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詹明信：灾难的辩证法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译者导读】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著有《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性为的叙事》、《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詹明信批判了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在他看来，历史是理解文化现象的“绝对视域”，这不是一种把文化直接还原到经济基础的决定论，而是对二者交融的更详尽的分析；对文化的分析假如足够深入，便不可避免会触及到经济和历史现实。
本文写于9·11事件发生的一年之后。恐怖袭击直接爆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本营，打乱冷战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较为和平的表象。突然的暴力仿佛撕裂了后现代主义去本质化、认为不存在绝对真实、一切都是叙事的话语。学者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分析这一事件的起因，揣测它的意味。9·11是否意味着后现代状态的终结？然而，把9·11理解为超出叙事的“实在”的闯入的思路，也暗合了媒体通过传播手段把9·11塑造为集体创伤的做法，后者又为美国进攻伊拉克提供了借口。詹明信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美国媒体在9·11后的灾难叙事如何制造了一种集体情绪，进而从历史角度分析了9·11的暴力与美国对外政策一贯的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詹明信指出9·11事件带给美国人的集体创伤并非既定事实，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媒体制造出来、反哺给公众的。通过对悲痛和同情的反复强调、对持不同感受的人的威胁和恐吓，媒体操作把真实事件构建成了一个景观。被过分强调的震惊、悲痛情绪，之后又间接准许了布什政府的税收和军备政策。媒体早已失去了它的“纯真”。
媒体着重于即时的情绪。在分析媒体之后，詹明信开始从历史角度分析9·11事件本身，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做法如何制造了本·拉登：美国政府曾经为了在阿富汗代理战争中打击苏联而支持激进穆斯林团体；对左翼人士的杀害又使原教旨主义成为反抗政治的唯一选项。给富人减税的畸形税收政策使资本高度累积在个人手中，让一些人获得了一定的政治乃至军事自主权，而本·拉登就是“金钱在私人个体手中积累的原型”。
“恐怖行动”也是一种绝望的对媒体表态的方式。“恐怖主义”对西方国家绝望的、攻击性的表态又进一步激发了另一方的暴力。这个“每一方都强化着另一方”辩证关系，究竟会通向“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还是双方的共同毁灭？
詹明信：灾难的辩证法
本文最初于2002年发表于《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后收录于《来自本土的异见：9·11文集》（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Essays after September 11）
回顾9月11日的事件，会显示出一种感性的分裂。一方面，我们记得一些不现实的景象，飞机撞上高耸庞大的建筑物的特效或者电脑图像；另一方面，我们也回忆起一种媒体情绪和情感的融合物——称其为歇斯底里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是这种歇斯底里，从一开始也让我们许多人感到完全不真诚。人们觉得要想认识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就必须剥离对它的一切情感反应。但即使是为了获得一种情感反应，人们也得小心绕过媒体的交响乐与放大。人们并不喜欢对他们的情感做理论讨论——你是在质疑我感觉的真诚性吗？我想回答一定是，不，但不是你的感觉不真诚，而是所有的感觉都不真诚。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时刻：叙述者试图加强他对祖母去世的悲伤，却突然发现他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是著名的“心灵的间歇”，存在主义者曾就此戏剧地断言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感觉（愤怒还是悲伤，爱还是恨），我们的感觉永远不会够；情绪永远都不够充足，它来了又去。
因此，媒体的大肆宣传以及随后的媒体爱国主义——人们无疑可以称之为淫荡（obscene）而不用太担心陷入矛盾——是基于内心的某种缺失。媒体，无疑是个有自己特殊的生物学需求的有机体，它要抓住这样一个故事，竭力地从中汲取养料，希望之后（就像这次一样）能把它扬弃进一个有同样丰富的发展可能的新故事里。人类个体（播音员、新闻记者、脱口秀主持人等等）都是这个集体有机体的部分，他们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合作，满足它的需求。
