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丨域外参会散记
教授筹办的国际会议
我1959年从苏联回国，此后将近三十年没有再出国，1988年起陆续到国外开了几次学术会议，次数不多，不过有些事还值得一提。
1988年收到联邦德国贝尔格曼等几位教授的邀请，参加布哈林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1959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主要从事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编译和研究，1980年以前参加了《布哈林言论》的编译，这是供批判用的“灰皮书”之一，1980年后参加编译三卷本《布哈林文选》，此书已经“脱灰”，不再列入“灰皮书”系列了。与此同时，我开始写作重新评价布哈林的论文，1981年1月在《世界历史》上发表《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的长篇文章，对一直遭到批判的布哈林言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如所谓“阶级斗争熄灭”“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平衡论”等等，还其本来面目。
1981年意大利曾经举行布哈林问题国际讨论会，时任社会科院马列所所长出席了会议。有人建议我设法参会，但那时编译局还没有派遣过研究人员出国开会的先例，所以我提都没有提。
1988年10月，联邦德国几位左派教授发起召开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年正好是布哈林诞辰一百周年，去世五十周年，也是他获得正式平反昭雪的一年，所以特别有意义。中国受邀请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编译局的殷叙彝和我，社科院经济所的余大章以及武汉大学的曾启贤教授四人。余大章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后调到社科院经济所，七十年代末我们合作翻译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首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
我和殷叙彝两人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赴联邦德国，中间在迪拜停留了一下，那时的迪拜还比较荒凉，国人在这里可以到机场的免税商店购买黄金饰品，我们没有钱，只是去看了看热闹。
到达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很快出了关，这时候问题来了，不知谁来接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知怎么办。只好边走边看。突然发现有一位姑娘手拿着一本书，上面有很大的布哈林图像，我们猜是来接我们的，一问果不其然。这是会议请来的志愿者，不但负责来机场接客人，而且负责用自己的小轿车把我们送到会议地点乌培塔尔——恩格斯的故乡。
我在联邦德国还开过几次会，会议的主办人都是请一批志愿者来为会议无偿服务的，不仅如此，无论是从机场到会议地点，还是从会议地点到波恩、柏林，都是这些志愿者出车出人负责接送，所以他们办会比较省钱。这些志愿者不一定是从事会议主题问题研究的，但愿意为会议服务。
发起会议的几位左派教授人脉很广，你提出的需求都能予以满足。例如我到一些城市访问，要求访问对象懂俄语，可以用俄语交谈，他们在柏林就找到几位会俄语的专家来接待我。一般说来，在德国会俄语的都来自民主德国。在柏林我甚至遇到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在列宁格勒大学上学，和我同住在梅特林斯卡亚宿舍的新闻系毕业的朋友。那时两德已经统一，他担任工人运动研究所所长，这真是他乡遇故知，交谈甚欢。
布哈林会议的正式名称是“布哈林著作国际多科性学术讨论会”。会议地点在恩格斯的老家乌培塔尔的一家基督教青年会，选这个青年会是因为租金便宜。
我们带去两篇论文，一篇是我的《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另一篇是我起草的《布哈林研究在中国》，由殷叙彝和我共同署名。
会议室有一个小型的展览，我们带去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选》、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还有我的几篇有关布哈林的学术论文。三卷本《布哈林文选》可是空前绝后的布哈林文集，那时苏联学者只展出一本刚刚出版的单卷本《布哈林文选》，此后虽然还出了一些不同版本的布哈林文选，但始终没有出版过多卷本的文选。这说明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布哈林研究走在了苏联同行的前面，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有学者发表有关布哈林的论文，重新评价他过去被否定和遭到批判的观点，而苏联在1988年给布哈林正式平反，这才开禁布哈林研究。苏联来参会的学者不少，他们是匆匆忙忙阅读布哈林著作、看布哈林档案、写作提交会议的论文。苏联马列研究院来了一位专家，其他多数为苏联科学院的学者。我听他们半开玩笑地指责马列研究院垄断档案，说他们自己看，别人却看不到。
贝尔格曼教授与中国学者。左起：周尚文 周懋庸 蔡恺民 贝尔格曼 殷叙彝 郑异凡，前排留德读博的赵之宏。1990
会议由联邦德国贝尔格曼、沙菲尔等七位教授发起，来自十九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与会。苏联学者是第一次参加此类会议，其中有一位叫皮西金的机械师，是“布哈林政治俱乐部”的头，在布哈林获正式平反前已经存在并开展活动，出版了一份小报，会议结束后还不断给我邮寄此报。由于他的这个身份，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机会就给了这位年轻的布哈林俱乐部主任。
