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诗社：我们是围坐在火山口的一群诗人
记者｜冯洁 娄佳璐 明朗 丁芷宁
编辑｜戴汀屿
“圆明园”是《此间》2019年冬季刊专题故事的主题。
落成已有三百余载的圆明园依旧荒芜，依旧繁盛，不同的人来去其中，又风流烟散。我们在这段漫长的时间轴上截取了最为切近的四个刻度，通过讲述八十年代至今曾活跃于圆明园的群体的故事，尝试展现一个园子四十年间不同的文化风向；透过这个时空中不变的坐标，凝视人事和时代的变化。
1984年夏，北京市政府决定把圆明园建成公园。在某种程度上，圆明园诗社无意成了这片荒园最后的见证者。
他们在朦胧诗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今天”在他们眼前倒下。诗社没有固定的据点：圆明园开放的空气中承载着隐秘的聚会，诗社成员刘国越的家中酒味和诗句一并飘扬着。至于郊野的叫喊和舞蹈、诗歌朗诵会上前声光电时代的幻梦，都和年轻的、莽撞的、新鲜的诗人们碰撞着。
这些“在不是家园的泥土里/较劲的一群孩子“，这条受诅咒的“新生的叛逆的河流”，最终成为层累往事深处的暗流，只有在众人错综的回忆中才发出声响。
圆明园诗社似乎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组织。
这个边界既指成员的边界，也指时间的边界。当这些写诗或不写诗的人被询问起某一事件的具体时间时，他们总是歪过头“嘶”一声，然后犹疑地给出一个以年份为端点的时间段——于圆明园诗社的成立而言，这个区间是1983到1984年。
社长戴杰对在昌平举办的一次活动印象十分深刻，并十分笃定地认定这就是圆明园诗社的起源。“嘿，昌平，多远呐那时候。一说走，一帮子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就去了。”时隔多年，再次谈起这场狂欢的时候，他还是难掩兴奋。
彼时，北京还远未形成完备的公共交通系统，北京城和昌平是两个遥望的孤岛。具体是什么样的呼告，早已在时间中模糊。戴杰所牢牢记住的，是几十人如何浩浩荡荡地开往昌平的一所学校。多数人骑着自行车穿越晴朗秋日的田漠；不知谁弄来了一辆大卡车，戴杰坐在那辆卡车上，不一会追上了自行车的队伍，“我坐那大卡车上冲下边喊——那时候还有点儿优越感呢——冲下边喊，‘哎，快走！快走！’”自行车的队伍也兴奋地冲着卡车喊，并纷纷猛蹬加速。
到了学校，这些年轻人把学校里跛瘸残破的桌子椅子全拆了烧火，拧开烈酒倒在燃起的火焰上，火焰哗地冲上天空，这时的天空已是群星闪烁。诗人、漂亮的女孩子和一些打拳的人围着篝火，八十年代初期，跳舞的风气刚刚露头，“也不怎么会跳，就群魔乱舞”。他们朗诵诗歌。那时朗诵不叫朗诵，叫“浪诗”，“浪一首”这三个字的节奏感，频繁出现在起哄或热情的毛遂自荐当中。马大弹起吉他，黑大春晃着沙锤，歌声和“浪诗”的声音重叠交杂。彼时崔健尚未成名，人们唱着香港歌曲。人们尽情地灌下酒精，学过拳的几位要比试比试，情欲和篝火一起燃烧。狂欢通宵，篝火在秋季冰凉的清晨灭成灰烬，青灰色的天空慢慢亮起。而很久之后戴杰才听说，这事儿已经在北京城传开了，越传越邪乎，说有一帮人在郊区跳裸体舞。
这次活动在戴杰的记忆里烙下钢印，在其他人的口中它却显得有些面目模糊。殷龙龙并未参加这次活动；在戴杰的叙述中，雪迪参加了这次活动，雪迪却说，“我记不太清楚这个活动，或许这活动我不在。”
这是黑大春出狱后与戴杰一拨人的聚会中的一次。戴杰与黑大春的联系让这个诗社慢慢成形。“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它是圆明园诗社的起源吧。”刘国越如是说。
雪迪和黑大春在《今天》相识。雪迪不到十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又很快各自再婚。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雪迪的父母因此事被处罚。雪迪放了学就要拼命跑，跑得慢一点就要挨同龄人的打。拼命地跑，却没有目的地，“回到家里，又没有家。”这些记忆在雪迪的体内积蓄成了一个核。后来雪迪住在集体宿舍，在筒子楼的走廊里看到一本被丢弃的诗集，是普希金。他拾起这本当时的禁书，翻开，他体内的“核”急速膨胀，一扇新世界的窗口被打开了。二十出头的时候，雪迪决定成为一名诗人。