但关于公众的反应，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在我看来一种有益的做法是，先抽身出去，拒绝承认这种看法是自然和不言自明的，即“大众会因为一场没有让他们失去认识的人、也并不发生在一个他们有特殊纽带的地方的灾难感到悲痛”。国籍对于人，或者甚至是对社会存在来说真的是如此自然的功能吗？更进一步说，怜悯和同情真的是人类体质中如此内在的特征吗？历史对这两个假设都提出了质疑。同时，我们也可以想想一个心理上痛苦的个体有时如何固着于遥远地方或国家的新闻故事（比如堪萨斯的某次离奇事故，或者中国的一场古怪的家庭悲剧），这个痛苦的个体无法忘记这件事，各种强烈、困扰的情感都凝结在这里，即使其他人可能对此毫无兴趣。这两种情况的唯一区别，是不是媒体对集体的一致性、对相同回应的巨大浪潮的某种确证？尽管媒体在恐吓，还把那些不爱国不哀悼的人当做替罪羊，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可以讨论这些事了，因为就连失去了亲人的家庭也开始公开谴责一些做法的“病态恐怖”，比如最近在双子塔上建的“观景台”。
这种集体谵妄的机制，以及我们可以专门称为集体幻想（但不是说它是假的）的东西并不是特别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描述过它，他解释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的集体景观的特殊效果【1】。同情和恐惧：恐惧来源于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想象着大火的恐怖和窗外难以设想的高度；然后当我们想起自己是安全的，而那些人不是的时候，同情就产生了。再加上病态的好奇心，以及形塑了我们许多个人经历的肥皂剧结构，就有了一个制造情感的有力工具。就此而言，我们很难判断它从哪一刻起不再是自发的，而是开始被系统地用于公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是不是可以说一个真实事件已经被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一个（居伊·德波意义上的）景观，甚至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simulacrum）？这无疑是另一种对人们的真诚性的无礼“质疑”。但是，一旦一种无名的自发反应被命名和归类，而且被公共领域的所有行为者如此执着地一次次命名，再加上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和恐吓，这个名字就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思想与感受之间插入了一种刻板印象；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从萨特的序列体概念【2】来理解），可以说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其他人的，事实上假如我们相信媒体，我们感到的就是所有其他人的（everybody else's）感受。这种新的非本真性无疑对所有最近非常流行的哀悼和创伤理论（它们的口号在报道中随处可见）造成了不小的质疑。人们可能更喜欢普鲁斯特，而不是这些对哀悼和创伤的强制性呼吁，这些呼吁被深深地吸纳进灾难新闻中，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标榜能提供的心理描述和诊断，是不是已经被转变为一种新的治疗本身了。治疗，当然是美国的一种悠久传统，我还清晰记得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在广播中的建议：不仅幸存者需要治疗，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接受治疗！或许治疗不会比乔治·布什的减税政策更加代价高昂，但无论如何，治疗师现在已经可以放心了。如今所有的美国人都在接受一场被称为战争的治疗（用官方的话说是“反恐战争”）。
人们不必陷入多疑妄想，就可以称赞这些事件如何及时地拯救了布什的顾问所说的“这届任期”。我对媒体已经说了许多不敬之词，不过我必须承认媒体试图让我们吸取的重要教训，甚至要进一步去怀疑这个教训：即美国在9月11日永远地改变了，美国失去了它的纯真，事情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等等。超级大国的历史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一样血腥；这些关于清白和经验的观察（它们在“水门事件”期间再次被确认）涉及的更多是媒体的清白，而不是某种个人的清白；它更像是公共暴力和色情的广泛传播，而不是自人类历史早期就存在的个人的愤世嫉俗。令人震惊的不是被传播的信息本身，而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这件事。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真的永远改变了之类的，那就是正如人们普遍观察到的：少数总统【3】被合法化了。他令人愤慨的财政任务被顺从地接受了；他滑稽的（也是代价高昂的）武装提案，以及更邪恶的监控国家的扩展，都以爱国主义的普遍复兴的名义进行宣传、并由我们前面讨论的普遍震惊、悲痛、哀悼和由此产生的愤慨感受准许了。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关于这种集体感受的所谓普遍性的观察，因为它对应着现代关于交流的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幻想之一，而且它更可能是在左翼而非传统右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基于新闻媒体的承诺和潜力的普遍主体间性的概念。我认为它隐含在沟通的概念本身中，被看做是两个孤立的个体主体性之间的通道或联系（比如体现在哈贝马斯很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如果你能设想最初在事实上分开的两个单子可以以某种方式重新统一起来，为什么不继续假设有一个集体网络，把多样的它们都统一起来呢？（这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立刻辩证地翻转为原型共产主义式的昆虫聚落异托邦，或者没有个体性的集体心灵的蚁丘。）