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成为孤岛，疫情呼唤大写的“家”
自1月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感染人数增长，疫情传播形势日益严峻，不但疫情中心湖北武汉封城，湖北省内其他各县市和全国各地也纷纷采取封路、封村、封社区甚至封户等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发展、政府宣传管控加上各种消息满天飞，大多数人开始主动居家隔离，不但户外活动几近绝迹，亲友家庭之间的相互拜访也停止了。特殊时期，家内和家外的界限更加分明——家以外的公共空间，无论是露天的道路、公园、广场，还是室内的商场、超市、电影院、游乐场，都成了可疑的、沾染了病毒的、危险的场所，相反，只要家庭成员暂时还没有表现出传染生病症状，人们就坚信家庭内部没有受到污染，仍然是干净的、安全的。阻断家内与家外的联系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没事坚决不出门，出去必须戴口罩，外出回来务必消毒、洗手、换衣服，甚至连开窗透气都令人疑虑重重。
最大限度地切断家内和家外的交流联系似乎成了人们最后的心理防线，在重重防护措施下，家彻底变成了一个个孤独的堡垒，保护着人们，也囚禁着人们。这与近现代以来家庭的私人化趋势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被视为私域化的极端版本——无数原子化的个体闭门不出，相互恐惧，相互隔离，拒绝援助他人也得不到他人的援助。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社会不能想象的，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事实上，群居正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不过，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群居规模不断缩小，作为群居基本单元的家庭规模也越来越小，尤其在都市社会，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主流家庭模式。中国大陆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父母加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家庭，最近二胎政策的放开才使部分家庭的人口结构得以改变。对于那些已搬离父母家庭而又保持单身的成年人、丁克夫妇以及孩子已经离家的空巢老人而言，家甚至意味着只有夫妇二人甚至独自一人。当平日孜孜以求的“私人空间”在疫情时期成为真正与世隔绝的孤岛，恐怕无助和绝望远胜于隐私和安全，事实表明，病弱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正是此次疫情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男性和孩子，除了吃饭时间，他们白天几乎不着家，只有晚上才回家睡觉。现代社会最为重视的亲密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在以紧密的共同体生活著称的社会文化中并不起眼，比起小家庭成员，人们更乐于与同性的同龄伙伴们一起工作和消磨时间。但是当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来临时，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熟人社会和礼俗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法理社会。这一时期，都市的人口数量和密度急剧增加，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其代价则是共同体解体。与之相应，家也逐步演变为孤独无依的个人的“避风港”，成为与公共领域相对存在的“私人领域”。
与率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相比，家庭私人化在中国社会起步较晚。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村落的共同体色彩还较为浓厚，村民们相互串门的频率很高，白天很少有人家锁门，孩子们自由地出入小伙伴家，邻里之间由关系、人情、面子、互惠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十分牢固，村民受到共享的传统、礼仪所构成的价值规范约束。这一时期，城市公共空间也还较为发达——单位大院尚未瓦解，中下层居住区的民众，如上海里弄和北京胡同，则需共同分享使用厨房、厕所等公共空间，邻里网络也因此保持着相当活力。
转折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市场导向的制度改革深化，单位制度解体、住房制度改革、城乡人口流动激增、乡村基层权力弱化、个人利益之上等因素相互交织缠绕，城乡共同体持续遭到侵蚀，个体化社会初见雏形。商品房政策的推行不仅使房屋成为私人财产，而且社区的资源配置、成员关系、治理架构也都被置于市场原则之下，商品房社区居民相互之间成为彻头彻尾的陌生人，邻里之间的交往、互惠、信任、合作非常有限。加之互联网的发展，电商、快递物流的兴起，城市居民足不出户也可满足工作、生活和娱乐等需求，“宅男”、“宅女”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与地域联系在一起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公共空间则不断衰落。近年来，一些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建筑设计师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营造社区公共空间，重新吸引人们到户外活动，增加面对面交往互动。
