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木心被扔到街上去了，我在纽约找他

        【编者按】2011年12月21日，从纽约回到故乡乌镇的作家、画家木心去世。2015年4月23日，由美国纪录片导演Tim Sternberg和Francisco Bello共同摄制的木心纪录片《梦想抵抗世界》（Dreaming Against the World）将在纽约首映。画家陈丹青和两位导演都将到现场与观众讨论。该片也将于年内在国内播放。

        《温故》系列图书于2月推出了纪念木心去世三周年的专刊。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刊载陈丹青的怀念文章，原题为《杰克逊高地》，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此刻我在纽约，在杰克逊高地的家。出了门，向北而偏西，步行半小时便是圣马可墓园；偏东而向北，沿82街走十分钟，就能看见木心当年的旧居。到临翌日，难免时差，黎明就醒了，我走去墓园看望母亲，折返时，天色大亮，顺便绕到木心的旧居前，站了一站。

        阶梯上端的门窗仍是紧闭着，去年前年来，总想知道哪户人家租住着，然而四下僻静，无人可问。掐了烟，正要离去，见邻家有位南美汉子远远看我，我就上前搭话，才知这寓所空置多年，并没有租客。难怪。瞧那门墙萧然，实在破旧了，窗户上端的空调周边，锈迹斑斑。爬墙虎是消失多年了，据那位男子解释，草叶会生一种虫子，早经断根，所幸木心居住时，满满地绿了几年。

        这里和皇后区所有民宅毗连的街道一样，木心旧寓混杂其间，难以辨识。他辞世后，我来探母期间走去一两次，此外还有谁呢，今年春夏，竟有位旅居加州的木心读者独自寻来了——好浪漫，好诚心——之后写成短文。我相信他不愿写出失望，只因知道文学课讲义写在那扇小窗内，使他在找到的一瞬，激动片刻，不然，这里不可能坐实任何有关木心的想象。我是本地的老居民，离得近，随时散步来去，虽有凭吊的意思，但十多年来关乎木心的一切，早已换在乌镇。

        此地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退回与木心时相走动的1990年代，这里是活的。每次去，固然先已电话约好，到得楼前，大声叫过，老头子开门下看，就那样静静地笑了，说：来来来。常在我登上扶梯时他已说了什么好玩的话，等我纵声“痛咥”（编注：咥读音为“戏”，指笑）——这古语是他教我的，好不难解——那时，木心比我如今的年龄不过大几岁。

        人在岁序中度日，很少念及今后。当年的“今后”，就是现在：现在，木心的身后事都在乌镇，我一件件做着，纽约远在天边，可是一朝回来，忽已站在小楼前，旧寓，街树，历历俱在，没有变迁，便好似没有岁月，我像是从未归国，当场停在1990年代。

杰克逊高地的岁月

        回想那段时光，真是好险。1994年文学课结束时，木心已在望七之年。自从迁来杰克逊高地，他给华语报持续发文，又在台湾接连出书的阶段，大致结束了。就我的记忆，《诗经演》（台湾版题曰《会吾中》）是他生前在对岸出的最后一本书。他的收入少了，却得意起来，自以为不必“粉墨登场”，可以整天弄自己的花样，“裸裎而行”了。

        “诗经么，老早就想动呀，怎么动呢，像只狗一样绕来绕去几十年，不敢溜进去哎！”头几首出来时，他眉飞色舞要我读，顺着我目光一行行往下指，等不及地絮叨着，享受他唯一的放纵：

        “舒服吧？舒服啊！你看，这几句接得多服帖。”

        三百多首写成后，他手制了灰褐色的书皮和封面，捧在手里弄来弄去。今年从遗稿堆取出这本“书”，小代掀开内衬，给我看，只见“丹青抄本”几个字，是木心的字迹。这事我竟忘了。想起来，却是清晰如昨：那一阵我迷他小小的硬笔正楷，他大概需要副本吧，便取了正稿交给我，说，你去抄去。几星期后给他看，“嚯！简直乱真，”他装作惊喜的样子，“这笔熬不住啦，手脚横踢，像小孩子睏觉！”

