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关系：权利感是今天出轨和离婚呈指数级上升的原因

【编者按】

出轨，足以毁灭夫妻、情侣之间美好关系的行为，却为何如此普遍？我们该如何理解出轨？人为什么会出轨？为什么即使看上去幸福的婚姻也难以幸免？婚外情为何伤害如此之深？每当我们说“出轨”时，我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是否存在绝对不会发生婚外情的婚姻？对婚姻抱有浪漫期待，会否反而导致我们容易背叛伴侣？

在婚恋心理咨询师埃丝特·佩瑞尔（Esther Perel）看来，通过透视出轨现象能让我们对现代婚恋关系所学甚多——认识到我们在期望什么，想要什么，觉得自己应当得到什么。在《危险关系》一书中作者描述了多个真实故事，并从心理与文化分析入手，多角度探讨犯禁之爱，试图让我们对错综复杂的爱情与渴望有所洞悉，“窥见人类心中的裂缝”。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三章，由澎湃新闻经青豆书坊授权发布。

当代爱情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实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想要和配偶发生性关系，不仅是因为我们想有六个孩子在农场干活，也不是因为这是一项分配给我们的家务。不，我们想要性只是因为我们想要。我们的性根植于欲望，是我们自由的选择，甚至是我们对自己主权的表达。

在《亲密关系的转变》中，安东尼·吉登斯解释道，当性与生殖繁衍分离时，性不再仅仅是我们的生物学属性，还是我们身份的标志。我们的性行为已经远离了自然界，成为我们一生中不断对其定义和重新定义的“自我的属性”。它是我们的一种表达，而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角落里，性是一项与我们的个性、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有关的人权。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性福”，它已经成为我们新的亲密观念的支柱。

亲密关系在现代婚姻里的中心地位不容置疑。在传统世界里，亲密关系指的是在日常生活变迁中产生的伙伴关系和情谊——一起在田间劳动，养育孩子，共同面对失去、疾病和苦难。男人和女人都更有可能在同性关系中找到友谊和依靠。男人因工作和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女人因做母亲和借面粉而联系在一起。

现代世界运转得越来越快。家庭往往是分散的，兄弟姐妹四散在不同的大陆，为了新工作我们往往举家搬迁，像植物一样移植别处。我们有数百个虚拟“朋友”，却找不到人来替我们喂猫。我们比祖父母更自由，但也更孤立。在我们对安全港湾不顾一切的寻找中，我们要停靠在哪里？婚姻的亲密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日益原子化的解毒剂。

亲密是“看见我”（into-me-see）。我将与你交谈，我的爱人，我将与你分享我最珍贵的宝藏，它们不再是我的嫁妆和我孕育的果实，而是我的希望、我的抱负、我的恐惧、我的渴望和我的感觉，换句话说，是我的内心生活。而你，我的爱人，会与我眼神交流。我毫无保留地裸露我的灵魂。我需要感受你的同情和认可。我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一枚婚戒的统治之下

我们对婚姻的期望从未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如同史诗一般。我们仍然想拥有传统家庭所能提供的一切——安全、孩子、财产和尊严——但现在，我们还想要我们的伴侣爱我们，渴望我们，对我们感兴趣。我们应该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值得信赖的知己以及充满激情的爱人。人类的想象力已经召唤出一座新的奥林匹斯山：两人之间拥有无条件的爱，既相互亲密又令人神迷，还有心旌摇荡的性，而且是长久地、只和对方在一起。此外，这种长期关系还会越来越长。

结婚戒指圈起来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理想。我们希望我们选择的人能提供稳定、安全、可预测性和可依靠性——所有的锚定体验。但我们又希望同一个人能带来惊奇、神秘、冒险和危险。给我安慰，也给我刺激；给我熟悉感，也给我新奇感；给我持续的关爱，也给我意外的惊喜——今天的恋人们试图把永远对立的欲望带到婚姻的同一个屋檐下。

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正如荣格学派分析家罗伯特·约翰逊所写，浪漫爱情已经成为“西方心灵中最大的能量系统。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取代了宗教，成为男男女女寻求意义、超越、完整性和狂喜的舞台”。在我们寻找“灵魂伴侣”的过程中，我们把精神和关系混为一谈，仿佛它们是一回事。我们渴望在世俗的爱中体验到过去只能在神圣殿堂里找到的爱。当我们给配偶戴上神圣的光环，期望对方把我们从世俗生活提升至崇高之境，如约翰逊所说，我们制造了一种“两种神圣之爱的世俗混乱”，深深的失望在所难免。

