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丨如何避免疫情在农村集中爆发

黄佳鹏
2020-02-13 15:57
来源:澎湃新闻

疫情现状:“一出出一窝”

截至2020年2月12日零时,江西省总确诊新冠肺炎患者844例,其中上饶市116例,仅次于省会南昌(204例),与新余(117例)基本持平,显然已成为省内相当严重的疫区。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在的家乡鄱阳县则被称为上饶的“武汉”,截至同一时间确诊数高达57例,约占整个上饶市的一半,详细数据见下表:

表1 上饶市确诊病例分布一览表 (截至2020年2月12日零时)

上表直接展现了鄱阳县的严重疫情,尤其是与隔壁余干县相比,两县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相似,外出务工选择基本都以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为主,并不存在本县比其他县更多输往湖北的倾向,但确诊数以及病毒防控结果却大相径庭,由此,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面对同等输入性程度的病毒,不同地域的防控结果相差巨大?为何会集中在鄱阳县爆发,这种集中性程度在县内各乡镇之间也得以呈现,即,疫情只在少数几个乡镇爆发,甚至个别乡镇、个别村社成为集中爆发点,最终出现的是“一出出一窝”的疫情现状,这从表2县内各乡镇确诊统计中得以再次印证:

表2 鄱阳县确诊乡镇及其集中村社一览表(截至2020年2月12日零时)

整个鄱阳县辖1个街道办事处、14个镇、15个乡,但上表表明,此次肺炎仅在10个乡镇和1个街道地区集中爆发,而除去县城所在的鄱阳镇和饶州街道(由于位于城区、商品房居住格局,导致人员居住分散)外,可知此次疫情尤其集中在谢家滩、四十里街、莲湖等少数非城区乡镇,而在每个集中爆发的乡镇均呈现出集中于其中某个村社,是一种“病毒集中”分布样态,例如,最为典型的是莲湖乡的所有确诊者均在毛家村,其他乡镇也是如此,均集中于某一村社。由于病毒的“狡诈”和长潜伏期,如何狙击病毒在基层村社范围内的进一步扩散,避免造成更大的后果,值得深入探讨。本质上而言,病毒在个别地区的成“窝式”爆发背后指向的是地方治理能力和城乡防控方式的差异。笔者的家乡正是疫情严重的鄱阳县,下面就自己的观察和访谈做一简单的分析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针对性对策。

防控模式:由“内紧外松”到“外紧内松”

对于湖北之外的地区,最主要的防控工作是阻止“输入性病毒”蔓延,最重要的就是阻挡、狙击,关键是要一开始尽最大努力阻止潜在外来病毒携带人员进入本辖区,这对湖北外各省市而言是“根本性”举措。问题在于,其一,人口跨区域流动在春节期间不可避免,回家过年理所应当,不可能不让人口流入本辖区,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来自湖北地区或与确诊者密切接触者,这些潜在人员在潜伏期内“顺利”流回户籍所在村社过春节;其二,各基层政府和村组反应速度不一样,面对同样的局势,有些地方基层能够第一时间做出“硬核防控”,有些一开始甚至处于观望状态,对疫情的认识不够,或者说在执行力方面并没有足够落实。

笔者所在的鄱阳县在1月30日24时就已确诊2例,但并未及时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各乡镇之间、出入高速路口均相对自由,直到第二天才在高速出口设置体温检测站,负责来往人员的体温测量,但这实际上并不能有效排查来往人员是否携带病毒,因为即使当时体温正常也不能表明该人员是完全“安全”人员,因此,这一时期本质上还是允许外部各地区人员流动的,因而从外部看是相对宽松的对策。

与此同时,各村社内部却早早进行了宣传、动员、排查等工作。笔者所在的自然村,自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当天就有包组村干部入组鸣锣宣传,让村民警醒不要乱串门,更不能串村。总体而言,前期的防控模式可概括为“内紧外松”,每个村社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互动,但是由于外出流动依然是相对宽松的,因而每个村的村民都能够借着购物、走访、看病等理由直接外出县城或其它地区,进而增加了从县城等外部地区将潜在病毒输入本村社的风险,这是前期“外松”防控措施埋下的隐患。直到2月2日全县新增5例、3日新增10例、4日新增10例、5日新增7例等一系列爆发式连续高数额确诊病例出现后,整个县的防控模式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全面停工停学,全面实施交通管制,整个县城区、各乡镇、村组之间范围内的人员流动被“掐断”,但各村社范围内依然随处可见打麻将、串门、不戴口罩等行为,村干部没办法深入各村社进行管控,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架设障碍物和安排人员轮值,以防止其他村社的人员流入本村社,这一系列的防控措施本质上是“外紧内松”。