会议邀请了布哈林的女儿古尔维奇-布哈林娜·斯维特兰娜，她是布哈林第二任妻子经济学家古尔维奇的女儿，布哈林被镇压后，与他已经离婚的妻子也未能幸免，被关进集中营，女儿则被流放到外地。五十年代她得到布哈林老友米高扬的帮助，曾经去集中营探望母亲，但是只在集中营的门口，远远见了一面就又分开了。后来还是米高扬的帮助，使她能够回到莫斯科上学。会后我两次访问莫斯科都去拜访过她，她授权给我翻译出版布哈林的狱中遗稿，还为其中的《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写了“致中国读者”。
布哈林平反后，当局在莫斯科给了她母女一套两室的公寓，她母亲去世后，就她一人居住。房间摆满了布哈林及有关著作，墙上挂着布哈林画的油画和照片。
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布哈林娜和郑异凡。1988
参加会议的有东西方的学者，东方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与会的经费都由德方负担，西方学者都自己掏钱，或由他们国家的学校、基金会等资助。这是颇有特色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都负担不了学者出国开会的经费。那时候研究苏联问题的西方学者可以一年几次到苏联考察、交流，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却出不了国！苏联学者显然也是第一次出国开会，会议最后一天下午悉数缺席会议，原来他们都利用这半天去商店采购了，这引起主办方的不满。贝尔格曼在会上批评了他们，还表扬了认真与会的中国学者。
这次会议是多年来第一次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学者共同出席的国际学术会议，乌培塔尔市政府相当重视，会议结束后女市长专门举行宴会招待参会学者。晚会地点在恩格斯故居的地下酒库举行，酒库相当大，足见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女市长在晚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会后德国出了一本会议论文集，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德方给了出版补贴，但出版社还是没有舍得多印，只印了一百多册，全给了我们，书市上是看不到的。
在德国开会，由于每次会议俄国学者占多数，所以会议用的主要语言不是德语，而是俄语，俄语的发言有时翻译成德语，有时干脆不翻译，而德语大多翻译成俄语。有一位瑞典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坎，是俄裔，德语很好，常常自告奋勇在会上俄译德或者德译俄，这对我这样仅懂俄语的人有点像是在俄国开会一样。
会后我和殷叙彝去汉堡访问。主办方为我们联系了住所，是一家家庭旅舍。旅舍的主人每天早上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就离开了，钥匙直接交给我们，我们出去时把钥匙留在门口的篮子里，回来自己用钥匙开门。主人和旅客之间充满了相互信任感，这是我们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
郑异凡在俄国革命研讨会上发言。1997
对与会者提出的要求，主办方总是设法满足，1990年托洛茨基研讨会结束后我去柏林，安排我们住在一家艺术品商店里，睡觉是打地铺的。1997年开完十月革命研讨会后，我提出去柏林访问，主办方安排我乘志愿者的中型车去柏林，俄国著名学者梅德韦杰夫同行，到了柏林，又安排了出租车把我送到一位志愿者家里住宿。这位志愿者是共产国际德国领导者的后裔，在柏林的别墅区有一栋房子。他知道我不会德语，又联系了一对会俄语的夫妇陪我去参观了斯大林、丘吉尔和杜鲁门三巨头参会的波茨坦。
作者与志愿者合影。从机场接作者到他家住了一夜，次日夫妻两人驱车几百公里送作者到会场。1997
这不是托派会议
第二次去联邦德国开会是1989年10月，是关于托洛茨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是那几位左派学者举办的。在那个时间点，参加的又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历史人物的研讨会，会议论文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不过审查单位很聪明，让我们自我审查。唯恐出问题，所以删改得很厉害，几乎面目全非，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编译局应邀参会的有殷叙彝、蔡恺民、周懋庸和我四人，我们还推荐了华东师大的周尚文与会。这次还没有出国门就遇到了问题。那时出国在机场安检需要“出关卡”，有权开“出关卡”的编译局给我们办好了手续，但是机场边防怎么也不认编译局开出的“出关卡”，卡住我们不放行。我们请他们打电话到编译局、外交部去核实，电话联系后还是不行。华东师大的周尚文已经进关，眼看飞机起飞的时间已到，但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边防人员告诉我们不要着急，说我们不发话，飞机不会起飞的。我们只好做边防人员的工作，告诉他们我们一直从事马列著作的研究与翻译工作，《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上都有我们的名字，国内许多报刊上也发表过我们的文章，而且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头老太太了，不会干什么坏事。我们的宣传还真起了作用，起飞时间已过了二十分钟，一位校级的边防官员终于拍板放行，说出了问题他负责。我们一行跑着登上飞机，只听见机舱里一片骂声——“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我们当然无话可说。回国后听说机场向编译局道歉了，编译局是有权发放“出关卡”的。