        是的，那些年我们相顾倾谈，动辄“痛咥”，唯独不涉将来，我瞧着他这样地老下去，心里想，将来怎么办？

        他那时的心事是大陆能否出他的书，然而茫无头绪。我们与国中的文界毫无联系，1990年代我还没写作，既不认得出书人，更何谈出版社。那一阶段，老友刘丹倾力襄助，日后给先生的绘画归了好藏家；1994年，他出资请先生与我游历英国，住在他赞助人的那幢都铎古堡里，度过三周逍遥的时光。木心久在构想长篇小说，刘丹甚至物色了翻译人选。书名，老头子早经想好了，叫作《瓷国回忆录》，拖了好些年，终于有了开篇，我头一次电话里听他语音发颤：

        “丹青啊，昨天开始写了，一上来就写牢房里放风，你听好……”于是他一字字念。

        此后没有下文。我也不问。瞅着哪天胡聊的空当，我说，弄什么长篇啊！你的短句谁能写呢。很难描述他听后的神情：满脸留着不甘，心下似乎预备释然。那天在街上走，我又说起，他仍是绷着，我用了计：“你想想看嘛，19世纪那样的读者现在还有吗？”老头子忽而一挫身，开颜笑了：“你这样子讲法，我倒要听。”旋即支开话头，忙不迭乱讲别的戏言了。

        “来来来”，有一回他叫我过去，是哪位朋友送他大块鹿肉，说要煮了一起吃，只犯愁佐以什么菜料。我说，你的《竹秀》不是有莫干山的羊肉炖萝卜么。“喔唷！是呀！” 木心大喜。又一次是上海来人带了大闸蟹，居然混过海关检查，到家解开看，个个蠕动着，蒸起后，满屋子江南的鲜香，只见木心目灼灼端着烟，忍着笑，显然又想到什么句子了：

        “怎么样——简直神圣！”

        每次听音乐，他却从不作声。有一段很少被演奏的海顿朔拿大（Sonata，奏鸣曲），委婉而标致，我拿去塞在他音响里，要他猜是谁。老头子又像动了什么隐衷，全程默然，只是听。

        1996年木心迁往森林小丘，我们都为他高兴。黄秋虹以自家新置的独栋小楼拨出一层租给先生，宽敞，房间多，附有后院。我陪木心选了几件古董家具，他就摆开历年搜罗的小古董，其中有西班牙人盛酒的皮质“巴瓏”，还有他幼年从洋书里看来的西式挂钟，钟一响，木制小鸟倏然钻出来……他的境遇渐趋开朗了，耶鲁大学美术馆为他筹划了高规格展览，印了好画册，新世纪开幕后，巡回夏威夷美术馆及纽约亚洲协会。2003年春我去看望他，正遇上主办方快递了一篮子鲜花到他门前。

        而他居然不肯出席耶鲁展的开幕式。难缠的生性啊，羞怯，狷介，垂老的决绝，如对自己挑衅。我当即凶他：“你这是不给人面子呀!”他扭头不看我，平静地，很轻很轻地说：“不去。去做啥？”这是我俩久经熟悉的短促僵持，待彼此心软了，他于是聊他的新诗，转瞬飘然，背诵着某句，自己佩服自己——《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便是在森林小丘写的。交给哪里出版呢？没有哪里。他的兴致是在书影，特意找来安徒生剪纸的图样，贴贴剪剪，做成诗集的封面，喜滋滋摊给我看，嘴里嘟囔着：

        “成功？啥叫成功？成功嘛就是你写出来了呀！”

        这都是后来之事。相较1980年代寓居琼美卡（Jamaica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东部，华人习惯用广东籍早期移民的音译“牙买加”，木心却改称为“琼美卡”）时期（刚刚恢复写作）与森林小丘时期（他渐渐有了收获），蜗居杰克逊高地这六年，画册、展事、巡回、鲜花，全无端倪。除了窗外的松鼠、爬墙虎，他所神魂颠倒者，是一首接一首无用的新诗。

        他焦虑吗？日后的诗集页面干干净净。“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那位艺术家就躲在杰克逊高地……转机，是在1999年岁阑，王安忆受陈向宏托付，给我拨通越洋电话：乌镇请他回来。我记得禀告时他的脆弱的语音，如临祸端，而纽约生涯就此改变了。虽然又过了七年他才动身，但我们分享鹿肉时无从想象的“将来”，开始了。

        之后的故事读者大抵知道，结尾，是木心的葬礼。那时——我说的是杰克逊高地的岁月——上百位1990年代的大陆幼童，就是日后赶来为他送葬的80后青年。

纪念馆开了，我们把木心扔到大街上去了

        今年（2014年）5月，故居纪念馆总算落成。9月杪，位于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外壁脚手架，终于拆除，模样出来了。来年春，美术馆墙根基部分将要放水浸入，与西栅的河道连成一片。

