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联盟意识、认同：从慕安会看“西方”到底缺失了什么

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已于2月16日在德国慕尼黑落幕。本届慕安会发布的主题报告提出“西方缺失”（Westlessness）一词近日引起热议。报告认为，“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西方’了，更重要的是整个西方或许也将变得不那么‘西方’”。作为向来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议事堂”，大会对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的这一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坚持“美国优先”不顾盟友利益的背景下，其盟友在探索替代选项（Alternatives）。“西方”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威胁与挑战更多来自“大西方”内部而非外部。法、德对欧洲和国际事务领导地位的追求和实现备受关注和期待。但是，不管是谁最终在地缘政治之争中占得先机，若要在现有国际多边秩序中确定自身定位，仍然需要回归本质，即首先在国民身份和国家身份间找到并保持平衡。

衰落的优越感与上升的不安全感

“西方的衰落”，衰落的是随着国际自由秩序的建立而形成的优越感，而长期以来被固化的优势群体压制而在相关普通民众阶层出现的不安全感却在上升，这反映了制度上根本的缺失，即对社会“非固化优势群体”的顾及和认同。就如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言，“人类不仅受物质利益驱使，也需要其他事物和力量的激励，即尊重和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达，但贫富差距明显，阶级意识强烈，其制度保证每一位公民的投票权，却并不能将“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现实化。

美、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近年来正经历着传统西方经济社会特征“褪色”的阶段。过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由极少数所谓精英阶层决策，公民在少数却仍可预见的选项中投票，对决策者和其政策表示认可。如今，不仅投票选项难以预料，公民手中的选票也并非代表对决策者的信任和对政策的认可，而是对原有选项失去信任后的“别无选择”，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地区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无可奈何”。

于是民粹主义将特朗普推向了美国总统之位，特朗普又加固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力量存在。民族民粹主义的上升推动并实现了英国脱欧。本与政治无关的“黄背心”运动在持续发酵后对法国政治形成挑战。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异军突起，在当前德国内政治中活跃程度有增无减。

“去西方”褪去的是长期以来由少数精英阶层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塑造的传统社会结构。利益和身份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正通过加强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在不安全感中追求安全感，这已成为当前时代西方主要国家的新惯性特征。

褪去的联盟意识：国家利益VS共同利益

“西方的衰落”，衰落的也是随着“美国优先”的提出而降低的联盟意识。慕安会主席伊申格尔在报告序言中点到“世界正在增多的危机和挑战需要协同而作的西方回应”。“协同”是西方联盟体系稳固的基本要求，对安全的追求是联盟体系存在的根本原因。西方国际安全政策保障的是盟友间共同安全，维护的是盟友间共同利益，西方联盟的安全政策是评估联盟团结性和凝聚力的关键要素。

美国叙述中的“国家安全”是基于对外部威胁的识别，即美国话语中的“敌人”。这在历任总统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均有体现。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均成为威胁的来源。无论是俄罗斯、伊朗等国，还是基地组织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被美国视作威胁。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在这点上也是如此。

在各自标志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如伊拉克战争及“亚太再平衡”战略，虽也是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量，但二者是协同其盟友以力量存在的方式输出西方价值和影响。而特朗普秉持的“现实主义”是基于“脱离”战略，其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即将“保护国土安全”、“推进美国繁荣”、“用力量保护和平”、及“提高美国影响力”同时定为重大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安全战略支柱，以及“美国优先”承诺的基础。从叙利亚撤军计划，到退出伊核协议，再至暗杀伊朗高级军官苏莱曼尼等一系列单边行动，都意味着特朗普和其盟友在定位“威胁”和“敌人”及制定安全手段上不再具有协同性，不再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更令西方担忧的是，即使法、德两国被认为是美国之外的联盟领导力的理想选项，也出现了“非协同性”，如在对俄罗斯立场等关键战略问题上。

“去西方”褪去的是传统西方联盟的共同意识，就如马克龙在去年北约峰会前夕所提出的“北约脑死亡”之说一般，也如慕安会开幕式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指出的美国“拒绝国际社会的概念，且行事以牺牲邻国和伙伴利益为代价”，更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慕安会听到批评后仍骄傲自得，认为“西方正在取得胜利，美国在维护欧洲安全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各国对安全的追求始终如一，这在其具有共生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是根本的。但是对于各自在联盟内外的身份角色的重新认识和追求，将是西方各国在当前国际安全和战略环境的既定状态。

“去西方”时代的“西方认同”

西方所面临的“衰落”归根结底是认同的缺失，既是国家对部分阶层公民利益和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民粹民族主义抬头；也是西方传统安全联盟对“共同意识”的缺失，导致在对外安全政策上难以相向而行，协同而作。看似无关的两个层面的认同需求其实互联相通，相互影响。

在因互联网发展而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对利益和身份认同的追求是跨国界的。但当代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翼代表的利益和身份追求，西方国民因不安全感而产生的对认同感的追求仍然根植于西方联盟国家，从而促使各国明确自身在联盟和国际社会的身份以满足国民和国家利益，进而保留历史上因不安全感而产生的对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进一步加强对“大西方”国民身份的认同。

当前因单边主义、民粹民族主义抬头而引起的“去西方”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是暂时的。西方国家及其国民终将意识到，国民身份和国家身份的认同无法剥离，国家和国民间的互相身份认同，盟国间的互相身份认同，是追求共同安全，共同利益的基本前提。此届慕安会看到的是西方“家庭成员”的貌合神离，但只要大部分西方国家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秩序，为国际安全环境做出积极贡献，“西方认同”仍将是有效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者系联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