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先秦服饰及被鼓动的战斗热忱
最近一句来自《诗经》中的句子被频频引用。新闻报道各个省市驰援抗疫前线的防护物资时，在标题常写及“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伊朗外长拉扎夫在自己的推特引用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并表示“无论何时何地，伊朗始终与中国站在一起”；最近的一批从日本捐赠过来的医疗物资上更以红色字体的汉文标注：“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这句来自三千多年前的古话浅白且铿锵。“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来自于《诗经》中的《国风·秦风·无衣》（后简称《无衣》）一篇，全诗如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不同于我们今天引用该诗时赋予它的“同仇敌忾，鼓舞士气”的意义，《无衣》在历史中一直都是《诗经》中争议较大的一篇：主要分为“刺”与“美”两大阵营。
“刺”君主好攻战，还是“美”将士忘生轻死
最早的、被认为是阐发《诗经》每一篇作品具体所指的权威《毛诗序》认为：“《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注解《诗经》的三家权威——汉代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即《毛传》）、汉代郑玄的《毛诗笺》（即《郑笺》）、唐代孔颖达所作的《五经正义》中对于《诗经》文本及前人注疏的注解的部分（即《孔疏》）中都延续了这种“讽谏”说。
如孔颖达例举了《春秋》中秦晋两国的几次征战，认为秦康公好攻战，故而百姓作诗“刺”其穷兵黩武。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理解，《毛传》认为：“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郑 《笺》申说：“此责康公之言也。君岂尝曰「女无衣，我与女同袍」乎？言不与民同欲。”“及于王法于是兴师之时，则曰：修治我之戈矛，与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敌。不与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将“岂曰”理解为是反问句，是百姓责问康公何曾说过这样与百姓同心同德的话？只是到了征战的时候才说这样的花言巧语。
“美”的阵营则要追溯到宋代大儒朱熹那里，他在其所作的《诗集传》中分析了秦人一贯风俗和在历史中的形象：“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至于如此，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淫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山东诸国所及也。后世欲为定都立国之计者，诚不可不监乎此。”
朱熹认为秦人一向尚武力，且在历史上秦国也是很励精图治的国家，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认为是乐于战斗的秦人“平居而相谓”，是军中士兵的相互鼓励，并被传成歌谣鼓舞士气。因为该诗回环往复又具鼓动性，加之一些历史时期将经学立场的《诗序》《郑笺》认为是“腐儒陋说”，过分拘泥，这也让朱熹的说法很有市场，近代学者如程俊英、余冠英等都从此说。
除了挖掘文献和分析语义，也有学者从先秦时期语言文法上分析，如郭晋稀在其《诗经蠡测》中提出，此诗存在着为避免上下文重复的“承上”“探下”省略，对比“王于兴师”，应该是上句省略了“王未兴师”，上句有“岂曰”，则在一句应是省略了“则曰”，补全了全文则为：“王未兴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则曰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因而认为这是秦伯的巧言令色，于是又在“讽刺”之说上扳回一局。
研究《诗经》的著作汗牛充栋，一首诗的传颂当然要弄清其本意，而其能生生不息并不断延展，或许正在于后世根据彼时的语境对其新的认定和解读，有时甚至是完全借助表面意义的发挥和鼓动，所谓“诗无达诂”也正在此，诗不是阐释的历史，更是一种阐释的现实。
“裳”“泽”：最初的所指
《无衣》在“诗三百”中脱颖而出当然还有更多原因，如从其中的“袍”“裳”“泽”可以一窥先秦时期的服饰，“衣裳”现在是所有服饰的总称，而在诗经的时代，这些名词最初的所指则与现在非常不同。
古代的衣服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上衣下裳”的形制，另一个是深衣长袍的形制，二者在历史中千变万化，衍生出各种名称、形制的服装，但总体不离这两个系统。
