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中国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

柯贵福
2019-01-02 14:41
来源:澎湃新闻

2008年以来,对中国经验的强调,逐步成为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一个趋势。此种趋势背后,不仅体现着对1980年代以来以欧美思想界理论为圭臬的中国学术思潮的反思,也潜藏着力图从中国经验中找寻新的“普遍性意义”和“新的现代化路径”的可能性。更进一步,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原本对可能性的探讨,似乎已经迅速转化为一种必然性。然而,最近数年来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变化却在提醒所有的思考者,我们还不能过早的从”经验”跃迁到“模式”,还需要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经验”本身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中国更深刻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中国经验”需要在全球性的眼观中重新定义和理解。这种全球性眼观,又绝非只是“全球化眼观”——以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来认识世界历史和世界格局的眼观,我们曾经长久地迷失在此种视野和逻辑的影响下而不自知,从而无法想象在依附与争霸之外的世界秩序可能性;这种全球性眼观,必然包含着那一度被遗忘、被无视的第三世界之维度,包含着“中国经验”中已然触及和影响到但却显得更加陌生、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的第三世界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经验’和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国际会议现场

在此背景下,2018年12月19、20日,由项飙(牛津大学)和汪晖(清华大学)发起,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Huricihan Islamoglu(博阿齐奇大学)、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Jennifer Holdaway(牛津大学)、Vijay Prashad(三大陆社会研究所)、蒋晖(清华大学)、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Prabhat Patnak(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旭峰(清华大学)、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郑绍雄(中国社科院)、卢云峰(北京大学)、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潘家恩(重庆大学)共同参与讨论的,“‘中国经验’和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国际会议,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院召开。

经验与话语

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经验与话语”。项飙作为主持人解释了本次会议的缘起,他指出,当代中国的变化是如此的迅猛,以至于像他这样成长于中国的学者,在离开中国十年之后,都感受到了巨大陌生感。当他作为学生的时候,中国的问题还是如何融入世界,而在今天,人们更多地在谈论中国的主体性、中国的经验,以及四个自信。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依靠从西方借来的理论和话语来认识中国,今天的学者已经在开始探索一种自主性意识的理论思考。中国的此种变化,能否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思考自身问题的经验参照;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否在与其他第三世界的互动和合作中,共同建立一种整体性的全球思考,成为本次会议的出发点。

吕新雨首先为与会者们分享了她对一种新经验的观察和理解。她指出,新技术巨头影响下的商业模式演化及其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和已经是中国人日常性的经验,也将成为全球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普遍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本身确实需要深刻地反思和批判的。

当下中国的新媒体巨头,如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所强调用户黏性,实际上都是追求延迟和扩展用户的使用时间,然后将用户对产品的使用过程和使用习惯、将用户规模变现,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今天的广告业已经被大数据所改变,而所有的大数据来源于我们在网上的活动轨迹,轨迹形成用户画像,用户画像可以出卖给广告商;新媒体时代的秘密,在于人自身的资本化——人自身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就像人在网上活动产生的所有数据,它是新的利润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用户都是互联网产品的免费劳工,我们对劳动的概念也因此需要重新定义。

与此同时,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此种高速成长,是在政府与国家的背书下实现的,这又与国际互联网巨头之间深度竞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信息资本主义模式,又不断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压力:新媒体业态对稳定的雇佣劳动的排斥,导致大量非正式就业出现,从而把社会保障责任抛给国家和社会去承担;互联网巨头以资本运作和“金融创新”冲击主权国家的金融治理结构,导致权利于责任的失衡;大数据模式的信息资源,比政府更为“敏感”地把握社会变化,政府反过来需要购买或外包公共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公共服务智能不断与民营企业的盈利需求所混合,结果就是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更为复杂的是,新媒体业态和互联网巨头的高歌猛进,带来了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杂与消亡的危险可能。人的存在脱离不了肉体,肉体与肉体再生产——生殖与死亡,是私人性和隐私权的核心,它长久以来被隐藏起来,作为区分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条件,也作为我们尊严的屏障。在今天,在新媒体时代和大数据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肉体作为私人属性的消逝,一面,是在大数据算法的监控下,人已经没有隐私;一面,是直播平台以出卖隐私来盈利,现实空间中的隔膜与虚拟社区中抱团取暖一体两面。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彻底汇合的时候,也是公共空间的瓦解;人的互联网化生存,也标志着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曾经,互联网巨头和新媒体的出现,依靠的是用户对民主的诉求,是用户对不平等和垄断结果的反抗,技术民主的旗帜也激荡着无数新技术精英;现在,当新媒体平台和互联网巨头,不断建立新的霸权之时,我们对平台的诉求,我们对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期许,也成为资本猎取的对象,自生自发力量都会被资本所吸纳收买。

