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尼采在东方的影响：鲁迅“立人”思想资源
鲁迅与尼采的关系研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课题。1925年，在鲁迅杂文集《热风》出版后，因为其中多次对尼采话语的引用和对尼采思想的阐发，便有人称鲁迅为“中国的尼采”。
在尼采的众多著作中，鲁迅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着独特的偏爱。1918年，鲁迅以文言文首次翻译了这本书“序言”的前三节。这堪称我国对尼采这部著作首次正式翻译。之后，1920年鲁迅又用白话文重新对其“序言”进行了整体性翻译，题名为《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于同年9月1日以笔名“唐俟”刊发在《新潮》第二卷第五期。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东京时很喜欢读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册常在案头。”
今天是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诞辰纪念日，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先生于1981年在北大学报上发表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无论从鲁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抗议，还是郭沫若许多以焚毁旧我，创造新我为主题的诗篇，都可以听到尼采声音的回响。”
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 文
文章节选自《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
尼采最初是作为文学家被介绍到中国的。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远比在哲学界深广而早。
1904年，王国维最初将尼采介绍到中国。他认为尼采学说的核心是“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为“弛其负担”（指旧传统之负担），而“图一切价值之颠覆”，并“肆其叛逆而不惮”。他赞扬尼采“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智力”，其“高掌远跖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步者也”。稍后，鲁迅在他写于日本的几篇文章中又多次称道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是“思虑、学术、志行”都“博大渊邃，勇猛坚贞，纵忤时人不惧”的“才士”。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第一条就引用了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论述；1918年，他在《人生真义》一文中又再次强调尼采“尊重个人意志，发挥个人天才”的主张。
五四运动后，尼采的思想在中国就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五四游行示威发生的当月，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号召，“我们需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赞扬尼采是一个“极端破坏偶像家”。同年9月，田汉在《少年中国》上详细介绍了尼采的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紧接着，茅盾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尼采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最富于批判性的两章《新偶像》和《市场之蝇》的译稿，并在序言中盛赞“尼采是大文豪，他的笔是锋快的，骇人的话是常见的”。1920年初，他又写了全面介绍尼采思想的长篇专著《尼采的学说》在《学生杂志》第七卷分四期连载。同年8月，《民铎杂志》出版了“尼采专号”，全面介绍尼采，驳斥了尼采是欧战罪魁的说法。9月，《新潮》第二卷第五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并附有鲁迅对序言各节的解释。这时，郭沫若也很醉心于尼采，他曾因上海一家外国书店竟然没有尼采的《瞧！这个人》而大骂这家书店是“破纸篓”！1923年，他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全部和第二部一部分，在《创造周报》分三十九期连载，后因故中断。不久，郭沫若偶然到一个偏僻小镇参加一个小学教师的婚礼，新娘第一句话就是：“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可见影响之广。
▎鲁迅与尼采
鲁迅与尼采思想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把鲁迅贸然概括为“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尊为“中国的尼采”固然不对，但无视这种联系，或把这种联系说成是出于鲁迅的错误或弱点或不幸，认为尼采对鲁迅只能有消极或反动影响，甚至把鲁迅与尼采分明一致的地方也说成是对尼采的批判，这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早在1939年，唐弢就曾说过：“我想，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论的。”1946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也曾提出：“两位都曾醉心于尼采”，并强调：“不可忽视地，两位都曾经历过一段浪漫主义的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他们都曾正确地把鲁迅和尼采思想上的联系看作鲁迅思想发展某一阶段的重要特点。
尼采对鲁迅思想上的影响在“五四”前和“五四”后是不完全相同的。“五四”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不能不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日趋没落。正如列宁所指出：中国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与“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尼采思想，乃至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正磅礴着”。尼采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庸俗颓靡的批判和对于“创新”的执着的追求很快就吸引了鲁迅的注意。但是，当时的鲁迅并不是把尼采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和接受的，也不一定深入研究过尼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作用，他只是“为我所用”地择取尼采思想中引起自己共鸣符合自己意愿的部分，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应用。尼采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后期的《权力意志论》等可以肯定鲁迅并没有完全看过。