正因为防控模式从“内紧外松”到“外紧内松”,导致前期外部性输入的潜在感染者回到所在村社后,由于外部管控的加强而无法再次流出,这些曾经去过其他地区的人员就是潜在的病毒传播源,一旦确诊,就成为“行动的传播者”,加上后期对外部流出的严格管控,这些潜在病毒携带者被困在所在村社,在前期并不知道自己是病毒携带者的情况下,把自己当作普通的感冒人员,在家庭内部和村组内“肆意”打牌、攀谈及参与其它活动,导致他们的家人和所在村社的村民极易成为感染者,正如表2中的毛家村的所有确诊者之中,起因都是某个人在外接触了确诊者而又返回所在村继续传播,最终整个毛家村被强制隔离。问题在于,还有很多潜在的病毒携带者隐藏在各村社内部,如何尽快进行排查并做好隔离应成为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换言之,如何避免出现更多的“毛家村”,不能仅仅依靠“外紧”的防控措施,更要在此基础上倾向“内紧”,加大对各村社的排查力度。

全面动员,构筑村社整体防控网

目前全县的确诊人数依然在上升,拐点远远还未到来,已确诊的基层村社依然可能会增加,还未出现确诊者的基层地区也面临可能出现新的确诊者风险,因此,最关键的是继续排查各村社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在严格控制外部人员流动的基础上,更需要深入各村社,在防控结构、资源组合、防控人员配备等方面做出调整,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防控结构。从正式力量来看,在各基层乡镇范围内建立“派出所+村组干部”的防控网,而非正式力量则可依靠“党员+社会精英”,两者需要实现有力衔接。就笔者所在的乡镇而言,目前虽然还未出现确诊者,但据笔者观察和线上访谈,各村社内聚集性活动依然和往常无异,甚至由于无法外出而比往常更甚,以打麻将、“斗牛”等带有赌博性活动为例,往往吸引众多村民围观,而此类活动往年到了元宵前后都会逐渐减少,但今年的情况特殊,大家都被“困”村内,直到笔者撰写此文时所在村内依然还有四桌麻将、两桌扑克牌以及其他不明了的集体性攀谈,可以说,一个全村仅有20户的村民基本都被卷入了集体性活动之中,大家都以此为乐,不戴口罩,盲目乐观、侥幸生存。这种现状恰恰存在极大的风险,万一有村民还未过潜伏期怎么办?那全村都要感染。

这表明现有的防控体系在村社存在极大短板,亟需加强。一方面,村社干部、党员以及社会精英需要进一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正式力量如派出所的合作。对于村组干部、村内党员和社会精英而言,由于与村民朝夕相处,几乎不可能直接做出砸坏麻将机等破坏性行为,毕竟村社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但可以转移矛盾,由这些村内精英发现、识别相关问题,例如甄别身体异常者、劝解聚集性活动,而对那些明确不听劝导的村民可直接联系当地派出所,由派出所强制执法,这既可以进一步加强村民防疫的重视程度,也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典型效果。

第二,建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云监督”机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在农村的普及已然成熟,这个成为基层监督与排查疫情的补充力量。不管是村组干部还是村社内的既有精英,都无法一一面对数量庞大的排查对象,线上监督与排查就是一个可借鉴的实践机制。如今各类微信群非常发达,各村社可在原有微信群的基础上扩大,既要有涵盖全村社的总群,也要有与各小组相衔接的小群,因而需要丰富和细化以微信群为代表的线上监督与排查方式。这种监督排查方式可获取性强、成本低,能够适应多层次年龄群体,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监督覆盖面。此外,线上排查与监督能够更迅速实现可疑人员的上报,降低潜在传播风险,而且这种监督与排查机制的“匿名”程度更强,有效化解了熟人社会内部碍于面子不愿上报的现实处境,因而称之为“云监督”。云监督可有效和线下排查相结合,最大化弥补一线防控人员力量的不足。

第三,构筑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家庭防疫”堡垒。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居家生活的单元,更是有效阻击疫情扩散蔓延的最小“块链”,这意味着我们要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就必须打好家庭防疫的保卫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挥每个家庭年轻人的优势。由于全面交通管制和停工停学,大量春节返乡青年滞留在村社。因此,需要注重调动这些青年人的防控优势,例如组织动员他们轮流把守各村社关口、劝说自家成员不要随意串门和聚集,同时也可以发挥他们知识更新快、把控当前防控形势准确并积极辟谣等功效,这样的动员不仅能够切实充实基层一线防控力量,而且为每个家庭注入积极正向的心理能量,并科学有效阻止潜在病毒散播。相反,如果这些青年人没有被有效组织动员,则会聚集打牌、集会、攀谈甚至引发其他群体性事件,这些都需要基层治理主体极力重视。

只有全面动员,才能构筑农村村社的整体性防控网络,最终要实现的是深入群众、动员群众、激发群众参与疫情排查和防控,将此次病毒防控战打成人民保卫战。由此,才能在避免已有确诊病例的村社不会继续蔓延,同时避免在新的农村村社出现疫情,从而避免农村村社可能出现成“窝式”爆发,尽早迎接疫情拐点的到来。

(作者黄佳鹏系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