        “风啊，水啊，一顶桥……”

        在死床的谵妄中瞧着美术馆设计图，三年前，木心气若游丝，喃喃说道。他究竟弄清楚那就是他的美术馆吗？东栅，游客蜂拥，瞧着纪念馆标牌，纷纷问：谁是木心？开馆第二天，我亲见几对相貌好看的都市白领牵着手进门，略一张望，即回身出馆。他们是对的。馆员说，陈老师你不知道，每天都有木心的读者从各地专程赶来，盘桓终日，还有连续三整天待在馆内，踯躅不去的人。入夏，有位外省大学男生来到乌镇，也是木心的小读者，只为在馆内谋一看守的职位，我初秋去，见他站在入口处，不声不响。

        纪念馆的投资与施工，固然全由乌镇包揽，此外，向宏放手交我去做。此事没有二话，但我从未弄过纪念馆，全程助我的小代、小匡，更是布展的白丁：木心，绝不会想到身后是这三条老少野狗弄成了他的纪念馆。白天的忙碌，不去说了，夜里我们团团坐在吃饭间的八仙桌旁，筛选先生的手稿与照片，入冬，那里是全楼最暖和的角落，木心在时，饭后常会移坐到南墙的沙发上抽烟。

        忽而小代笑了。我知道他又想起木心的哪件勾当。他说，有天先生在沙发上幽然说道：“大思想家的鼻梁都有一道平行的皱纹，”他指指鼻梁与眼角对齐的部位，一脸认真：“可是我没有。”小杨比小代先来半年，说是老头子看他拘谨，便讲笑话：入室的窃贼猛听得主人进门，慌忙躲进米袋。“谁？！”主人厉声喝问——“米！”袋子应声回答。小杨长一对很深的酒窝，说到这里，笑得浑身发颤。

        我已不记得怎样填满三间空荡荡的瓦屋。绘画馆最先布置出来，待数十幅画作上了墙，我忽而想到：自1949年直到他死去，木心的画作从未在大陆展示。开馆前两夜，我们弄到深宵，游客尚未涌入，小小纪念馆有如我们的私产。放大的剪影使木心好像活转来，我在文学史讲席最后一课偷录的影像，将他拉回二十年前的岁数。当电工接通视频，调高音量，当年课上的哄笑骤然爆响，老头子又在唠叨了，这次，课堂是在故园。

        开馆那天春雨豪注，下午，游客涌入。我们退出霸占一年的场地，穿过花园，躲进各自的房间。镇守纪念馆的不二人选，是小代，但他先已拒绝。冷眼看着参观的人群，他掉头走开。他当然会助我下一程，即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庞大工作，之后，他说他打算离开乌镇。

        有件小事不易忘记：江南潮湿，纸本展品全是高仿真复制品，临到最后阶段，真实的遗物一件件移了进来，礼帽、皮鞋、手杖、笔砚……唯展示遗稿的小橱柜，颇费思量。我要小代取来先生的老花镜，摆好的一刻，看出小代有心事，布展的琐细我都与他商量的，于是问，你看怎样？

        小代不看我，不做声，怔怔地瞧着那副眼镜。他是木心的家人，侍奉先生，日日经手这些物件。我说，你心里不舒服，不愿意，咱们收回去。他还是不作声，默然良久，最后依了我，将玻璃盖罩上。

        开馆后小代回乡探亲，行前，文学馆橱窗的几件真东西——《伪所罗门书》全本手稿，世界文学史三大本讲义——被他起出玻璃罩，全部收回。其时我已回京，得到他报告此事的短信，无话可说。难为他没取走那副眼镜，成全我——包括爱木心的来访者——也亏他懂事，他知道，顶顶要紧的遗物，还是手稿。先生渴望全世界读到他，然而手稿便是手稿，等同隐私。如今我已目击什么叫作无主的遗物，更亲历这样一种两难：我要守护这个老人——他曾以怎样的徒劳与意志，守护自己——同时，将他交给不认识的人。

        “我们把木心扔到大街上去了。”我对小代小匡说。他俩梗着年轻的脖子，目光顺开。但我其实羡慕小代，眼下他仍住在晚晴小筑（木心故居纪念馆别称），角角落落都是木心。我呢，早已和先生空手分离。