鲁迅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文化偏至论》中。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指出吸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是可以的，但如果把那些“已陈旧于殊方”的“迁流偏至之物”，“举而纳之中国”，“馨香顶礼”，则非常危险。鲁迅认为西方十九世纪文明中“至伪至偏”的东西就是“物质”和“众数”。前者指的是“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不少人失去了心灵的光辉，被物质欲望所蒙蔽，因此“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以至“社会憔悴，进步以停”；后者指的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无视个人的独创和个性，这样“夷隆实陷”(削高填平)的结果必然是“伧俗横行”，“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认为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思想界所以发生了很大变动就是因为当时的“大士哲人”要“矫十九世纪文明”的“通弊”，“于是浡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在这些“大士哲人”中，鲁迅谈得最多的就是“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的尼采。鲁迅在文章中引用了尼采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话：“反而观乎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澜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矣，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岂能淹留？”“无确固之崇信”就是只重物质而没有精神上的坚定信仰；“无作始之性质”就是不少人随波逐流，无独创精神。尼采的这段话正是鲁迅把十九世纪文明通弊概括为“物质”和“众数”的由来。
如何来扫荡这些通弊呢？鲁迅提出的主张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张灵明”就是强调发扬人们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能够“勇猛奋斗”，“虽屡路屡僵，终得现其理想”。鲁迅回顾了这种主张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最后归结为：“尼法、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之极致”，而最高理想则在尼采所希求的“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和易卜生所塑造的“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的强者”。“任个人”就是反对无视个人特点，提倡发扬个性和个人的独创精神。鲁迅追溯了十九世纪以来个性主义发展的源流，从极端个人主义的斯蒂纳到叔本华、契开迦尔、易卜生，最后仍是归结到尼采：“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
由此可见，鲁迅“掊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的思想显然正是以尼采思想为其根据，同时又是以尼采思想为其归宿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接受尼采思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武器，意在挽救垂危的祖国。他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怎样使自己和同胞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而尼采却是处于一个向垄断的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强国，他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怎样遏制日益兴起的群众革命运动。这就使鲁迅虽然接过尼采的口号，运用尼采的某些思想形式，但目的与内容都与尼采不同。例如鲁迅提倡“尊个性”，目的是突破当时“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庸众纷扰的局面，要使人们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己的创见，做到“人各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他提倡“张精神”，也是期望“古国胜民”具有百折不回之意志力，然后能在“狂风怒浪之间”，“以辟生路”。鲁迅认为真正能做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人并不多，“所属望只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观赡”(《破恶声论》)。但群众可以向他们学习，根本目的仍在“群之大觉”。鲁迅明确提出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就是青年鲁迅的最高理想。可见鲁迅虽然接受了尼采的超人学说，和尼采一样认为“惟超人出，世乃太平，尚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但鲁迅心目中的超人和英哲显然正是少数先觉者，他们的任务就在于广泛唤起群众的自觉和心声。这和尼采力图巩固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的理想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不可否认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确实来自十九世纪末叶的新理想主义和唯意志论，尤其是来自尼采。且不论这些思想在彼时彼地影响如何，在此时此地对鲁迅本人来说确是产生了积极进步的影响，使他得以突破“竞言武事”的洋务派和专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改良派的扰攘，看到救国之根本在于唤起人民之自觉，而投身于改造国民思想的伟业。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前，鲁迅这样的思想和言行使他足以侧身于最先进的思想家的行列。
“五四”运动前后，曾经历了辛亥革命并受到十月革命鼓舞的鲁迅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进展，他不曾斩断与尼采思想上的联系，但他所取于尼采的，已不同于前一阶段。
首先，配合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需要，鲁迅特别强调了尼采彻底破坏旧传统的反抗精神。他把尼采和易卜生、托尔斯泰一起称为“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随感录四十六》)，赞扬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手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而“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