即使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我觉得它也只能被消极地想象；积极的版本，比如电影《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善良的外星人的到来，是令人烦腻且缺乏说服力的。正如萨特经常说的，一个集体只有在面临外部威胁、危险和敌人时才会统一起来，现在我们见到的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这种时刻——即媒体研究中处处强调的媒体的乌托邦潜力：从哈贝马斯到对互联网的幻想、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4】到左派对大众民主的猜测——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一两天内将会显露出来【5】；回过头来看（在加上现在的事件带来的后见之明），这种情况似乎也是由于媒体应对这类事情时相对缺乏经验，由于他们的笨拙，以及试图应对这种情况时在技术上的天真；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修正一下公认的智慧——不是美国，而是它的媒体，肯定已经不再清白无罪了。
至于袭击本身，我们需要记住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完全准时的（尽管这次的袭击事件、其暴力的突然性看起来如此）而是延伸进历史时间的前前后后，它逐渐地展开，显露出事件历史性的各个维度。必须指出的一点无疑是，是美国人自己在巴基斯坦秘密警察的帮助下，在我们秘密参与苏联对阿富汗战争期间制造了本·拉登。而他随后转而反对他的创造者，这似乎为辩证法的倒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而我们之后会看到，辩证法的教训比这里提及的还要相关）。
然而，“9·11事件”的种子埋藏得比这更深，它表明我们需要修正目前对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的高估。与其说这是否定当今世界各地的宗教复兴，不如说是指出，今天被称为宗教的东西（各种形式的、从左翼到右翼的宗教）其实是另一种名义的政治。（事实上，宗教或许一直是这样。）而所谓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当其他的政治选择，尤其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话）的左翼政治和共产主义政党都被封闭的时候，它就会被选中。苏联的倒台无疑损害了官方共产党的名誉乃至社会主义本身，但在西方，我们不该把主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赋予这一事件（苏联资助和技术援助的停滞对更早的左翼运动的打击要大得多）。相反，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历史视野，把美国人系统地鼓励和指挥的对左翼大屠杀也算在内，这其实可以追溯到冷战之初。我们已经知道美国合谋参与了拉丁美洲的许多场镇压，但要到后来，我们才逐渐意识到美国在非洲的牵连（拉乌尔·派克[Raoul Peck]的新电影《卢蒙巴》[Lumumba]【6】对许多人来说是很及时的），在亚洲那边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对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肉体歼灭，尽管现在其实已被遗忘了，也是和当代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令人憎恶的罪行。在这些事例中，暗杀和大规模谋杀敌对方在短期内可以非常成功，但从历史来看，意料之外的后果则要模糊得多。传统左翼很可能仍然因这创伤而麻痹，比如在“后独裁”的智利。这只意味着民众抵抗和反抗的左翼选项已经关闭，于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宗教选项就成了对抗政治的唯一手段和唯一可用的政治形式；本·拉登运动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尽管它可能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活动家。
但这场运动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用美国政府最喜爱的术语来说，它是由谁“赞助”的吗？一群富商对另一群富商质疑的审视里，显然带有一种深深的讽刺。我们要记住，过去半个世纪间没有大规模战争：两次“越南战争”——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都是局部战争，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更久的骇人的两伊战争也不是“世界”级冲突。人们不用赞同黑格尔恶名昭著的评论——即战争对社会的精神健康来说是必要的——就能从旧设备和库存的保留以及主要市场的持续饱和中，看出大规模物理破坏的缺少如何会给资本主义造成一定的问题。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健康，这些未使用的庞大库存需要经常被销毁，才能让哪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以避免金融资本冲销的方式发展。同时，旨在消灭福利国家的里根/撒切尔税收革命，特定的政治策略是大幅削减富人和企业的税收，布什新政权则以经济衰退为借口，报复性地重新开始了这种做法。更矛盾的是私人手中的金融累积体系（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巨大财富的罪犯”）造成的有害影响：这比过去偶尔出现的百万强盗大亨还要戏剧性。如今的这些巨大财富——几乎没有因后里根时代的税收而受损失，也没有被极微弱的遗产税影响——成了对一度被赞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以及后来被更虚伪地被吹捧为股东民主的东西）的嘲讽。关于竞选财政改革的谨慎辩论，只揭开了私人掌握的巨大财政权力的面纱一角，这种权力让个体可以成为类似于国中之国的存在，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乃至军事自主权。
