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2020丨美国政策正在使中东进入“战国时代”

【编者按】

2019年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最不平凡的一年。然而，不管是经济上的亮点，还是政治上的博弈，抑或外交上的折腾，都是在为2020年即将登场的大戏做铺垫。在特朗普已执政满三年，将于今年全力投入总统大选的时间节点上，可对其政绩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对他是否能连任做一展望。

1月13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特朗普还能走多远？》，澎湃新闻“外交学人”继续选刊其中部分文章，或许能回答很多人心中的这个问题——特朗普还能走多远？

2019年，特朗普中东政策体现出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特点，以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标，避免军事介入和战略透支，同时警惕非西方大国垄断中东事务主导权。在海湾地区，美国以伊朗为对手，构建“中东战略联盟”，阻止伊朗在伊拉克、也门和巴林填补权力真空；在东地中海地区，美国积极扶植以色列，预防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伊朗和俄罗斯抱团；在北非地区，美国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防范俄罗斯做强做大。美国“总体收缩、谨慎介入”，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和地缘政治争夺升级，中东正进入“战国时代”。

从冒进到守成：美国参与中东热点事务新方式

2019年是中东动荡的一年，内生性热点问题不断出现，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爆发新一轮街头政治，被称为 “阿拉伯之春”第二波；外溢性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叙利亚、也门、巴以、利比亚和反恐等仍然牵动中东地缘政治的神经。与小布什时期发动反恐战争，以及奥巴马时期推动中东民主化、支持“街头政治”不同，特朗普政府总体奉行超脱政策，规避风险，以最小的成本维护美国在中东最大影响力。特朗普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历次战争中投入7万亿美元，上万美军阵亡，到头来问题依旧；中东乱局是中东国家自己的事，不是美国的事。

首先，美国在叙利亚“撤而不退”。截至2019年12月，美国宣布从库尔德地区撤出主要力量，仅保留600人军队维持库区主要设施和战略要地安全。在从叙撤军问题上，美国总统、国防部、国会和民主党意见不一。特朗普政府既不希望看到土耳其投入俄罗斯怀抱，又不愿意抛弃叙库尔德人。随着“伊斯兰国”遭到毁灭性打击，叙库尔德人利用价值下降，特朗普更看重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对土耳其在叙地缘政治诉求采取迁就政策，试图瓦解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准联盟”。

其次，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外交斡旋遭受挫折。美国公开“世纪协议”经济方案，试图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分离，以投资和援助为诱饵，迫使巴勒斯坦放弃政治诉求，但经济援助目前还只是一种设想和愿景，500亿美元资金从何而来，如何落实，都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该经济方案遭到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抵制；美国宣布支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纵容以色列蚕食巴勒斯坦人土地，损害了公正调停者的形象，“世纪协议”的政治方案一再推迟。

再次，在北非地区，特朗普政府依靠代理人。在利比亚，俄罗斯支持东部的“国民军”，西方支持位于首都的民族团结政府，成为第一组矛盾；埃及、阿联酋、沙特（反穆兄会联盟）等支持 “国民军”，土耳其、苏丹、卡塔尔（亲穆兄会联盟）支持民族团结政府，成为第二组矛盾。2019年12月，特朗普指责俄制造的防空系统摧毁了在利上空飞行的美国“无人机”。在应对利比亚乱局过程中，美国积极联合欧洲大国、扶植民族团结政府，阻止俄罗斯一家独大。

最后，特朗普政府密切关注也门局势的发展。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未能打垮也门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甚至转守为攻。2019年10月阿联酋油轮、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不明武装袭击。海合会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指责伊朗及胡塞武装为幕后黑手，并积极构建海湾“护航联盟”，但未采取实质性措施。2019年底，美国海军称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截获一艘可疑船只，发现大量来自伊朗的导弹零部件，这艘船的目的地是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

因此，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于盟友冲锋陷阵，美国在背后掌舵，其战略底线是，一方面，美国不应四面出击、以免陷入中东战争的泥潭；另一方面，中东事务主导权不能旁落他人，美国反对任何非西方大国垄断中东事务。当然，美国并未“全身而退”，如在反恐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继续刷存在感。2019年10月，美国高调宣布，“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在美军的军事行动中自杀身亡，美国特种兵还打死了该恐怖组织其他几名骨干，故美国仍然是中东反恐的“领导国家”。

从接触到极限施压：美国对反美力量新举措

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战略实际上是做“减法”，即通过与伊朗等国的和解，避免树敌太多，为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亚太做准备；2019年以来，美国中东战略是做“加法”，即旗帜鲜明反对敌人，通过扶植美国的地区盟友，增加对盟友军售，提升盟友的防务能力，从而遏制伊朗、打击恐怖主义，平衡俄罗斯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以中东反美力量为重点，通过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战略传播等立体手段，对中东反美力量推行遏制战略，以阻止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抱团取暖”。美国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政策，阻止上述力量成为俄罗斯的代理人。

在遏制反美力量中，特朗普政府以伊朗为重点，实施“极限施压”，阻止其发展弹道导弹技术、建立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战略走廊，形成以伊朗为中心的反美、反以“战略弧”。特朗普上台以来，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从共同打击“伊斯兰国”转向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伊朗从美国心照不宣的反恐盟友变成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挑战者。特朗普政府认为，美伊在中东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调和。