黄盈盈围绕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性”经验进行了讨论。“性”、“性”问题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性”具有日常而边缘的特点,它被每一个人所感知,但又游离在主流话语之外,它可以构成对批判性地思考“主流”的切入点;其二,围绕“性”的讨论和行动,成为构建中西方差异和想象的重要领域,它可以作为敏锐把握“中国经验”在世界知识格局中的特殊位置。

黄盈盈指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性”保持着高度管控。而80年代以来后,在中国社会与老百姓生活层面出现了一场“性革命”,在私人和公共空间对“性”的认识和讨论日益活跃,这虽然与西方的影响有关,但根源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21世纪初,“性”问题的特点是“性与艾滋病“问题的兴起,政府与公众将很多精力用于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关注与干预;2010年以来,则出现了LGBT社群的活跃、新女权的崛起、青少年性教育凸显、扫黄打非的争议和“反性大妈”的抵抗等等新趋势。这些趋势表现出中国大陆的性与性别议题正在导向以欧美为主的国际轨道。

围绕着上述问题,Huricihan Islamoglu、吕新雨与黄盈盈等人展开了讨论与回应。讨论的重心与分歧主要围绕着政府与互联网巨头如阿里、腾讯的关系,以及政府在面对“性”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无论是希望政府节制新技术霸权而守护平等,还是希望多元化个体能够避免过度干预而获得自由。由于有了外部学者的参与和关注点差异,与会者恰恰可以在上述“中国经验”中体会到此种“特殊性”:即无论是欣赏还是反对,中国学者潜在的共同认识,是中国国家与中国政府依然具备相当的“公共性”,尽管依然存在这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无论是在强调社会与国家(政府)二元对立的西方,还是在缺乏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经验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相对缺乏的“经验”。

中国与非洲

第二场讨论,以“中国与非洲”为主题。蒋晖从长期在南非观察非洲文学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不借助西方文学的视角,而是以中国文学的观念来理解非洲文学?

蒋晖指出,非洲也存在着自身的启蒙文学,追求的是非洲文学的主体性,寻找和确立自我存在的价值;非洲也有过自己的革命文学,这在以西方为主流的国际文学视野和语境中长期被蔑视,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新几内亚比绍都产生过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也产生过类似于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革命政党和国家把作家组织起来,推行革命文学教育,教育妇女的平等,传播苏联、古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然而,这个阶段很快就消逝了,因为很多国家开启了内战,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小学体系、公共教育体系被摧毁。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崩溃后,非洲国家整体倒向全球化、民主化进程,非洲民族的主体性更加难以辨认。著名的非洲作家都生活在西方,不再考虑本土读者的问题,不再关心什么是非洲文学,什么是非洲文学的读者,大家都是在非洲之外写作,都是基于西方市场来写作,没有政治意识了。

蒋晖还作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同样是描述大学生的生活,中国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可以和南非小说《你死我活》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一个有社会主义经验的国家,在恢复高考后,学生的来源是多元化的,有农民、有工人家庭、有海外背景、有基督教家庭、有高干家庭的,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力量怎么在大学之前的高中阶段,就影响和塑造了这些青年;一边,是本土非洲裔掌握政权之后的南非,一批本土非洲裔的天之骄子进入南非最大的大学学习,但是依然呈现的是一个混乱的生存空间——混乱的男女关系、文凭造假等等,每个非洲年轻人都很骄傲于他的身份,因为他们获得了权利,然而,作家却对国家缺失后的社会的崩溃和失序缺乏反思。90年代以后的南非小说中,国家的形象是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普遍化的贪官形象。

蒋晖指出,中国与非洲的文学交流,一个可能的意义,是为非洲作家、为非洲人民提供一种新的视野:不是本土人士掌权后却重复西方式的逻辑,国家变成社会的对立面。中国的经验是,国家与社会不是纯粹的对立关系,作家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对抗,而是有批判的合作。如果有这样一些中国的小说,中国的经验可以翻译给南非的作家看,是否意味着,这些作家在思考和写作时有一些新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像西方作者那般,只是未经反思的强调“freedom”、“human rights”等等理念,而是去理解社会问题,去与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徐秀丽围绕着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西方国家对中国援助的一个重要批评,是援助的“不透明”。“不透明”对应的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透明化”。在西方援助的过程中,首要原则是提出改善受助过社会政治“软性制度建设”的附加条件。而中国的援助经常与商业贸易相匹配,集中于基础设施等“硬性条件建设”,强调务实、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发展,但是在政治上无附加条件和秉承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可以说,很多问题是由于中西理念的差异。然而,随着中国与非洲的物质联系在加深,中国确实有必要思考,如何重新叙述和理解“援助”。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确实也会犯一些由于“经验主义”的盲目性错误,比如,我们的援助往往没有对非洲缺乏中国这样的强政府条件做好准备,对于非洲政府而言,中国的很多援助项目很好,但没法推广,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组织资源——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体系,没有渗透到基层的干部群体;比如,我们过度强调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共同力量,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企业习惯了一直相互合作的行为模式,以至于我们在对外援助时,也未加反思的重复了这种模式,导致中国对外援助的执行主体的形象不容易被接受。