刘国越和诗的接触，则大多是通过戴杰。二人家都在六铺炕，打小是邻居、发小。1978年，戴杰刚上大学，他活跃地参加西城讲习班和西单的活动，只要一回来刘国越就听他谈诗。戴杰勤勉地往返于六铺炕与新街口、西单。在新街口的大剧院里，西城讲习班组织关于诗歌、小说、散文和影视的讲座，文学青年和喜欢表演艺术的社会青年聚集于此，导演、文学家的讲授为他们开启表达自我的新维度。
在这里戴杰认识了殷龙龙——身体不便的殷龙龙坚持从鼓楼坐107无轨电车至新街口参加诗歌组的学习。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朦胧诗正式从地下踏上地表，这些诗句与一代青年的精神伤口产生强烈共振，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冲击波。殷龙龙那时在家门口开着一个小卖部，他离这伤口的中心是较远的，但仍被这股力量攫获。他形容他与这种语言的初遇，“陌生的——通灵的”。
而在西单，《今天》、《沃土》、《北京之春》等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戴杰十分渴望认识写这些文字的人。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庞春清——黑大春，当时“今天”的一名成员。戴杰还去参加过“今天”在八一湖的朗诵会，看见黑大春戴着工作人员的牌，“看见这还有一牌儿，还挺羡慕。”热情而直白的文字，以及思潮中人们激情勃发的生活状态，交旋成缭乱滚烫的漩涡，将戴杰深深吸入。
左一为青年戴杰／茹础耕供图
而当时北京的另一部分青年似乎要暴烈得多。文革刚刚结束，北京的街道上充斥着精力过剩热血上涌的青年。在庞大的不确定性下，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投放精力的地方，于是通过打架发泄闲置的精力。每一片都有一个“头儿”——刑天也是一个小“头儿”，拿着火枪喷人。不知什么时候这帮青年中传出了消息：“还傻打架呢，那都低级了，落后了，六铺炕有帮人啊，人家玩儿诗！”刑天自觉拿火枪喷人都是小玩小闹，没什么意思，便跟着自己学拳的师傅刘清正——戴杰的大学同学，加入了诗歌活动。在评诗会上，诗人们谈魔幻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陌生的名词对他来说像是一个新的宇宙。他疯狂地补习功课，好像不知所起又无处安放的躁动终于找到了容器。有一次，刑天满脸带血地跑到戴杰家里，一问，跟人打赌，下棋下输让人踩的。刑天带着新鲜的伤口躺平在地上，自言自语：“英雄死了/留下幻想的藤蔓……”
早春很快凋谢了。“今天”解散，黑大春被捕入狱。但短暂春天带来的联结没有被一并冻结。几年后，戴杰和同学刘清正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戴杰和刘清正在大学期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毕业后，他们想继续这项事业。当时黑大春也已出狱，几拨人重新联系，时不时聚会活动。刘国越家闲置着三间房，父母不在，于是他家成为据点。在刘国越家的频繁聚会让几拨人的联结日益紧密，他们基本构成了之后圆明园诗社的主要成员。
在这个小据点之外，这些诗人们寻找着更加开阔的空间。那时圆明园还不是一座被朝拜的废墟，而是被遗忘的荒地田野。福海还不是公园里水光潋滟的湖，而是长满了荒草。三仙岛上有一间破旧的农舍，还有一只时隐时现的小狐仙。在不同成员的口中这件事有着惊人相似的表述：圆明园的荒凉之美吸引了诗人。
寒冰尚未融化，先是文字、接着绘画，最后冰封蔓延向最抽象的艺术形式——音乐，连贝多芬的音乐磁带都不让卖了。但岩石业已熔融，无法被地壳束缚，中关村的一大堆诗人“好像处在火山口，有一种爱谁谁的冲动。”闪现的灵光需要分享，澎湃的热情需要流通，办诗社的想法在一次又一次活动中自然成形，最终在六铺炕刘国越的家里这个想法被提出。大家热情高涨地胡乱起了好多名字，都不满意，最后住在圆明园的诗人黑大春提出将诗社命名为”圆明园诗社“，一致通过。但实际上，在这个名字出世之前，诗社的实体已经落地。
圆明园诗社的一部分实体寄居在六铺炕刘国越的家里。大仙曾经在文章里写：在将夜的时候，走到六铺炕的街道，看见十号楼刘国越家窗户的灯光，就像看见北斗星。