首先，美伊地区秩序观不同——伊朗认为海湾各国应奉行集体安全，拒绝外部大国的军事干涉，关闭外国军事基地，但美国倡导集体防御，认为自己有义务保卫盟友；其次，伊朗与美国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关系紧张，特朗普政府则推动以色列与所谓温和阿拉伯国家组建“反伊朗统一战线”；再次，在叙利亚，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合作，支持巴沙尔政府，而这些力量均被美国视为“地区麻烦制造者”；最后，伊朗研制和试射弹道导弹，有限度突破伊朗核协议的部分条款，并认为这是主权国家拥有的自卫权，美国表示反对，甚至怀疑其秘密推进核计划。

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为加大对伊朗的孤立和封锁，5月美国在伊朗周边地区部署B-52轰炸机，并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开往波斯湾地区，实际上向伊朗发出了强烈信号：美国不能坐视伊朗在中东地区做强做大，决心和盟友一道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遏制的立体封锁。

2019年6月，美国又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本人也列为制裁对象，并采取“长臂管辖”，威胁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和企业。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压缩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空间，阻止国际公司与伊朗政府和企业开展经贸往来，削弱伊朗“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

美国“极限施压”导致伊朗能源出口断崖式下跌，韩国、日本、土耳其和印度等大幅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从伊朗石油进口，导致伊朗财政困难，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底伊朗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后，特朗普政府立即宣布予以支持，并呼吁尊重民众示威权。

当前，美伊双方都避免擦枪走火和爆发军事冲突，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特朗普政府还未做好与伊朗全面军事对抗的准备，甚至在阿联酋油轮遇袭、英国油轮遭伊朗军队扣留、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遭袭后，特朗普政府仍保持克制，避免同伊朗直接摊牌。2019年6月，特朗普提出，美国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伊朗进行谈判，与伊朗讨论核计划的相关问题，甚至暗示9月与鲁哈尼总统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谈（最终未能成行）。2019年底，沙特、阿联酋等和伊朗秘密接触，探讨缓和关系的途径，美国未公开反对。

从静态联盟到动态联盟：美国中东联盟战略新特点

长期以来，联盟体系成为美国干预中东事务、奉行离岸平衡政策、维护美国领导权的基础。然而，2019年以来，美国在中东的静态联盟让位于动态联盟，特朗普政府通过重新界定国家利益来选择盟友，不愿意为中东盟友火中取栗。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战略具有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点，彰显“忽敌忽友”、“亦敌亦友”的动态性。

首先，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两面下注。2019年埃尔多安总统不顾美国和北约的反对，执意购买俄罗斯S-400，进攻叙库尔德地区，体现出土耳其外交政策从冷战后对西方“一边倒”到新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作为北约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成员国，土耳其在反恐、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和应对难民危机等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土耳其拥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

2019年10月特朗普政府默许土耳其进入幼发拉底河以东打击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土耳其因进攻叙利亚受到阿盟、以色列、沙特、叙利亚、库尔德力量、欧洲大国的一致反对。特朗普政府又转身一变，以经济制裁、停售F-35战机相逼，敦促土耳其停止进攻美国的盟友——叙利亚库尔德人，体现出美国联盟政策的动态性。

其次，美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友也保持动态联盟关系。特朗普一厢情愿地兜售“世纪协议”体现了美方既希望维持与盟国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又想促成以色列和温和阿拉伯国家联合一致、对付伊朗。特朗普政府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加大对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宣布支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世纪协议”的主要起草者——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中东问题特使格林布拉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都是亲以犹太人，导致“世纪协议”不能充分体现阿方的关切，美国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双轨联盟政策”相互矛盾，彼此抵消。

最后，特朗普推动的“中东战略联盟”也具有动态性。美国认为，海合会六国、埃及和约旦六国可以形成“阿拉伯版北约”。但是，上述成员国内部矛盾重重，卡塔尔尚未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复交。在沙特和阿联酋民事目标遇袭后，特朗普政府不敢对伊朗“亮剑”，使美国的海湾盟友倍感失望（编注：2020年1月3日，美国以无人机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8日，伊朗对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起导弹袭击，特朗普政府未进一步发动军事行动使局势升级）。2019年7月，美国众议院投票决定禁止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口81亿美元的武器，理由是沙特对也门的战争造成了重大平民伤亡，引起美国海湾盟友的强烈不满。上述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也不愿为盟友火中取栗；美国寄希望于盟友出钱、出人、出力，美国提供军火的计划落空。美国不得不基于实际需要，选择灵活机动的“动态联盟”。

总之，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把中东视为包袱，有意从中东撤出主要武装力量，避免战略透支；美国国会反对“从中东抽身”，担心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安全承诺可信度降低，俄罗斯和伊朗等非西方力量填补权力真空，中东会爆发更多混乱，故主张在重点地区（海湾、地中海东部）和重点领域（热点问题解决）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特朗普中东政策体现出无序化，其不确定性加重了各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引起战略重组。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标题为《总体收缩、谨慎介入：特朗普政府对中东政策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