裳，在《〈世说新语〉大辞典》中被解释为：“裳，古人所穿下衣。其形制是前三幅、后四幅分别联缀为各成单元的两片，腰部由一条带子联结而成，穿着时系在腰间。”可见“裳”在早期其实是遮蔽下体的两片衣襟，左右两侧有缝隙，可以掀开。所以在《国风·郑风·褰裳》中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的句子，“褰”在这里意为“撩起”，这还是不太雅的，这也是郑风被则为“郑风淫”的原因。大约在汉代，“裳”才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裙的形制：将两片衣襟连为一体，无暴露之虞。
李汇群《湮没的时尚：云想衣裳》中谈及，裳也并没有完全因为裙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如芾，也称蔽膝、袆、韡、巨巾、大巾等，就是由裳衍变而来的一种服饰。《诗经》里曾多次提到芾，如《小雅·斯干》“朱芾斯黄，室家君王”，芾一般为长条状，上窄下宽，底部为圆弧形，佩戴在革带上，上端挡腹，下端垂膝，蔽膝之名，大概也由此而来。现存的东汉李冰石像身上所穿的就是蔽膝。
泽，通“襗”，也是内衣，但是是更贴身的内衣。古代关于内衣的称呼有很多，如泽、心衣、汗衣、亵衣、帕腹、宝袜、诃子、抹胸、主腰、肚兜等。“泽”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近身受汗垢之衣”。
由上，无论是最为内衣穿的“袍”“裳”还是贴身穿的“泽”，都是较为亲密的，这也是《无衣》被认定是兵士之间相互鼓舞的一个例证，毕竟在礼制社会，以秦伯和兵士之间地位之悬殊怕是难有这样掏心掏肺且毫无芥蒂的分享。
《诗经》中的古代服饰景观
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时代与社会景观为题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通过对彼时女子的仪容、服饰的素写白描，也为后世研究物质文化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如北京服装学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团队在其集体撰写的《粉黛绮罗：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中所梳理的，《诗经》中已经可以归纳出当时女子服饰品类的五大色系：青色系、红色系、黄色系、黑色系和白色系。
红色系包括的色名有朱、赤、璊等。染红色的染材有茹蘆，即茜草。《诗经·郑风·东门之婵》中有“东门之婵，茹蘆在阪”描述的就是生在山坡上的茜草。《诗经》中多处提到赤色，如“三百赤芾”、“赤舄几几”、“赤芾金舄”、“赤芾在股”等。朱色为当时的流行色，并常与素色、绿色搭配使用。
黄色在《诗经》中也多有出现，如“充耳以黄乎而”、“载玄载黄”、“狐裘黄黃”。《说文》：“黄部，地之色也。”古代可染黄的植物染材有栀子、黄檗、槐米等。天玄地黄，是原始先民对大自然最早的认知，玄衣黄裳，是最严肃与隆重的服饰配色。
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也注重到颜色使用的象征意义，如《诗经·邶风·绿衣》道出黄色被僭越的幽叹：“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朱熹的《诗集传》中对《绿衣》一诗曾有言曰：“庄公惑于嬖妾，夫人庄姜贤而失位，故作此诗绿苍胜黄之间色。黄，中央之土正色。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言皆失
其所也。”可见，作为混合色的绿色不够纯粹，古人看来是一种较为低贱的颜色，而黄色是原色、纯色，高贵的颜色，“绿衣黄里”讽刺贱妾尊显而正嫡幽微，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服饰配色法则。
白色系在《诗经》中以“白”、“素”、“缟”、“云”、“荼”字体现。素，《说文》解释为“素，白致缯也”，即本色的未染的帛，就色彩而言，是白色的、无涂饰的色彩。“缟”、“云”、“荼”，皆谓白色。出现在《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一篇：“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阐，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蘆，聊可与娱。”黑色在《诗经》中以“玄”“缁”等名出现，《毛传》：“玄，黑而有赤也。”《诗经·豳风·七月》有“载玄载黄”，即指将布料染黑又染黄。古代可以染黑的染材有橡斗、皂斗等。缁，《说文》：“缁，帛黑色也。”
此外，《诗经》中如《葛覃》《氓》《羔羊》《巷布》中的“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等，都显示出葛、麻、丝织物、裘皮等材料都在服饰中使用。
在服饰品类中，除了对于礼服、祭服的一些专用称谓，用于对服饰称谓之词还有“衣”、“裳”、“服”、”缟衣”、“帨”等。而用于指代服装各部位的术语中，“襮”、“衿”，指衣领，“袺”“裾”，指衣襟，“袂”与“祛”指袖子，其中袂为袖弧宽大的部分，祛指袖口收紧的部分。当然也有上述《无衣》中的“袍”“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