队，也有人自发成立翻译小组，把疫情防控事项翻译成英文、法文在欧洲等地传播。此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场疫情在后来会席卷整个欧洲，甚至WHO总部所在地瑞士也难逃此运。
正月初三（1月27日），我们办公室入职一个曾在医院工作的新同事，主攻公共卫生。她很快被安排负责新冠疫情的数据收集等相关工作。午餐时间，每一个同事都开始问我中国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中国危机，成为大家必谈话题。我和同事们说，一定要有信心，中国一定可以战胜这次挑战。
尚无定论的问题
1月28日，白宫考虑取消中美之间所有航班。白宫已经在1月28日告知美国多家航空公司高管，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考虑取消中美间所有航班。这大概是美国患病数字大幅度增长前，我们对中美两国疫情悬殊的最直观判断。
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总部大楼举办了联合国75周年启动对话，来自全球青年共同探讨人类未来发展。开场古秘书长向我们发问，“你认为，到联合国成立100年，2045年，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多数人立刻举起了手。“觉得世界会更糟糕的请举手”，人少了许多，有些人又把举起的手放下来。“觉得世界会和今天一样的呢？”举手者寥寥无几。古特雷斯秘书长说“大家是不是都太乐观了”，全场都笑了。
彼时，国内疫情进展消息不断传来，日内瓦也在1月30日再次召开会议。我们非常关注这场会议。日内瓦的同事对我们说，“看到核心专家已经离场了”，心里顿时忐忑不已。每个人都对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突发卫生事件”感到有些紧张。最后，此次疫情还是被列入其中。
2月4日，负责公共卫生的同事开始制作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其中包括中国确诊数字、全球确诊数字，联合国在中国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开始进行N95口罩、洗手液的储备工作。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个月之后，这些储备物都会在大楼里见到。也是从那时起，戴口罩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尽显。联合国的宣传资料开篇就指出：“在疫区外如果没有症状，就不需要佩戴口罩，请把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医护人员和其他高危人群”。同事把宣传海报做好之后，我则在内部广播系统把它发送给所有联合国员工。
2月的最后一周，工作邮箱里挤满了要播报的旅行提示，联合国开始极力不建议员工前往多个疫区。2月29日，我在笔记本里写道，“从中国病了，变成世界病了。昨夜梦里有马六甲海峡，大概昨天对着缅甸同事地球仪上祖国的方向看了很久吧。联合国可持续目标上全球变暖、公共卫生……每一条都亟待解决，可能人类的脚步太快了。”《华盛顿邮报》推送的消息里说，美国疾控中心2月初所发的检测仪器中，包含了一个错误部件，所以全美境内至今只有十几个州及地方实验室能完成病毒检测。截至2月26日，美国疾控中心仅完成了445个新冠病毒检测。
3月2日，纽约的病例数字开始上升，办公室里开始讨论消毒产品的脱销以及为什么市民不参与检测。美国新冠肺炎检测费3600美元，所以很多人担心高额账单而不去检测。不过，当天下午，纽约宣布免费进行新冠检测。
进入紧急状态后的联合国
3月5日一上班，拿到了本月的工作日程，打开日程表：一个月的新冠会议。
好像一夜之间形势严峻。联合国所有高级别会议全部取消。老板把笔尖点到柏林大型会议，同事们说“德国这时候没人敢去”，而在美国的一个学者大会，也相应取消了。作为妇女节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嗯，这个妇女节活动明天赶紧办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竟然是在远程办公之前，联合国举办的最后一场盛大活动。
第二天中午吃完饭，在办公室见到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无数记者聚集在这里。这应该是疫情结束以前，联合国大楼最后一次人员密集之景。那个周末，纽约开启了夏令时，天气晴好，但所有的新闻标题都让人紧张。
在纽约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第一个工作日，3月9日考虑远程办公的消息发布。从这天开始，我也选择了步行上班，发现步行的人和跑出健身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路上经过的人和旁边人说了一句：“I am thinking of a future”（我在思考未来）。此时，连每周都不会改期的员工健身冥想俱乐部也宣布不再举办。