大仙当时在工厂工作。改革开放吹起的火苗在高校遍地燃烧，但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似乎竖着一堵防火墙，热力的传递迟钝温吞。枯燥的工作和压抑的家庭让他与热情喷涌的另一部分社会之间隔着透明的高墙。于是刘国越家封闭的空间成为精神隧穿的通道。
时间在这儿变得模糊，白天黑夜都有人在睡觉，白天黑夜都有人在喝酒。人少的时候三四个，多的时候十几个。“我和黑大春在我们家聊天儿，聊到半夜两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了，一开门，林春岩，他从西单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家来，提了一瓶二锅头。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找你们喝酒来了。”
无论在一天之中的哪个时刻打开这扇门，总有热气和酒气扑面而来。这些年轻的诗人谈诗歌，谈艺术，谈对北岛的看法，谈对外地诗派的看法，谈对主流文坛的看法。话题像野草一样生长，枝蔓横生，每一个话题都极富生命力，但同时也是短命的，因为它们总在某一个节点折转方向，无限发散。这些芜杂的讨论，没有方向，没有边际，大多数讨论最后走向喝完大酒后的醉话，相左的意见走向对骂与打架。烂醉的人去另一个房间倒头大睡，又不断有人带着满身寒气进来，脱下外套加入讨论。要出门上班的人早早起来，屋子里依旧是喧闹，组构喧闹的人中，有的刚刚起来，有的彻夜未眠。争论像长燃的篝火，有的柴木燃尽了，不断有新的柴木填进去。膨胀的激情冲破了墙壁和天花板：聊天聊到半夜，诗人们一时兴起，就把刚喝空的酒瓶往外甩；刘国越正在打瞌睡，一听见动静赶紧制止，可已经晚了，好几个瓶子在寂静的黑夜里爆碎。所幸外面行人稀少，没出什么事。为了表达对刘国越家无休止的喧嚷和音乐的反抗，常有邻居敲暖气管儿，楼下的邻居则用墩布咚咚捅天花板。
天南海北的诗人在这里来来往往。这里长住过来自哈尔滨的菲野——菲野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曼杰什坦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人。外地诗人来京，也往往宿在刘国越家——诗人到了异乡，总有当地的诗人管吃管住，这似乎是诗歌界所特有的传统。上海的孟浪、福建的吕德安等等都曾造访此地。
那是一个几乎完全依赖信件进行远程信息传递的年代，这些诗人或诗歌爱好者的私人信件往来——往往是以诗歌为由头——彼此交叉联通，关系牵起关系，几乎网罗了八十年代所有有名有姓的诗歌组织，包括四川的“莽汉”、“非非”，南京的“他们”，不一而足。“那时候山头林立，诗歌流派千千万万都搞不清楚。”刘国越回忆。“那个年代很乱，有一个人冒充丁当，在北京骗了一大圈儿诗人，跟人家聊，骗吃骗喝的。那时候没有什么辨认身份，只是聊一聊，基本上就知道差不多都是一圈人。冒充丁当那个，估计他就会来这套，说，认识谁谁谁啊，跟谁喝过酒，在谁谁家怎么回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别人就信了。后来大家合起来一对，不是丁当本人。没有什么辨认身份的程序，脑子里没有这根弦。”说起这件事刘国越笑了起来。
圆明园诗社的另一部分实体，则游荡在圆明园一带。诗社在圆明园的聚会地点不固守一个地方——废墟、三仙岛、福海……圆明园的空间是开阔的，但在圆明园的这些聚会却是相对隐秘的。聚会的时间、地点皆由朋友口耳相传，朋友带朋友。来的人不一定相熟，但总有一条关系链可供从陌生的姓名追索到熟悉的姓名。
1984年秋，雪迪在圆明园诗社活动中朗诵／雪迪供图
在荒野上，诗人们或者站上石块“浪诗”，或者散坐在繁茂的荒草中间，弹吉他，合唱，也不可避免地喝酒和打拳。黑大春常常穿一身黑衣服，披着长发，站在石头上朗诵。1988年——此时圆明园诗社已经解散——黑大春出版了他的《圆明园酒鬼》。在集子里同名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因为，我深信，我永远是这块亲爱土地上的/那个呕吐诗句像呕吐出一朵朵呛人的花的/那个春天的酒鬼。”
“真正诗歌的启蒙是朦胧诗，是从心里往外热爱的。”谈及诗歌的启蒙时，殷龙龙如是说。