在评论阶段,Vijay Prashad、巴达维(清华大学)的分享和讨论,也提醒与会者们注意,在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中国与非洲的人文交流是严重滞后和缺乏的。一方面,很多非洲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的影响,成为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这导致非洲的知识界、舆论界和政治界很难突破西方式的惯性思维,缺乏具有反思性的主体性意识,很难真正从非洲立场去定义了理解非洲与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这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把中国故事带到非洲”,帮助非洲人民自主思考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国家的角色和功能,真正思考如何实现国家的公共性问题,而不只是囿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话语;另一方面,中国在批判西方经验的狭隘性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中国经验内在的特殊性一方面,不是直接向外推广或宣扬浅层的、浮在表面的经验,而是去追问中国特殊经验背后的普遍性逻辑,思考中国经验的前提条件和匹配要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对“如何把非洲故事带到中国”进行不断调整、不断深化的思考。

国家的构成

第三场讨论,以“国家的构成”为主题。陈柏峰以“政党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为题,着重分析了政治伦理在中国政治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单一制国家,有着极其复杂的官僚制体系。官僚制体系有着自身的惯性、惰性和自主性,在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如此。而类似与中国这样庞大的官僚制体系,对于外部人士而言,如何驱动这一体系、控制这一体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对于生活在中国内部的人士而言,这一体系存在的复杂分工、条块分割、双重领导,也是令人眼花缭乱、难窥全貌的。

很多观察者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政治伦理、政治话语对于驱动官僚体系的重要作用。政治话语和政治伦理,绝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意味着正当性,意味着行动的“帽子”,政治话语成为大家做事的公共性理由。在党政体系中,中国的一项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如何建立?外在性的权力和强制不足以支撑和建立这种服从,服从需要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机,这就体现了政治话语和政治伦理的作用。

朱旭峰围绕着中国制定新的养老保险政策这一主题,分析了中国政治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复杂互动。他通过对一些地方实证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两种政策学习机制:一种是水平学习机制,既地方政府之间作为相对平等主体的相互学习机制,对其他地方政府的成功经验加以学习,对失败经验加以预防;一种是垂直学习机制,即中央政府以地方试点的方式推动政策改革实践,这些实践又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和学习机制,为中央政府所接受,中央政府又会展开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广过程。此种机制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不同的政策设计方案和可能性,减少了中央政府出台全国性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成本。

艺术、民族与宗教

第四场讨论,以“艺术、民族与宗教”主题。高士明以“后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为题,为与会者描绘了当下世界的深刻困境:在今天,对万隆时代有感情和信念的一代人正在逝去。过去半个世界,在新殖民、冷战、全球化多重历史浪潮影响下,当年的第三世界愿景已经支离破碎。我们只能民族国家的缝隙处,在全球治理的阴影下,在全球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拼凑起第三世界的历史剪影。那些前社会主义、前殖民地以及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它们中的许多,都已经步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浪潮的前端。

在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旧有的国际主义已经已经无法发挥有效的号召力。在北方国家,左右翼围绕着经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用美国式的低强度的、简化版的民主取代了社会民主,而南方政府则心甘情愿的放弃了社会性的民主,听命于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或者回到民粹主义,或者效力于帝国主义或新帝国。无论是哪种,都只能是民主失信于民。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着“身边的新自由主义”,那种时时刻刻将利益最大化的思考和行动逻辑可能侵蚀着每一个。对于每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而言,我们不仅要讨论发生在前第三世界的全球化,还要讨论全球性的第三世界化,这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阶级分化问题,也是由诸如新媒体和大数据等“互联网式生活”对人的生命体验的肢解与窄化,是人的感觉的贫困化。由此,抵抗必须是从内而外的、必须是日常化的,在生活习惯和审美层面也是如此。

通过对以康定藏区的“锅庄”制度的历史分析,郑少雄指出,藏区和藏族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历史现实性——藏区相对恶劣的生态环境、生存环境塑造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基于此种生活方式,藏族也得以成形。“锅庄主”家庭往往一体两面,一方面是世俗中的土司阶层,另一方面是宗教中的僧侣阶层,充当着汉藏交流的中介和使者,也成为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因俗而治”的多元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全面对外扩张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传统政治体以加强动员能力来自保的一体化政治进程不断加速。建国以后,对藏区的改革,彻底废除了土司和头人制度,保留了僧侣制度。80年代以来,藏区在外部市场化的压力下,僧侣成为普通藏人社区的主要代理者。对此,我们需要从原理层面思考大一统国家在藏区建立有效的代理机制和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充分发掘“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实现“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之间的平衡。

