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伯霍瓦拉评《探寻我们》︱初代人类学家合传

In Search of Us: Adventures in Anthropology, by Lucy Moore, Atlantic Books, February 2023, 320pp

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首次出现在英国高校时，其从业者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保持着严格的距离。这门学科的维多利亚时代开山鼻祖——牛津大学的爱德华·泰勒爵士和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研究仅靠传教士和殖民地管理者从遥远的他乡送回来的民族学材料。弗雷泽的比较宗教学巨著《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出了皇皇十二卷，但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曾问弗雷泽是否真的见过任何“原住民”，他的回答是：“谢天谢地，并没有！”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博学多才的潇洒波兰人于1910年加入伦敦政经学院新建的人类学系时，他开的必读书单只有四本书，其中还有两本同名（都叫《人的种族》）。他的第一部专著《澳大利亚原住民家庭》出版于1913年，材料完全来自伦敦的图书馆。

不过变化已经在发生。次年马林诺夫斯基就乘船前往南半球，开始了后来被称为“田野调查”的研究活动——该术语是他的导师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从自然科学借用的，哈登最初是一名动物学家，在托雷斯海峡群岛研究软体动物，后来将注意力转向当地的人类居民。

作为新生代欧美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哈登在188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对本学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不再枯坐书斋，开始亲身研究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原始”文化，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长时间生活，再向西方读者报告他们的发现。

露西·摩尔（Lucy Moore）风格明快的新书《探寻我们》讲述了那一代学者中十二人的故事。该书从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开始，其职业生涯始于1880年代中期，他在仆人威尔海姆的陪同下，前往巴芬岛与因纽特人生活了一年。他后来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并在那里启发了摩尔书中记述的其他几位先驱人物，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卓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该书以1955年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对人类学之目的与局限的宏伟沉思作为结束。

1880年代中期法兰兹·鲍亚士在巴芬岛与因纽特人共度了一年。

美国作家、人类学家卓拉·尼尔·赫斯顿，摄于1937年。

在这段历程当中，还有一群迷人的学术冒险家。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在爱丁堡附近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首创了对“炮弹休克”（一译弹震症）的科学治疗，他的病人包括罗伯特·格雷夫斯、威尔弗雷德·欧文和齐格弗里德·沙逊。坚定的单身汉爱德华·韦斯特马克是最早以同情的口吻为“同性爱”发声的学者之一，也是婚姻研究的世界级权威。他为了获得“对柏柏尔人更亲密的家庭生活的洞见”，曾经在摩洛哥某户人家的地板下面的洞里藏了一夜。奥黛丽·理查兹（Audrey Richards）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她曾经骑自行车穿越罗得西亚高原，研究殖民统治对本巴族人的影响。她还喜欢在社交出现尴尬时用脚趾点燃火柴来缓和气氛。

摩尔指出，这些彼此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的学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用异国文化来阐明“文明”世界之特殊性感兴趣。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在以敬畏的态度真正理解他人——即使是野人——的基本观点后，我们自己的观点也必将得以拓展”。因此，人类学成了一种展示人类共同点的方法，而不是将其分裂。

曾有一位对威廉·里弗斯的知识方法深为景仰的人对“他协调看上去互不相关的事实的可爱天赋”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赞美摩尔。她告诉我们，与马林诺夫斯基一起抵达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还有他的二十四箱物资，包括“冲饮柠檬晶、罐装牡蛎和龙虾、各种巧克力和可可、西班牙橄榄、鳕鱼籽、罐装兔肉、蔬菜罐头和菜干、带骨火腿、法国白兰地、茶叶、六种不同的果酱以及大量炼乳”，他还带了近五千粒药片，但只有一把牙刷。

《探寻我们》充满了这样的小插曲，可以说这是一本合传而非人类学著作。摩尔并未美化初代人类学家的偏见、他们对原住民的轻率态度，或人类学本身问题重重的历史。尽管她总结了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这本书的主要亮点还是充分展示了这十几位丰富多彩、突破传统、自由思考的生命。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7月1日《卫报》，由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