关键是要记住，本·拉登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个体。抛开异国差异的掩饰，本·拉登就是金钱在私人个体手中积累的原型，也是这一过程的毒果：如果不加控制，就会让各类行动获得超乎想象的自主性。还有阴谋论的问题，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电影《塘鹅暗杀令》（Pelican Brief）【7】讲的不是既定商业和政府机构中的惯常做法，而是任人唯亲的偏袒。这种难以遏制的偏私的发展也体现在基地组织中，基地组织与其说是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的一种新颖奇特的政党组织形式，不如说是富人的私人爱好。
同时，9·11这一具体的突击式行动象征性地袭击了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罕见的中心。它反西方的特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它体现在穆斯林的端庄礼仪和家庭价值观中，后者是拒绝不道德的西方放纵和消费文化的标志。反全球化政治的对手们肯定很快会把本·拉登的政策与一般意义上的反全球化运动联系起来，把“恐怖主义”视为一种与晚期资本主义及其世界市场逻辑做误导性对抗的可怕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拉登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挫败了西方新生的左翼反对派。然而，与恐怖主义撇清关系的冲动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全球化的根本的理论批判，而是说这种批判要把对本·拉登运动炫耀地利用的伪穆斯林立场的伦理政治批判也包括在内。政治不是伦理：这个说法不是说它是非道德、非伦理的（相反，它是集体的，超出了个人伦理的问题），而是相反，政治旨在解释为什么政治极端主义常常是由伦理纯洁性的范畴驱动的。
可怜的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在一阵突发的巴塔耶式死亡狂热中，他把世贸大厦的毁灭敬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学姿态，这让他立刻被社会遗弃。然而，斯托克豪森坚称的这一行为本质上的美学性质并没有错，它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真正的是政治的。他突然的表态表明，我们还要从这另一个美学及“图像社会导向”的维度，来加强对恐怖主义行动的伦理批判与标准的战略性描述——它是一种对媒体发话甚至征用媒体的绝望之举。
至于“恐怖主义”——如果有这种东西，它也是个含义复杂而含糊的词——它的“前历史”即通过行动进行宣传的做法，植根于19世纪晚期无政府主义的失败，以及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成功”，后者的计划呼吁人们迫使国家显露出它真正的压迫性和“法西斯”本性（然而该计划的第二部分，即人们大规模起义反抗这个法西斯国家，却耽搁了）。
事实上，这也正是本·拉登行动的辩证成功所在：它在全世界激发和促使了国家及其监视能力显著的再军事化，促使它们在国外发动新的致命干预，这同样可能激发和助长新形式的广泛仇恨和反西方的抵抗。
然而在这个辩证法中，对立的每一方都强化着另一方，却不一定会有合题（synthesis）的出现。马克思本人提到，世界历史的冲突有两种终结方式，“要么终于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要么终于相互斗争的阶级的共同毁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共同毁灭的前景感到不安。
【1】译注：即悲剧。
【2】译注：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个体的集合，每个成员除了他们目前在做的事情之外没有其他共性（比如排队等着进电影院的人）。序列体中的个体不同于群体中的个体，是彼此异化的。参考Oxford Reference。
【3】译注：指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团选票，但选民投票结果的票数低于对手的总统。选民在投票时需要选出代表各州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选总统。大多数州都规定选举人将把全部选举人票投给该州获得相对多数选民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因此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和选民的实际投票结果可能不同。
【4】译注：约翰·菲斯克，美国媒体研究学者，对大众文化持正面态度，认为大众在文化消费中具有创造性。
【5】译注：肯尼迪遇刺时，媒体对于如何播报大型突发事件尚缺乏经验，这次的处理方式也形成了之后播报其他突发事件（如9·11）的范本。媒体在几天内根据片段的信息不断猜测真实情况，其中也掺杂了大量不实消息。报纸暂停其他新闻，整版面只报道这一件事，刚刚普及的电视则第一次把悲剧事件变成了随处可见的图像。
【6】译注：一部关于非洲殖民史的电影，展现了卢蒙巴从领导刚果独立运动到遇害的过程。
【7】译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悬疑电影，讲述两名做高法院法官被石油大亨谋杀后，法律系学生和记者联合探案的故事，其中涉及到私人利益和总统选举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