会议有十九个国家一百三十位学者参加。中国学者出席会议使许多人感到意外，都以为我们不会被允许参加此类会议了。会议主持人很体谅我们的处境，特意嘱咐与会者不要向中国朋友提他们国内政治问题。由于会议研讨的是一个在国际共运史上极有争议的人物，所以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就强调这是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学术研讨会，不是托派的会议。请所有未得到正式邀请的人员退场。有几位当即退出，也有不走的，声称警察不来，就不走！欧洲还是有托派活动的。有一位英国汉学家提交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的托派”，被退回。后来改为“中国革命和托洛茨基”，才被接受。
学术会议是自由发言、自由讨论的，可以对发言人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西方学者提问，你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连托洛茨基的著作都看不到，是怎么研究托洛茨基的呢？这位西方学者问得有道理。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托洛茨基是研究的禁区。按照传统教育，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叛徒，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走狗，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人们并不清楚。在苏联，托洛茨基著作被秘藏在少数图书馆的特藏库，即使学者也难以看到。那里有不成文的规定，文章中不能直接引用托洛茨基的原话，而只能转述，否则就是宣传托洛茨基言论。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上学的时候，由于毕业论文是论述1925年的“新反对派”的，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我在学校旁边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东方阅览室可以借到存放在特藏库的反对派著作，但在毕业论文中由于直接引用了反对派的言论，受到评议老师的指责。回国后分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头二十年主要就是编译“灰皮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著作，同时也向人民出版社推荐供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作为“灰皮书”出版，供少数写作反修文章的领导和秀才参考。所以我在会上当即起来列举了中国出版的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如《新方针》《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以及1949年前出版的《俄国革命史》等等，可以说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都已经有了中文版。那位学者追问了一句，学者都能够看到吗？我回答说，现在凡是研究托洛茨基问题和苏联问题的学者都能够看到。能够这样回答当然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要是以前这些书只有那些够级别的少数高官才能看到！
为院士祝寿的学术会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兼职研究员，还担任了他们的政治和理论研究室主任。1997年5月奉命率团去哈萨克斯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我们乘机抵达阿拉木图，立即被送到一个会议室，那里已经坐满了人。我就座后，发现原来是一个给他们的院长祝寿的会，与会者依次发言歌颂院长对自己的帮助，对学院的贡献，对国家学术进步的贡献。这是第一天。
次日科学院举行一个庆祝这位科学院院士六十大寿的隆重典礼。这可开了眼界了。除了致颂词外还依次登台送礼，礼物主要是民族形式的帽子和长袍，细数下来寿星收到的这种礼物在两位数。我很好奇，这些衣帽是真的用来穿戴的，还是留下来再作为礼物转送给其他的寿星的？我想，送这种礼物也许是哈萨克斯坦的传统习俗。
我们代表团当然没有准备礼物。邀请我们参加的是为庆祝院长六十大寿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所以我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报告。对报告的结尾临时做了修改，说几句祝寿和加强中哈学术交流的话，其中说了院长的论文在我国的刊物上发表。最后握手拥抱的时候他附耳对我说，说说发表文章的杂志的名称！
送礼的长队
这次正式祝寿仪式结束后，事情并没有完。第三天在“学者之家”的大厅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和舞会。算来整整花了三天的时间来办这场祝寿大典，我们代表团是唯一来祝寿的外国代表团，我作为团长总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不过祝寿会议结束后我们又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进行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后来所领导对我说，你们这次访问中亚三国，使馆和访问对象反应都很好。我想原因之一是团里还有一位张晶女士俄语很好，熟悉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同三国朋友直接对话，坦诚交流。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对话要通过翻译，那就要大打折扣。
