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之策丨疫情防控要避免“恐慌式”治理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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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一种恐慌的社会心理也在不断蔓延。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不仅普通民众，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治理方式也开始彰显慌乱。当治理资源和精力的大量投入不是基于科学研判，而是源于恐惧情绪时，这种治理方式不仅不利于疫情的防控，还可能产生各种意料之外的新问题。当前的疫情防治工作必须避免陷入到一种恐慌式的治理逻辑之中。

什么是恐慌式治理

恐慌式的治理是一种建立对疾病传播高度恐慌而非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治理。在这种治理方式中，恐慌带来了治理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而导致治理资源的投入远大于治理需求。因此，与不计其数的资源投入相比，治理效果的边际效应过低，甚至趋近于零。当前一些地方的疫情防控工作呈现出资源投入远大于治理效果的趋向：

第一，职能部门之间分工紊乱。在重大的疫情面前，由于唯恐出现工作疏漏，每一个职能部门都要比平时投入数倍的精力开展各项工作，但是各部门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的分工，更没有产生1+1大于2的效果。以我个人经历为例，春节前，我从武汉返回江苏老家后，共接到社区、街道办事处、街道派出所、县公安局、县医院、物业等多个部门的电话，多次填写包括身份证和居住地址在内的各种表格。地方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程度的不足产生了大量的重复劳动，耗损了当前有限的治理资源和治理精力。

第二，管控措施严格却不精准。面对病毒的传播，很多地方都将管控措施层层加码，以最大可能地降低当地人群的感染风险。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很“严“，却未必能真正提高疫情防控工作的效率。比如，由于疫情的严峻程度超过之前的判断，一些地方通过反复的动员将原本居家隔离的武汉返乡居民全部变为集中隔离，并大量延长隔离时间。相比于居家隔离，集中隔离是一种更严格的措施。但不加区分地将返乡人员全部集中隔离的做法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治理的成本，且在缺乏足够的居住、防护的条件下还可能增加病毒感染的几率。在特殊时期，基层社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固然可以理解，但却需要精准发力，科学防控，避免做无用功。

第三，管控措施激进过度。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一些农村地区甚至上演了阻断交通、挖断道路的行为。让自己的社区成为孤岛固然能防止外来人员的进入，但也为自己社区内部危急状况的处理制造了障碍。不仅如此，一些地方针对武汉的返乡人员还强行封门，事实上，为了追求一种绝对的安全，这些地方治理中已经突破了防范措施乃至法律的底线。

恐慌治理有什么问题

在恐慌式的治理中，为了防范哪怕“万分之一”的风险，各级政府和部门不惜投入“一万”的精力。有人可能说，在严峻的疫情防控面前，这些做法虽然激进，但不能说没有效果，甚至还具有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的功能。在为了人民健康的名义下，这些做法自然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是，这种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恐慌而产生的非理性治理行为。

首先，加剧了社会的恐慌。面对病毒这一不可见的风险，社会中本来就存在巨大的恐慌，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这个时候，国家的治理体系不仅要拨乱反正、传播准确的信息，更要以自身有条不紊、张弛有度的治理方式稳定社会的人心。然而，不计成本乃至慌乱的治理方式却又一次放大了民众的恐慌。在这种心理压力下，民众对身体正常变化的高度敏感、对此时患病的极端焦虑都可能对自身产生比病毒更厉害的伤害。

其次，导致社会其他治理领域资源的急剧短缺。在资源补给充足的条件下，过密化的治理资源投入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顶多带来资源的浪费。但是，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治理资源过多地向某个领域集中必然使得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供给不足，进而产生未预料的其他风险。据媒体报道，在湖北红安一对年轻父母被强制隔离后，他们无人照料的脑瘫孩童竟然意外死亡。在这起事件中，当地的基层政府难辞其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基层的组织体系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疫情防控时，原本正常的治理体系被打乱，各种仓促性的治理方式必然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由于缺少科学性的统一调度，治理资源调配的随意性较大，由此产生的各种新问题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四处灭火，焦头烂额。

最后，损害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当前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是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过度恐慌式的治理方式会破坏社会经济生产的正常秩序。比如当前一些地方断路式的防控手段，客观上也阻断了地区之间物资运输、货物流动的渠道。在重大的疫情面前，经济活动当然要让位于疫情的防控工作，但是毕竟不同于传统社会，无论是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疫情的防控手段，都必须依赖经济活动的支撑和物资保障。过度防范的措施虽然可能降低了一丝风险，但其却是以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被破坏为代价，这将从根本上损害国家治理和防范疫情的能力。

因此，恐慌式的治理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调配了大量的资源，但却是一种低效率的、非现代的治理方式。

疫情防控需要科学化、理性化的治理

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应该根据治理的任务科学、合理地调配治理资源，过多或者过少的资源投入都不符合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然而，一旦治理主体无法克服对风险的恐慌心理时，对疫情的治理便必然背离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事实上，在一个人口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包括病毒传播在内的各种风险已经大量存在，我们必须坦然地面对风险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的治理不应该以彻底根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为目的，而应该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精准投入和治理体系之间有条不紊地合理分工，进而形成一种紧张而不焦虑、重视而不慌乱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需要国家和社会投入大量的治理资源，但资源的投入绝不能是一种被恐慌情绪支配的非理性行为。归根到底，疫情的防控要建立在科学、高效的原则基础之上，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是战胜疫情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保障。

（作者郭亮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