直到归来乌镇，他才似乎渐渐“对”了

        木心，几次三番说起过一件事，带着自我的神话感，圆瞪双眼。他说，加州的童明那年专程来杰克逊高地采访他，谈到深宵，有一刻，当他刚刚说出自以为绝好的意思，登时，窗台外不停不停地有只夜鸟欢叫起来，叫到黎明。木心迷信——或者，这就是他所谓的诗意——我听出他要我明白的意思：这被视为征兆的鸟叫，不是关于俗世的命运，而是，天界正在报告他的非凡。

        我知道，他不会满意我此刻选择的词（虽然他教我留心下笔的分寸）。不论如何，在他种种迷信念头中，从未料到身后会有纪念馆，更没想到是在故园。

        他在故国何曾梦见纽约生涯？飞机降落了，纽约五岛逶迤展开。我茫茫辨识木心曾经居停的几个点：先是曼哈顿林肯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左近的一两年，之后，是皇后区琼美卡郡六年，寄居曹立伟寓所一年，杰克逊高地六年，最后，森林小丘的十年——迷信归迷信，他知道，每一程迁移便是年命的注销。2006年永别纽约，他乖乖地缩在轮椅中，收敛目光，不转睛，平看着前面，百依百顺。

        有一次他停下讲课，瞧着我们，恬静地笑了——近乎温柔的“痛咥”——“说老实话，我们都在硬撑。”这时，他忘了那只深宵鸣叫的小鸟。说起另一句，他笑得更欢，像是报告喜讯：

        “我这里门开出去，死路一条。”

        他这辈子果真全是错的。直到归来乌镇，这才似乎渐渐“对”了。那些不敢敲门的读者，远道而来。我曾亲见晚晴小筑大门口站着一位广西青年，时已深秋，穿着夏衫，周身瑟瑟发抖，自说等了一整天。天黑了，再次回报先生，他还是不见：“可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找来了。给他买件衣服吧。”真的，在纽约，在各种微茫的虚誉前，我无数次目击他脸色一横，断然罢休，叫我不要替他去做。

        如今诸事再不必征询他了，这是我唯一的快感，同时，悲哀而无奈何：纪念馆的布置，有如复仇，也如背叛。年来我和小代小匡不暇思索地做着，几次说：要是先生能看到，该多好啊。开馆那天，瞧着人流涌进场馆，忽然我不愿想象此刻先生活着，由小代小杨扶出来。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据馆员统计，大半年来，单日的参观者多愈千人，少则愈百人。不消说，那是旅游旺季与淡季的数据，数据不是人，更不是文学。海顿与贝多芬的故居纪念馆，就我所见，常年空寂，木心这里要算人气旺的。有过一两次，我因事穿过纪念馆，撞见陌生的参观者，赶紧闪开，心里竟不起丝毫感喟。为什么呢，我想知道。

墙上的诗

        夕阳西下

        兵营的号声

        军号不悲凉

        每闻心起悲凉

        童年，背书包

        放学回家的路上

        夕阳斜照兵营

        一只号吹着

        多亏小匡，纪念馆墙面的文字大为改观。初期的选段多取先生自述，上墙后，小匡礼貌而断然地对我说：陈老师，要有先生的诗。木心长久怨我的无诗意，怎给忘了呢，我着即采纳。好几个夜晚，小匡小代捧出木心的所有诗集，轻声商量，他们远比我熟悉先生的篇目，提及某诗，旋即找出来。咦！我从未通读他的诗，经晚辈指点，而竟遭遇了好几首不曾留意的木心，譬如这首《号声》：

        二姐死后

        家里没有人似的

        老年，移民美国

        电视里的夕阳，号声

        号声仍然说

        世上没有人似的

        有谁注意到这首吗，落款1995年，文学课业已结束，木心尚未迁离杰克逊高地，《我纷纷的情欲》多半也在这里写成，《号声》即为其一。以我的偏嗜，喜欢读他写自己的小诗——“得意归得意/伤心真伤心”（《晚声》1994年）、“忆儿时春来养蚕/蚕蚕而不蚕于蚕的样子”（《蚕歌》1994年）——唉，躲在爬墙虎环绕的小窗内，原来他写的是这些诗，而书写长篇小说的煎熬，也在同期。那年我借他托尔斯泰的《复活》，他读了（当然，他早就读过），一脸心悦诚服而万念俱灰，哑着喉咙，用一种近乎蛮横的语气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