我们不仅有无尽的需求，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快乐，曾经那是留给来世的。我们把天堂带到了人间，让所有人都触手可及。幸福现在不再仅仅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使命。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给予我们过去整个村子提供的东西，而我们的寿命是原来的两倍。对于两个人的结合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很多婚礼上，充满幻想的梦想家背诵着一张誓言清单，发誓要成为彼此的一切，从灵魂伴侣到爱人，再到导师和治疗师。“我保证永远做你忠诚的粉丝，你最吃苦耐劳的伴侣，与你同甘共苦，在你失望的时候给你安慰。”新郎的声音颤抖着。新娘眼含热泪地回答：“我保证忠诚，尊重你，自立自强，不仅会在你成功时为你庆祝，也会在你失败时更加爱你。”她还微笑着补充，“我保证永远不穿高跟鞋，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矮了。”他们的宣言是真挚爱情的箴言。但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安排啊。他们许下的承诺越多，我就越想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度过蜜月（当然，也有不那么梦幻的时刻，今天的新婚夫妇都清楚婚姻的脆弱性，因此在诗意的誓言之前会有乏味的婚前协议）。

我们把曾在婚姻之外寻找的一切带入了婚姻之中——浪漫爱情的深情凝视、无拘无束的性的放纵、自由与承诺的完美平衡。但在如此幸福的伴侣关系中，为什么我们还会迷路？两性关系的演变让我们认为不忠不应该再发生，因为所有的原因都被排除了。

然而，它仍然存在。尽管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不愿承认，基于性吸引和爱情的婚姻，往往比基于物质动机的婚姻更脆弱（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稳定的婚姻更幸福），它们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人类内心变幻莫测和背叛的伤害。

我在工作中接触的男男女女，在爱情和幸福上的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在残酷的命运转折中，由此产生的权利感正是今天出轨和离婚呈指数级上升的原因。曾经人们不忠，是因为婚姻不应该传递爱和激情；今天人们不忠，是因为婚姻没能带来它所承诺的爱、激情和一心一意的关注。

每天在办公室里，我都会遇到现代婚姻观念的消费者。他们购买了婚姻这个产品，把它带回家，发现里面少了几个部件。于是，他们来到修理店修理它，好让它看起来更像包装上的东西。他们把对关系的渴望当作一份礼物——既是他们想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当浪漫理想与不浪漫的现实不一致时，他们就会感到沮丧。毫不奇怪，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醒来后，会汇集起越来越多的、充满幻灭的人群。

爱情消费主义

“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段婚姻不再适合我了。”“这不是我签的那份协议。”这些是我在讲座上经常听到的感叹。正如心理学家、作家威廉·多尔蒂观察到的，这种说法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个人利益、低成本、权利和避险”——应用到浪漫关系中。“我们仍然相信承诺，”他写道，“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大声音告诉我们，如果在婚姻中我们满足于接受那些低于我们认为需要的和应得的，我们就是大傻瓜。”

在我们这个消费社会中，新奇才是关键。物品的可淘汰是预先设计好的，这样才能确保人们想要替换它们的欲望。对伴侣来说也不例外。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中，这种文化不断地用更好、更年轻、更活泼的东西来吸引我们。因此，我们不再是因为不快乐而离婚，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们想要更快乐。

我们已经把即时满足和不停变化视为自己的特权。前几代人被教导，生活需要牺牲。“你不能总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句话半个世纪前是有道理的，但是35 岁以下的人谁会对它产生共鸣？我们顽固地拒绝挫折。难怪一夫一妻制的约束会引起恐慌。在一个可以无限选择的世界，我们正与所谓的“信息强迫症”做斗争——害怕错过重要信息。它驱使着所谓的“享乐跑步机”，无休止地搜索着更好的东西。而一旦得到了想要的，我们的期望和欲望又会上升，最终我们将不再感到快乐。刷屏文化（swiping culture）以无限的可能性吸引着我们，但也产生了微妙的暴政。总是意识到拥有现成的可替代方案，带来的是不利的比较，削弱了承诺，也阻碍我们享受当下。

伴侣关系从生产经济转向体验经济，反映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转变。正如哲学家阿兰·德波顿所言，婚姻“从一种制度转变为一种情感的投注，从外部认可的仪式转变为对情感内在动机的反应”。对许多人来说，爱不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名词，用来描述持续的热情、迷恋和欲望。夫妻关系的质量现在等同于体验的质量。如果我们感到无聊，稳定的家庭、丰厚的收入和乖巧的孩子又有什么用处？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激励我们、改变我们。它们的价值乃至它们的寿命，都取决于它们如何继续很好地满足我们对体验的渴望。

正是这些新的特权推动了当代的出轨故事。不是我们的欲望在今天有所不同，而是我们觉得自己值得——实际上，是有义务——去追求它们。我们现在的主要职责是对自己负责——即使以牺牲我们所爱的人为代价。潘蜜拉·杜克曼指出：“我们对个人幸福的高期望让我们更容易出轨。毕竟，如果出轨可以让自己获得满足，我们不是应该拥有这种权利吗？”当自我及其感觉成为中心时，古老的欲望迷途的故事便增加了一种新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