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上海择房标准
原创 袁念琪 上海人家AB面
从南到北，上海是鲁迅先生最后生活过的城市，自从1927年10月3日踏入上海这片土地直到去世。先在长耕里689号（今延安东路158弄）的共和旅馆暂住数日，在之后的日子里，住过不少地方，基本没有离开虹口。
图说：鲁迅绘画作品不少，最爱这幅。
鲁迅住过的地方，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自己的住宅，二是友人的家，三是临时避难所。这里主要说的是第一类型，并由此观察鲁迅对自家寓所的选择标准。
在上海的九年里，鲁迅的住所可以归纳成三个点、五处房。第一个点是景云里，第二个点是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A3楼4室，第三个点是山阴路（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那五处房是景云里的三个，先在23号，之后又住18号和17号；再加上北四川路和大陆新村这两个。
图说：鲁迅在北京买的第一次房产——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
在上海的日子里，鲁迅的择房标准没像他在北京那样，自己买房住；不是买，而是租。
居住北京，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鲁迅买过两次房。第一次是在1919年，买的是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一座前后三进、近三十间房子的四合院。院里有正房、厢房、耳房、花园和小跨院，花了银元3500。再加上中介佣金173块，交税180块；总计是3853块银元。
第二次是在1923年底，买的也是四合院，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院比八道湾小多了，有南房和正房各三间，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无跨院，有一片小花园。购房款是银元800块。因为房子较旧，修缮又花了近200银元。众所周知，此次买房也实属无奈，因为与弟弟周作人弟媳羽太信子关系不好，难以在同一屋檐下继续生活。
图说：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在北京的二次购房。
为什么鲁迅在上海是只租不买？一说是由于工作的流动性，看来主要还是受制于经济实力，因缺银短钱。其实，这在鲁迅北京买房时就显露端倪。在买八道湾11号时，他与周作人合买还是钱有缺口，只得卖绍兴祖宅得银元1000，再借银行利息为13%的三个月短期贷款500块。在此后第二次买房时，缺钱更甚。全部的购房资金都是借的，向许寿裳和齐宗颐分别借了400块。
再说，与北京相比，上海的房价要贵得多。在鲁迅到上海安家的1927年，正是上海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上升期，租界和华界是同此凉热。就说公共租界南京东路现中百一店基地，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每亩为8000银两，1927年已为90000两，在之后的1933年达180000两。1930和1931年，上海分别以8444及18321万元连续两年创下房地产市场交易额的最高纪录。
图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房地产市场跌入低谷。
自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房地产市场跌入低谷。在当年夏天，公共租界空关的西式房屋1292宅，中式房屋3395幢。全市建筑资金投入量从1930年的71511816银两减为1932年的35541000银两；少了一半。公共租界内新建房屋数量亦从1931的8699幢降至1932年的3439幢，减少了60%。房地产交易额也从1931年的18300万元跌到1932年的2500万元，仅及上年的13%。就是到1936年，公共租界空房仍达8960幢，占当时公共租界全部房屋的10.9%。还出现了减少或取消顶费、免租数月等促销手段。既然如此，鲁迅还是想租房，没动买的念头。
图说：买上海的房子，鲁迅心里是有标准的。
既然确定了租房，那么，鲁迅的择房标准又是什么呢？
鲁迅曾以颜色比喻中国南北的城市，“江浙是淡墨和淡绿”；上海，该是归入江浙圈的。那“淡墨”和“淡绿”，也就是一种雅致和清新，如同水墨画。居住在此，自然有要求。在鲁迅1936年10月6日写曹靖华的信中，他的择房标准是明确扼要的：“一要租界（按：为了安全），二要廉价，三要清静。”但他明白，三条齐全的“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
鲁迅的这三条，除了有一条直接与价钱有关，其他两条其实就是对环境的要求。而且这实际上是他到上海一开始租房就有的想法。
择房的标准，首先安全第一。初到上海，住的是景云里。居然有绑匪把抓来的“肉票”藏在弄内，并与冲进弄堂救人的警察枪战。那不长眼睛的子弹，有一颗就“嗖”的穿过鲁迅家的玻璃窗。虽然如此，鲁迅还是坚持租在租界不动摇。毕竟发生这样事情的几率，华界是要大大高于租界。他在上海换房数次，但始终没离开过租界。因为这里是上海最安全的地方。
在搬入大陆新村前一天，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中国人的生命圈》里这样写到，“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直到他临终前一周，对新居的向往依然是这样的标准，“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
图说：原法租界茂名南路的花园洋房。
袁念琪摄
同样是住租界，住好地段的花园洋房当然比石库门是更加安全。但租金就自然就高，鲁迅心目中的理想住宅，是安全与廉价并举。应该说，鲁迅他不差钱。有心人做过统计，1934年的收入是在5600元左右。可鲁迅在那年的《病后杂谈》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图说：拉摩斯公寓，四川北路2079—2099号北川公寓。
其实，住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也不便宜，除了顶费500，每月还要交银元40。鲁迅1933年4月11日搬入大陆新村，据日记所记：“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钱二十，付水道押柜钱四十。”每两作1.40元算，大陆新村房钱就等于63元，全年房租756元。这相当于他1933年收入的十三分之一，1936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就在他逝世前两天写给曹靖华的信里，还在望房兴叹：“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
图说：大陆新村9号。
袁念琪摄
此外，一个写作者是特别希望居住环境的安静，鲁迅择房的第三条标准就是“清静”。
先生是较喜欢夜里写作的，可他从1927年10月8日到1930年5月12日住景云里的这2年零7月里，晚上不仅有路人唱戏吵架的嘈杂，更有邻居麻战的骚扰。尤其是到夏天是干扰更大，因为乘风凉和搓麻将的都从屋里移师室外。按许广平的描述：“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似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
夜里工作，白天的休息自然是需要静。鲁迅搬入大陆新村，仍然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从他的《阿金》中，可见被骚扰的苦。擅长骂人吵架的邻家女佣阿金，在这里大闹天宫；不但令先生无法写文章，就是落笔，也会鬼使神差地写个“金”。
鲁迅渴望的居住环境要安静无恶邻，并且是空气质量要好。对他这个肺病患者，邻居的煤烟使他吃不消。“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他“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
图说：1956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诞辰75周年，10月14日，鲁迅灵柩迁葬虹口公园。1988年10月19日，经上海市人大第351次会议通过：虹口公园更名鲁迅公园。
袁念琪摄
袁念琪：1978年从农场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获上海长江韬奋奖，上海市作协会员，入选《中国新闻年鉴》。1974年发表作品，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收入王蒙主编《中国最佳散文》。著有《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上海姻缘》、《上海B面》和《零食当饭吃》等。
原标题：《鲁迅：上海择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