3月10日（周二），尽管上班的人变少，交通工具如常。上午十点，联合国大楼里的参观客第一次少到只有10来个人。下午，联合国游客中心宣告关闭。大家都齐声道“早该这样了！”最近经过安检走进大楼后总是提心吊胆，因为每看到一个新的旅行团，都会担心其来源地，越来越多的员工在入口处挤出洗手液泡沫，算是给自己添几分安心。这天晚上，有关疫情的办公室会议从下午5点一直开到7点30分，高层们大门紧闭商讨接下来的事宜。9点30分，果然收到关于整个联合国大楼开始考虑员工居家办公的安排。此时，突然想起了一个礼拜前突然关闭的一些软件运用，也就是说，IT团队已经为重启应用的这一天准备了许久。
在家办公：空荡荡的总部大楼
3月11日（周三），选择在家办公的第一天，收到了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电话。自报家门后才知道原来是国内问我近况，信息要上报回去，给远在海外的游子增了几分安定之心。
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影响很多美国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安排。从3月9日开始，歌剧迷们开始不断往群里抛售早已买好的门票，3月10日，据百老汇新闻报道，将以50美金的价格甩卖多数知名剧目的余票。也是这天，一位戏迷干脆戴着口罩去看戏，吓得演出中途就有不少人离开。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一份纽约小报的标题：受疫情影响新冠疫情会议取消。纽约市区外北部的一个富人区的部分地带开始进入半隔离模式，除超市正常营业之外，其他公共区域全部关门。
3月12日（周四），按照排班表我回到了办公室，连安检的机器都被消毒过了。香港同事赠了我几个口罩，如获至宝。一个月前办公室采购的免洗洗手液已经安装在了进出口处和每一个楼层。平常总是被拉出来遛弯训练的联合国警犬全然没了踪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空荡荡的联合国大楼，走进电梯间，也只有我一个人。食堂里显著标示提醒，不允许自助式取餐，必须由工作人员打饭。本计划不再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大楼破天荒给每个人准备了木质一次性刀叉。
从3月12日始，纽约所有500人以上的集会都被取消，当然也包括大都会歌剧院、卡内基音乐厅以及各类博物馆。而不远处的华盛顿，美国国会开始闭门歇业，无限期不接待游客。
下班时，得知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中的一位外交官检测出阳性，随之而来的就是邮箱里不断增加的新消息。晚上11点33分，我的上司——联合国副秘书长，在深夜里依然给大楼里的全体员工解答最关切的问题。
3月13日（周五），纽约第一大道完全没有了往日熙熙攘攘的车辆，走在熟悉的第一和第二大道上，超市里人潮涌动，人们捧着纸箱子像批发一样购买着生活用品。没有人戴口罩，我不敢探身进去，透过玻璃窗看着里面的疯狂，洗手液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往前再走几步，肉店前排着长队。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未知，没有人知道这次危机什么时候会过去。
当天，古特雷斯先生给我们发了一封长信，结尾是“我们向你表示大力声援。我们需要共同应对，我们一定会共克时艰。”2020年全体员工开启远程办公，时间一个月，但没有人觉得轻松。我们的工作将在不同的地点、使用不同的技术来完成。总部工作人员将继续为在实地的办事处和特派团，以及政府间进程提供关键支持。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中国的抗疫行动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在我周围，来自全世界的同事，最初与我表达了诸多的不解和困惑，但到后期，他们知道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好，并对中国的各项举措产生了更深的思考。在我们开启远程办公的前一天，我的几位同事都和我说，“你们做得不错，真的控制住了”。
截至美东时间3月24日15时，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纽约州已经有25665人确诊。
（作者胡启元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2019年12月起国家公派赴联合国总部实习。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