一个东道主不花钱的国际会议
2002年俄国家谢德林公共图书馆下属的“普列汉诺夫之家”（普列汉诺夫纪念馆）邀请我们出席纪念普列汉诺夫逝世八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和同事王丽华应邀参会。我们先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去彼得堡。到车站来接的不是“普列汉诺夫之家”的人员，而是我的列宁格勒大学老同学希罗柯拉德教授，教授的夫人伊琳娜是我的历史系同班同学，她同馆长达季扬娜·菲里蒙诺娃的关系很好，所以接站的事就交给了教授了。
他带我们乘有轨电车来到交通大学的宿舍，那里已经给我们订好了房间，顺利入住了。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位日本学者。还多亏有朋友来接，要我自己找还真要费一番功夫的。
把我们安排在交通大学宿舍，是因为它位于地铁站附近，方便我们去普列汉诺夫之家开会。这样，三天会议都是我们自己乘地铁来来去去的。
普列汉诺夫之家的会场
第一天会议我们到的时候，会议桌旁的位子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找了外边的椅子坐下，就这样开了三天的会，只有发言的时候坐到会议桌旁边。
会议由馆长菲里蒙诺娃一人主持，没有另找名人主持。她负责按次序招呼发言人发言，维持会场秩序，出现跑题时总能把话题拉回来。她的主持能力不错，会议开得井井有条。
上午会议结束时，她介绍了附近哪里有餐厅，哪里有咖啡馆，哪里有小卖部，让与会者自己去找地方解决午餐问题。会议这种安排是我前所未见的，国内无论开国际会议还是国内会议，吃饭问题总得由东道主提供，哪有参会者自己去找食的！
第一天我们胡乱找个地方对付着吃了就是。第二天我们还真在附近发现一个相当不错的颇有情调的餐馆，一人花一百卢布（约三美元）吃了一顿正正经经的西餐。第三天我们请了老同学伊琳娜一起就餐，她也觉得很不错。
东道主这种安排是非常经济的，不过下午开会时就有点稀稀落落的了，因为各人就餐所花的时间不一样，不可能准时回来开会。
会议结束后菲里蒙诺娃给了我们一张费用单，那是替我们办理签证等的手续费，每人约五十美元，这是要我们自己付账的。我们在交通大学的住宿费自然也是我们自己掏钱的。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之家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与会，却没有花一分钱，这在我们中国这样慷慨好客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模式，不花钱，质量高。真应该改一下举办国际会议大把撒钱的会风了！
2002年是普列汉诺夫逝世八十五周年，会议第二天下午组织与会者去普列汉诺夫墓敬献花圈。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春去世，埋葬在圣彼得堡的伏尔科沃公墓。
普列汉诺夫墓
伏尔科沃公墓是封闭不开放的。我们到达后会议主办人联系了管理处，才有人来开门。门口张贴着告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伏尔科沃公墓和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一样，里面葬有大量名人。由于不开放，墓地静悄悄，只听见鸟鸣和风吹树叶的瑟瑟声音。普列汉诺夫墓有一个他的半身雕塑，好像还在思考俄国的命运问题。
献过花圈后，在墓旁边看了看，不远处就是乌里扬诺夫家族的墓地，有列宁母亲以及其他亲人的墓，有列宁母亲的全身雕像。传说列宁生前要求把自己葬在母亲墓旁，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如果当年不是斯大林和加里宁等人坚持像东正教的传统那样保存列宁遗体，把列宁安葬在这里，今天的俄国就不会出现如何处理遗体的争论，列宁也不会躺在热闹的红场，让那些领导人任意爬上墓顶，随意践踏——无论谁的墓都是神圣的。后人把他葬在这里是为了让先人得到安息，把陵墓作为热闹的检阅台，红场是独此一家！
列宁母亲墓
普列汉诺夫之家藏有大量普列汉诺夫及其亲友的档案文献和有关图书，其中包括中文译本。菲里蒙诺娃给我们看了中文图书的卡片，我们一看大吃一惊，书名全是用俄文按照发音拼写的，不仅俄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根本无法据此还原为中文书名。我们答应回国后替他们整理一份中俄文对照的普列汉诺夫著作以及有关著作的中译本书目。上世纪六十年代“反修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打入机会主义者行列。人民出版社内部印行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的著作目录”中就有我编写的普列汉诺夫著作目录。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搜集各大图书馆中的普列汉诺夫著作，二是把二十四卷“普列汉诺夫全集”的目录翻译成中文。我的同事王丽华在会上的发言内容就是普列汉诺夫著作在中国传播，所以做这份目录并不困难。回国后她整理了这份中俄对照的书目寄给他们，这就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也为中俄文化交流尽了一份力。
顺便说一个篇名的翻译问题。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写的一篇Что делать？起初翻译为“做什么？”后来改译成“怎么办？”，单独看都没有问题，不过我发现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Чего не делать?“不做什么？”，是针对列宁“做什么”那篇文章的。把列宁文章译成“怎么办？”普氏的篇名就不好译了，译者改译时显然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有这么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