卢云峰围绕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这一主题,对基督教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卢云峰指出,当前中国基督徒的规模大致为4000万,成长迅速。面对基督教迅速成长这一现实,中国的官方、学术界和宗教界相对一致的应对方案,是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即实现基督教组织对中国的政治、民族、社会和文化的认同、适应和融入,不仅要在政治层面改变政府对基督教的对立防范意识,将基督教作为内在的积极力量,也要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引导基督教与主流社会和谐共处、与主流文化相互融合。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基督教与“中国化”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实质性差异,需要复杂和细致的政治平衡技巧加以应对。

在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着国际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进行讨论。在当代,国际主义的式微与民粹主义的崛起同时出现。“民族”(nation)在西方政治理论的语境中,其内涵往往在建构性与本质性两个极端来回漂移,这种漂移也为广大非西方的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带来严重挑战。民族国家的同质性政治诉求,在不断撕裂原本存在的多元性共同体生活形态的同时,也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多元性所冲击,“认同政治”也无法应对政治共同体的撕裂现实。民族国家的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明显,但是,由于缺乏新的可替代方案,人们又往往退回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寻求保护、相互对抗。中国的国家形态的独特性,其多元化与包容性的经验,能否在全球化时代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些有益经验,值得观察。

城乡问题

第五场讨论,以“城乡”为主题。刘守英从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出发,提出了城乡中国的概念和愿景。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的概念,是以乡村和农民为主流的传统中国为历史背景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和中国自身的赶超诉求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开启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配合,释放出巨大能量。然而,快速城市化也带来了城市对乡村的全面吸纳,带来了乡村的整体性衰败。过度强调城市化发展,背后的逻辑是城市中国的观念,受到了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影响。

在今天,我们需要自主的思考中国发展的整体布局和图景,应该建立和形成一种城乡中国观,追求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形成城乡文明共存。一方面,是要促进城乡互动,过去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向城市转移和配置。近年来,资本和劳动要素向乡村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在增加,对此应该加以引导,建立城乡要素的平等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是要促进城乡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和合理化。大城市形成都市圈,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从而实现具有城市化诉求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部分城镇承担城市产业转移与差异性业态;乡村根据本身资源禀赋形成农业专业化或向第三产业转型。

潘家恩对中国百年以来的乡土重建经验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中国的乡建经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晚清到民国,以梁漱溟、晏阳初、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有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结构的重组和恶化,有感于中国乡村的普遍衰败,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活动。第二,是以土地革命为代表的乡村重建活动,土地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启动和发展的现实条件,中国亿万农民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第三,是90年代以后的三农问题,随着中国在2001年以来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也得以向中国乡土转化。今天,中国开始强调“乡村振兴”,以此为契机,资本也以各种名义下乡,力图攫取利益。

要克服这些不利局面,需要将乡土重建与国家建设联系到一起加以考虑。乡建的两大主题目标:第一,是回流,即追求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的回流,需要面对的实践问题,是如何引导和规范资本、如何协助返乡农民工留下来、如何实现乡土秩序的改善。第二,是回嵌——教育要回嵌乡土,促进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建立一种去精英化的乡村教育;是经济发展要回报社会,要以卢作孚、张謇等人为企业家的榜样,超越纯粹的资本盈利逻辑;社会要回嵌生态,不仅仅是生态农业的发展问题,更是社会要建立生态性的发展观。

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国可以为世界贡献什么,或许就是把乡土重建与国家建设相互结合的发展经验。百年以来的乡建历程,不仅体现着中国农民自发的自我保护运动,体现着外来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积极参与,也体现着国家对民族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守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的乡土重建与国家建设是相互交融的,在国际体系的夹缝中寻找新的可能性,以文化自觉和国情自觉来探索走出一种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改良之路。

最后,与会学者们论坛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学者们认为,本次论坛更侧重于对“中国经验”的探讨与阐发,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向远道而来的海外嘉宾讲述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变化。以此为契机,中国学者们也可以更好地思考如何加入到国际论坛和国际交往之中,突破学科和专业的限制,突破视野和立场上的局限性,探索一种全球视野的在地化实践方式。正如汪晖最后所总结的,巨变已经发生并在加速,我们需要直面高速变化的现实,理解全球市场的变化和新技术浪潮的深刻影响;在诸如国家、民族、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第三世界这些传统概念的边界日益模糊的当下,我们依然需要去厘清社会斗争的目的,在相互关联的事件中为社会斗争创造新的准则与新的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验”不仅仅是内在的,也是世界性的,中国在与外部世界复杂互动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定义自身,而在与中国复杂互动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也可以发掘和发现一种超越于当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新的可能性。这种相互成就,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