圆明园诗社第一期刊物《窗口》的序是顾城写的。在戴杰的回忆里，他去到顾城家时，顾城曾对他说：“‘今天’已经完了，就看你们了。”这像是“今天”对圆明园诗社的遗托，也是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诗潮与第三代诗人的微妙联系。
《窗口》封面／受访者供图
现如今，很少有人对将舒婷的《致橡树》选入语文课本有意见，但在朦胧诗刚刚涌现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它遭受着主流诗坛甚或主流媒体最严厉的批判。批判的阵营里站着许多在当时颇具话语权的人物，譬如艾青就曾批评朦胧诗写得让人看不懂。同时，朦胧诗对以红色诗歌和政治诗歌为代表的传统诗歌也强烈不满。在文字的对抗中，年轻诗人们对阵营的选择几乎是一种天性——他们绝大部分声援着朦胧诗。几年后，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极富生命力的诗句在大众思想中播撒生根，《崛起的诗群》也从理论上为朦胧诗平反，朦胧诗站稳了脚跟。当时，北岛是朦胧诗的一面旗帜。“打倒北岛！”的口号在各处响起，“但是我知道，肯定是刑天最先喊的。”谈及此事，刘国越表现出少有的确定。
大概是在东四附近，诗人黄贝岭牵头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场地是一个类似于阶梯教室的地方，戴杰、刘国越和刑天挨着坐在靠墙的最后一排，以北岛为中心的人们在前面讨论。在戴杰和刘国越的叙述中，这声口号的响起都是十分突兀的。“都没有想到。”刑天突然举起拳头喊了一句“打倒北岛！”，粗暴地打断了会议进程。这似乎是一次没有起因后续的情感爆裂，像是在诗人身上惯常出现的非理性冲动。但在刑天本人的视角，这声喊并不是毫无由头。时隔多年谈起这件事，刑天的声音还是像少年一样愤慨起来：“那是有些人说得太过分了，说什么诗歌到我们这代就完了，那不是胡说八道嘛。”
关于这句突兀的呼喊之后的事，记忆开始出现分叉。在戴杰和刑天的印象里，在口号之后是一场有来有回的辩论，是诗歌理论的碰撞，诗人们激烈地争论诗歌的口语化和全盘西化。戴杰站起来打了圆场；争论最终被北岛以“弯拳”结束：“你别打倒我啊，我算什么呀。”“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时代。诗歌本身就是镣铐嘛。”刑天说。
而在刘国越的记忆里，这颗石子激起的只是沉默。“所有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们几个坐在这儿都很尴尬。但是这些人回头看了以后，也不认识我们，会场沉默了几秒，大家都很尴尬，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又回过头去继续讨论了，没有回应这个问题。会后也没有任何人谈论这个问题。”
这声感情强烈的呐喊，被时间封在了东四的场地。
高校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人与人之间的空隙被挤压殆尽，没有位子的学生坐在过道上。拥挤的场地却并不十分吵闹，轻声的话语嗡嗡地聚焦在礼堂的穹顶上。人们的呼吸让礼堂闷热。
1986或1987年，这样的场景出现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北京高校。这是圆明园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
在台上朗诵诗歌的不只是圆明园诗社的成员。活动邀请了以北岛为代表的很多著名诗人，梁小斌、裘小龙这样的外地诗人也来北京参加诗歌朗诵会。以当代眼光看来，圆明园诗社在一两年时间内达到的如此活动规模是令人惊叹的。实际上，在“今天”之后，“幸存者”之前，如果没有圆明园诗社，北京诗歌组织的这段时间将是空白的。“在做诗歌朗诵会活动方面，圆明园诗社是第三代里边独一无二的。”刘国越说。