其次，鲁迅看到中国传统积习太深，即使小小改革也不免付出重大牺牲，“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便“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甚至“可以夷到九族”。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立志作一个改革者，偶象破坏者，就必须象尼采那样不怕孤立。不仅“决不理会偶象保护者的嘲骂”，而且也“不理会偶象保护者的恭维”。他特别引了尼采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市场之蝇》的一段话儆醒人们：“他们又拏着称赞，围住你嗡嗡的叫，他们的称赞是厚脸皮，他们要接近你的皮肤和你的血。”(后来鲁迅在杂文《这个与那个》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样的思想)鲁迅热烈祝愿中国的青年们“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要象尼采所说的海，“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说绥惠略夫“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这“强者的色采”就是“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鲁迅在《野草》中塑造的一些形象，如“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明知前途并非野百合、野蔷薇，仍不顾饥渴困顿，“昂着头奋然走去”的“过客”，在“无物之阵”中大步前行，只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还举起了投枪的孤独的“这样的战士”，都带着这种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都是鲁迅认为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特别需要强韧的意志力这一思想的形象再现。
另外，鲁迅在这一时期对尼采采取了比前一时期更鲜明的批判态度。如果说1907年鲁迅所瞩望的还是“惟超人出，世乃太平”，那么到了1919年，他已经感到尼采的超人“太觉渺茫”。但鲁迅决非全面否定尼采的超人学说，他这段话的着重点显然是“确信将来总有犹为高尚犹近园满的人类出现”，鲁迅所不同于尼采的是认为不必等候那“炬火”，而应该“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随感录第四十一》)。鲁迅已经批判了自己在前一阶段所接受的尼采的“置众人而希英哲”的思想，认为最现实、最有希望的还是每一个人都能贡献自己即便是微薄的力量。如果说前一阶段，鲁迅和尼采在一致的思想下已存在着目的和内容的不同，那么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分歧有了新的发展，鲁迅进一步突破了尼采。但这并不是说鲁迅已经抛弃尼采，远非如此，他自己甚至把这种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和意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思想也认为是尼采的思想延续。1930年，当他回顾自己和《语丝》的关系时曾说：“我的仿徨并不要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吧。”(《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所说的“余波”显然指的就是“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不仅如此，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某些作品，特别是《野草》中，无论是意境、构思、形象，往往都若隐若现地闪烁着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子。把两个人的作品作一些外在的比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当我们读到鲁迅所塑造的那个“终于仿徨于明暗之间......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运行”的“影”的形象时(《野草·影的告别》)，尼采笔下的另一个“细瘦、黧黑、空廓、凋敝”，有过“很坏的白天”，要“注意更坏的夜晚”的“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六十九《影子》)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读到鲁迅说的“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然而青年们很平安”时，又不由得想起了尼采说的“那些青年的心都已经苍老了，甚至没有老，只是倦怠平庸懦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五十二《叛教者》)尽管这些作品的内容和思想都不尽相同，但这种艺术表现上的微妙联系确是真实可感的。
鲁迅和尼采的彻底决裂是在三十年代以后。1929年在《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中，他还把尼采和歌德、马克思并提，称他们为伟大人物，1930年，在《硬译及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又因尼采的著作只有半部中文译本而深感遗憾。但是到1934年，鲁迅写《拿来主义》时，他对尼采的态度就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他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照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与“五四”时期相比，这段话所表现的对尼采的思想感情和立场态度显然都有了根本的不同。第二年，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又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尼采的超人哲学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发狂和死，另一条是“收缩为虚无主义者……成为沙宁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批判了尼采的思想，同时也批判了那种“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这表明了鲁迅和尼采思想上的彻底决裂。但这并不排斥鲁迅有时也还采用尼采的某些思想形式来说明问题。例如1933年在《由聋而哑》中，鲁迅就运用尼采的“末人”这个概念来说明“用粃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他大声疾呼，指责反动派正是“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
由此可见，早期鲁迅曾以尼采的新理想主义(新神思宗)和唯意志论(意力说)为理想，但他的目的在于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缺限，改造国民精神，提倡奋发自强以挽救祖国。“五四”时期，他把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学说作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一种武器，以尼采“超人”的精神鼓励人们为改革旧弊，要不理嘲骂，不听恭维，不怕孤立。三十年代开始，鲁迅批判了尼采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民，但仍然肯定尼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某些精到而深邃的观察。鲁迅早就指出尼采学说本身充满着矛盾，鲁迅正是把尼采学说中某些有用部分加以吸收改造来充实和阐明自己的观点的。从当时的历史坏境和鲁迅思想发展本身的规律来看，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的主要方面应该说是积极的。
原标题：《乐黛云｜尼采在东方的影响：鲁迅“立人”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