        怎样好法呢，我问他，他说，“从容不迫”。日后他缓解嫉妒的招法，便是取《复活》的段落，写成《帝俄的七月》《库兹明斯科一夜》。我还递他《枕草子》，他又那样地神色软下来，一脸无可奈何。不久，果然，他动了其中几段，愈发清洁而简单，不像散文，也不像诗。

        临到晚年的一次漫长发作，便是他的文学课，那是他给自己的交代，有如回声。当他痛论尼采，说这位德国佬尚有“堂吉诃德”的一面；他呢，出于自嘲抑或策略，总乐意招认己身的“哈姆雷特”性，但我亲眼目击二十年前的杰克逊高地，也住着一位堂吉诃德，我们这一小群，是围观风车的人，或者，一度成为他的风车。

        他果真给我们聊了五年的文学么？今年，带着尚未了然的固执，我再三再四走去那幢小楼，停一支烟工夫，毫无感伤，而是，平静的、近于窒息的惊讶。非得到他死了而我站在昔年的现场，这才看清那时的木心，多么疯狂。我以为，那份文学讲义甚至比“狱中手记”更疯狂：“文革”中的木心尚属壮岁，与囚禁他的势力，难解难分，以致胆敢硬做惹祸致命的事；而在纽约，命运根本不理会杰克逊高地这位异国的流浪汉，一个孤单的老头——加上几个乌合之众——为什么他的求生总像是在找死？当年，就在这窗台里，他满心狂喜谛听彻夜的鸟鸣，周围是岁岁逼近的绝望，陪他写诗：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 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皆可原谅

        迄今我无法想象他在上海被囚禁的处所，但是三大册厚厚的文学史讲稿，确凿写在这幢砖砌的小楼。

        小代是对的。他不愿看见老头子的物事一件件拿去外面给生人看，宁可锁在家里，齐全、完整，好比先生仍在世。有一天小代会离开，带走只有他知道的往事，而我私藏的木心记忆，并不在乌镇。纪念馆，是献给读者的礼物——但愿没有言过其实——读者没见过他，是要有个场所给大家找他。他死了，近年得名，变成被想象的人物，变成一组寻章摘句的辞令，或者，缩减为一首短短的小诗，《从前慢》。

        木心被扔到街上去了。我在纽约找他。事情怎会变成这样呢，我没想到：我自以为试着为他赢得尊敬，可是当《文学回忆录》面世，故居纪念馆落成，我越来越牵念的却是僻静的杰克逊高地，是那年头默默无闻的木心。我曾认定这里是他的孤绝之境，直到他死了——直到这份稿子写到快要完篇——我才幡然醒悟：那段无望而嬉笑的日子，最真实，最好玩，电话打过去，老头子穿着家居的棉背心，给我开门。

        位于E号地铁线末尾一站的琼美卡郡，很远，去森林小丘须转两趟地铁，也很远。那两处公寓老早有了新的租客，唯杰克逊高地这幢空荡荡的小楼，一点没变。多好啊，真是天意，如今散步走来，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知道，这里是木心留给我的纪念馆。

        2014年12月5—30日写于纽约

        木心（1927-2011），中国当代文学家、画家，生于浙江桐乡。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曾就读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转投林风眠的杭州国立艺专。1982年起长居纽约，最终落叶归根，卒于乌镇。其多舛的命运与杰出的艺术成就直到晚年才逐渐为人所知，被海内外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奇人物。

        2010年，美国纪录片导演Tim Sternberg和Francisco Bello赶赴乌镇，为木心拍摄他生前唯一一部纪录片，历时一周。翌年，木心辞世。2012年4月19日的Leap杂志刊登了Tim Sternberg和Francisco Bello撰写的木心纪录片拍摄笔记，他们说一开始木心是拒绝拍摄的。

        在被允许拍摄后，接下去六天，“我们一点一点地完成了对木心的采访，这中间，木心屡屡要求暂停，以调整呼吸和整理念头。和我们事先听到的不同，木心很健谈，游刃有余地在不同话题中轻松穿梭，从东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的传统到古今艺术的差别。”

        在Leap杂志的文章中，两位导演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很有可能是木心最后一次接受访谈拍摄了。“这让人有些心酸，毕竟老人在我们采访时是那么有生气：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仿佛岁月没有在他面孔上留下痕迹，他的眼神清澈，思路很活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