诗人们的朗诵各式各样。北岛、芒克等诗人拿着诗稿念诗，朗诵沉稳平缓，然而他们站在台上本身就是一种不平静的精神象征，因此观众席总在结束时爆发出十分热烈的掌声。梁小斌朗诵他的著名诗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诗稿并未装订，梁小斌念一篇就扔一篇，纸张飞落在舞台上。刑天背对着观众坐在舞台上，礼堂先是沉浸在黑暗里，然后灯光亮起，刑天背对着观众朗诵诗句。黑大春从舞台正面跳上台来，扔掉手套，解开脖子上的黑色围巾把双眼蒙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狮子》。
左一为青年刑天／茹础耕供图
这种场景描绘很容易让我们潜意识里先入为主地为其贴上“地下”的标签，但实际上它完全暴露在主流视野下。除了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他们还曾请著名的朗诵艺术家殷之光、瞿弦和参加活动。他们以经典的朗诵形式——配乐诗朗诵——朗诵传统的诗歌，譬如《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青春之歌》、《雷锋之歌》等。专业的技巧让他们的朗诵颇具感染力，往往获得台下年轻人热烈的掌声。这些朗诵会也请了北京的老诗人、老理论家，他们都是同情朦胧诗、同情新思潮的老艺术家。“其实可能他们跟艾青这些人也是有分歧的。”诗歌朗诵会在北京林学院达到高峰，团中央也在台下坐着。有人过来介绍这是团中央的，戴杰作为社长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便捡个地儿坐下。
此时思想解放的第二波热潮正如火如荼。许多高校的团委和学生会联系圆明园诗社举办活动。戴杰和大仙通常负责联系活动，刘国越和何群一般负责幕后。在八十年代的朗诵会中，诗社成员常常不得不因陋就简。有一次要朗诵殷龙龙的《月光》，用德彪西的《月光》伴奏，刘国越和何群借了灯爬到桁架上，高高地举着灯，整个礼堂沉浸在黑暗里，只有朗诵者伫立在这一束白色的光柱中；除了人工的追光灯，他们还曾手工制作过旋转彩灯：在灯前面加一个圆纸板，圆纸板上有一圈洞，每个洞用红黄蓝绿的胶片蒙上，然后转动这个圆纸板，让彩色的光变换。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的光点流动跳跃、互相追逐，流淌过一张张仰起的青年的脸，他们提前浸入了声光电时代的迷梦。“我趴在上面去转纸板。没有设备嘛，我们自己想出的舞台效果，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戴杰还特别提起在北大的诗歌朗诵会。彼时年轻的诗人西川还是北大的学生。“我刚朗诵完诗歌，当时本来没安排西川朗诵诗歌，他自个儿上去了，我一看，这谁啊这。”戴杰笑起来。朗诵会后，诗人们又举办了小型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老木想朗诵一点戴杰的东西。老木是《新诗潮》的主编，《新诗潮》是八十年代最早全面介绍当代诗歌的综合性诗集。戴杰说，老木当时没找到圆明园诗社，没发圆明园诗社的作品，有点歉意，所以就想朗诵一点他的东西。老木朗诵到一半，刑天给他拽下来了，非让戴杰自己朗诵，“弄得特别下不来台”。
老木与戴杰朗诵的这首诗，是戴杰为《伤口》写的创刊词：“我们是围坐在火山口的一群/ 我们是截住圣人与之打赌的一群/ 我们是燃烧的一群/ 我们是绝不做生活囚徒的一群……”《伤口》是圆明园诗社在诗歌朗诵会如火如荼开展时发行的刊物。为了发印《伤口》，戴杰自己掏钱买了一台打字机——《伤口》是铅印本，这是颇让戴杰自得的事。“那时候都是油印本，铅印本非常稀有，那时候看着铅印本很漂亮的。”戴杰回忆，《伤口》印了百来本，马上就没了。萨特的学生，一位名叫罗内的女学者，马上把《伤口》翻译成法文。时值纪念法国“五月革命”，《伤口》中的诗句与罗内热烈丰沛的内心产生奇妙共振，“当时罗内拿着那个杂志直哆嗦，说：太棒了！太棒了！”
在这些诗歌朗诵会前，高校学生们对诗的热情业已发酵，但诗人那时仍是神秘的存在，诗人在校园的集群出现显然带来了冲击。戴杰保存着厚厚几沓已经发脆的信件，在信封的边角飞扬着不同字体的“代杰收”，发件人地址那一栏则是许多各异的北京地名和偶或出现的外地地名。彼时年轻的刑天颇受女大学生的青睐，年轻诗人的浪漫、感性、冲动，连带着他们的混乱，对青春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当时大学生写给戴杰的信／戴杰供图
“林学院那是一个高峰，之后就哗地下降了。”圆明园诗社达到极盛的时候，也是它开始塌陷的时候。
