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乔治·斯坦纳:一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编译
2020-02-06 11:14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月3日,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 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乔治· 斯坦纳

乔治·斯坦纳是一名博学多才的文学大师,一名散文家、小说家、教师、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他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力量和局限性。乔治·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是维也纳人。1940年,就在纳粹即将占领巴黎前不久,他们一家前往纽约居住。在他就读的法国学校里,只有两名犹太学生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他正是其中之一。这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著作。“我的整个人生都与死亡、回忆和大屠杀有关。”斯坦纳成了一个“感恩的流浪者”,他说:“树有树根,我有腿; 我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他在曼哈顿的纽约法语学校完成余下学业,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

斯坦纳在他剑桥的家中去世。自1969年以来,他一直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杰出学者。斯坦纳会说四种语言,并以其对欧洲文学的广泛了解而闻名。他出版了20多本文学著作,除了文学评论,还有散文集、中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一道,他维护西方正统艺术,反对上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主义、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动,他在早期的文章中预见到,这一系列运动意味着“话语的后退”。

《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为他的英语读者介绍了很多欧洲大陆作家。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1960)中,他分析了这两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在《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1967)中,他探讨了语言在暴行面前的局限性;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中,他分析了语言和翻译。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为我们理解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的艾伦·萨姆森(Alan Samson)说,“他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和作家,我对他的死讯深感悲痛。幸好,我们依然拥有他极具开创性的、真正国际化的、令人赞叹的作品。”

《悲剧之死》

1981年,他在中篇小说《从波蒂奇到圣克里斯托瓦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中想象希特勒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生活在亚马逊河的深处。在《语言与沉默》里,斯坦纳探索了语言的力量,提出了文化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创造的语法》(Grammars of Creation)一书中,他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正如人们所见的那般天真,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爱、去建设、去原谅,也可以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毁和消灭。”

“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演奏巴赫和舒伯特,却在早上去奥斯维辛工作,”他在《语言与沉默》中写道,“说他不理解他读的东西,或者说他的耳朵很粗鄙,都是不可能的。从柏拉图时代到马修·阿诺德时代,知识一直以一种方式为文学和社会提供希望,而这种希望是不言而喻的,即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而这种精神的能量又是如何转移到行为上的?”

斯坦纳对于文学的准宗教观点为他的第一本书《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素材,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篇旧批评文章”(An Essay in the Old Criticism)。

他在第一章中写道:“旧的批评是由赞美产生的。它有时会从文本中退一步,以审视其道德目的。它不将文学作为孤立的存在,而是历史政治能量的核心。最重要的是,旧的批评是哲学的范围和脾气。”

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聘请斯坦纳为《观察家报》首席评论家,他也是费伯(Faber & Faber)出版社编辑,负责斯坦纳的作品。他说:“斯坦纳是伟大欧洲知识分子这一正在消亡的物种的一员。他一直同时扮演着当局者和局外人的角色,既在文化之中,也在文化之外。”

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斯坦纳先后在索邦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之后成为《经济学人》的主要撰稿人。当他被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面试时,接受了那里的一份工作,呆了两年,然后去了剑桥的丘吉尔学院。斯坦纳在1974-1994年期间在日内瓦大学担任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并于1994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韦登菲尔德勋爵比较文学教授。

“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是柯勒律治意义上的评论家,而不是约翰逊意义上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麦克拉姆说,“我过去常去他在剑桥的演讲,演讲结束时掌声雷动。我们都完全被他迷住了。”

《斯坦纳回忆录》

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斯坦纳写道:“伟大的艺术作品像暴风雨一样从我们身边掠过,推开感知的大门,以其转化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信仰的建筑……我们试图记录它们的影响,让我们摇摇欲坠的房屋重新恢复秩序。通过一些交流的本能,我们试图向他人传达我们经验的品质和力量。我们要说服他们敞开心扉。在这种说服的尝试中,产生了批评所能提供的最真实的洞见。”

斯坦纳有时也是个争议人物,一些人认为他是个精英主义者,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而且常常失实。

文学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2009年为《纽约时报书评》撰写了一篇名为《我们的斯坦纳问题——我的问题》(Our Steiner Problem - and Mine)的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他令人振奋的美德在于,他能够在一段话里,从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但丁,谈到尼采和托尔斯泰。而他令人恼火的缺点是,他可以在一段话里,从毕达哥拉斯,说到亚里士多德和但丁,再到尼采和托尔斯泰。”

用斯坦纳自己的话来说,他曾被批评为“在一个人人专精于特定领域的时代,在一个不再有通才的时代做一个通才”。

对于精英主义的指控,斯坦纳通常不予理睬。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他表示:“成为精英意味着充满热情地去爱,而不是在妥协中舍弃热情。如果那就是精英主义,我承认我有罪。”

    责任编辑: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