个体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陷入疫情的特殊时期愈发得以凸显。疫情初期由于一些原因医疗资源紧张，一些不幸染病的民众被迫滞留家中，完全靠家人照顾。令人安慰的是，瘟疫当前，人性的最后底线——亲情始终熠熠生辉。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人们对染病的家庭成员都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帮助，尽管明知这种疾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人们也还是坚持不懈地陪同家人就诊，四处求医问药，悉心照料，最大可能地动员家庭社会关系试图为他们获得一张病床，为亲人的离去伤心痛哭。与病患的密切接触常常使得健康的家庭成员也被传染，这次疫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集聚性传染。每次看到往往这样的故事，心酸同情之余，笔者也对这类家庭满怀敬意，在令人恐惧的病毒面前，亲情并没有退缩。试想如果家庭成员之间也因为有人染病而心生嫌隙，对病人唯恐避之不及，弃之不顾，那将是如何恐怖的人间地狱景象！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以及实际的物质援助和贴身照料，为疫情中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可以说，疫情时期的民间自救，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个体家庭过度重视，很容易产生狭隘的保护主义和避邻效应，滋生自私、冷漠、偏见等有损社会团结的消极因素。近期一个段子广为流传，说是楼下的邻居听见楼上的两声咳嗽，立刻打电话报警，结果来了两车人，把嫌疑人带走查了大半夜，最后发现是QQ有人上线的通知提醒！许多看到消息的人留言感叹，这两家人以后还怎么做邻居！无论是举报邻居，歧视武汉居民，还是截留其他地区的口罩，本质上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正是这种自私，而不是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社区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不断制造并深化裂痕。上述故事也提醒我们，即使门窗紧闭，闭门谢客，个体家庭也无法与世隔绝，仍旧是嵌入在楼栋、社区、街道、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的一部分，即使你与楼上邻居素不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与他们的生活互不相干，否则也不必举报。其实，“家”更多时候指的不仅是一室之内的小家，而是包括邻里和天地人神在内的“家园”。遗憾的是，“远亲不如近邻”这一人们在长期生活中总结出的宝贵生活智慧，似乎被正在现代化、城市化道路上快速前进的国人遗忘。
此次危机中暴露出的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就是处于国家和个体家庭之间的社区。疫情爆发之初，病人都是自行到医院求诊，无序就医加剧了局势紧张，交叉感染风险增加。随后国家强势介入，调配全国资源驰援武汉，一批批医疗物资、医护人员源源不断抵达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举国体制优势得以发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系统也开始跟进，社区成为疫情管控和上报的基层单位，个人原则上必须经过社区协调才能送医，这是救灾进入有序运转的重要标志，社区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此外，社区承担的事务还包括人员、车辆进出管控，公共区域清洁消毒，垃圾清运，辖区巡查，测体温，物资发放，造表登记，居民劝导，处理突发事件，回应咨询等等。在缺乏居民参与，仅仅只能依靠社区干部和物业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假使各项工作仍流于表面，漏洞百出，一方面会使得社区工作人员疲于奔命，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也会让群众求助无门。根据最新消息，武汉已经开始将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及高校教师，下沉到疫情较重社区，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增强排查“四类人员”的基层力量。
这些信息集中反映了社区治理的困境：社区几乎完全依靠外部的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管控，社区自身组织涣散，在家园面对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社区居民无法迅速组织起来，做出有效反应。这其中固然有宏观和结构性因素，但是难道我们每个人就不应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负责吗？看看疫情时期社区居民们的举动：公开武汉返乡人员信息，举报邻居，驱逐、污蔑返乡病人，投票表决禁止居住在小区的医护人员返家……有人送来了爱心蔬菜，有的小区居民蜂拥而生，一抢而光，全然不顾安全秩序；有的小区居民则不敢出门取菜，也没有志愿者主动站出来帮助分发，只能眼看新鲜蔬菜变质腐烂。近日来，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行动，有团购蔬菜，大部分社区都建了团菜微信群，统一购买，企业将菜送到小区门口后居民再统一领取。一些小区工作做得比较细致，一次只安排十人左右戴口罩取菜，连排队距离甚至都有规定。哪怕是这样的行动，也需要有居民志愿出面组织，建群、收付款、与居民和供货方接洽联系，都意味着付出与责任，如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瘟疫笼罩下的社区居民真的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
没有人能够成为孤岛，我们从来都与其他人同呼吸共命运。疫情给普通人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要将对“家”的认识从个体家庭扩大到“家园”，像爱家人一样爱我们的邻人，像保卫自己的小家庭一样保卫社区，保卫城市，保卫国家。保卫的武器不是排斥隔离，而是宽容、理解、帮助和关怀。为行动不便或患病的邻居送菜的为什么只能是社区工作人员而不是我们？打扫消毒的为什么只能是物业管理人员而不是我们？充实基层社区工作队伍的人员为什么只能是外调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我们？责任从来不是空喊的口号，保卫家园必须付诸行动，如果社区居民都能有序组织起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基层工作的困境就能缓解。笔者相信，有能力的人志愿站出来，为他人奉献付出，不只驰援武汉和湖北各地的医护人员能做到，普通人也能做到。唯有如此，大写的“家”才能持续带给我们信念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