如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诗社的运行无疑需要资金。在资金管理方面，社长戴杰提出“以商养文”，有时自然也不免诗社成员自己掏腰包。这些琐事的细节早已在漫长的时间中丢失甚或篡改。这些小的缝隙也是聚成溃裂的一部分，但圆明园诗社的分崩离析显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过去。
诗社形成之初，戴杰心中就饱涨着热情，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达到冰点了，他希望诗歌激起一些热烈的东西。而雪迪和黑大春一直只关注着诗歌本身。圆明园诗社逐步壮大的影响力让戴杰关于思潮的愿企也暗然生长，但他所酝酿的主张都难以在诗社落地。圆明园诗社的框架由个人联系搭建起，不同于同时代的“他们”、“莽汉”、“非非”，它的源起不是相同诗歌风格和诗歌理念的凝聚。而团结一群有相似追求的诗人是相对较容易的，但人们很难改变一个诗人自己的愿旨。“戴杰他最后进入到要搞社会活动，要把诗社办成一个社会的（组织），我和黑大春坚持诗社应该是写诗为主，还是要推进当代诗。”雪迪说，“到最后就很对立，不可调和。”而搁置宗旨，又也“已经不是纯粹的诗人聚的一个地方。”割裂逐渐达到无法弥合的地步。
《窗口》的“写在后面”／雪迪供图
在“解散”这个词出现在六铺炕的小型会议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诗社成员参加什么活动已经是单独或三三两两。这时期殷龙龙去了两次六铺炕，都扑了空。在这次最后的会议上，戴杰作为社长却回避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让诗社散了。所以我回避，希望他们在我不在的情况下谈出个结果来。我是很希望这个诗社办下去的，只要它继续下去，我不当社长也可以。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为这个事情，甚至流下了眼泪。”而参加这个小会议的几个人，记忆却都很模糊。雪迪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参加过这个会议。在刘国越的记忆里，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深入的讨论，只是提出了问题：这种状况还应不应该继续下去，还有多大意义。大家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意义。刘国越也已记不清是谁说出了“解散”这个词，“反正不是我就是雪迪。我当时就是没什么情绪，没什么可争的了，那就散了吧。”于是通知戴杰，戴杰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伤心。他在时隔近三十年的访谈中说：“他们在那谈什么了，到现在这也是个谜。”戴杰对诗社的解散许久不能释怀：“如果那时候圆明园诗社办下去了，我有信心，一定会办得非常辉煌。”刘国越却觉得，“要是把这个名号留着，换拨人，那或许可以办下去。如果还是这拨人的话，那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必然。重来一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诗社解散后，成员们的人生轨迹逐渐分散。雪迪去往美国，和从前一样地写诗。殷龙龙也一直坚持着诗歌创作。刑天如今在金融投资领域。戴杰在诗社解散后退出诗坛，加入中国戏剧协会，80年代末，他“把笔杆子撅折了”，下海经商，之后又是风浪起伏，如今创作剧本。而曾经居住在圆明园的诗人黑大春，这个在刘国越叙述中“扛起圆明园诗社大旗”的诗人，已然完全隐居，不用电脑，不用手机，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偶尔与老友相聚，当席间试图开启过去的回忆时，他总是举起酒杯终结话题：“让圆明园诗社见鬼去吧。”
新媒体编辑｜山芝涵 沙熠 李佳润
责任编辑｜戴汀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