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班底︱苏联“红色元帅”伏罗希洛夫：活脱脱一枚橡皮图章
1957年4月15日，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附近发生了一起意外：当毛泽东和外宾乘坐的敞篷车驶向新华门时，夹道欢迎的群众涌进了马路中央，将礼宾车团团簇拥起来。坐在后排的毛泽东站起身，一边向人群挥手，一边高喊：“人民万岁！中苏友谊万岁！”满头华发的外宾也面带笑容，与激动的市民频频握手。整整15分钟过后，警察才开辟出一条通道，使车队继续前进。当天上街的群众超过100万人，是开国大典游行人数的三倍多。
那位贵宾便是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莫斯科的官方话语中，他被称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1935年，他跻身首批被授予一级方面军司令（元帅）军衔的5位将领之列，也是“唯二”幸存到大清洗以后的元帅之一。尤其令人侧目的是，尽管伏罗希洛夫在1957年就被认定参与了“宗派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但他从未因此丧失政治上的地位，反而继续被尊为国家元首，直至1960年退休。伏氏去世后，苏共中央批准将其灵柩葬入红场墓园，安放在斯大林和加里宁的墓穴之间。对比同属“国王班底”的贝利亚，真乃天壤之别！
隐藏在这些光环背后的是一个极度平庸的人物：没有莫洛托夫的行政才能和文牍功夫，没有卡冈诺维奇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不及赫鲁晓夫精力过人，甚至也不及贝利亚冷酷无情。就连他赖以起家的军事生涯，大部分也是由神话和宣传构成的。可以说，这个人在他的前半生是橡皮图章式的军队统帅，后半生则是橡皮图章式的国家元首——他的成功实在是无法复制的。
“红色元帅”的发迹
伏罗希洛夫素有军事家之名，但追根溯源，他并不属于传统的职业军官，而是军事史上的一个新类型——革命军人。在1935年首批获颁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人中，叶戈罗夫曾是沙俄陆军中校，图哈切夫斯基受过系统的军校教育，布琼尼在日俄战争前就加入了骑兵部队；即使是资历稍浅的布柳赫尔，在1914年大战爆发后也曾参军并立下战功。唯有伏罗希洛夫这个铁路工人之子是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出道的：1881年他出生在乌克兰卢甘斯克的乡下，只念过两年初小。1898年第一次读到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五年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6-1907年，他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四大和五大，并在彼得堡结识了化名为“科巴”的斯大林。这一时期，伏罗希洛夫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罢工、印刷宣传品以及筹备反政府的武装暴动，多次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对列宁“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鼓动不甚踊跃，拒绝打入军队组织兵运，为此在各地东躲西藏。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伏罗希洛夫被选为卢甘斯克市苏维埃主席兼市长，随后又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不过11月份内战爆发后，乌克兰很快成为德军、哥萨克武装及民族主义者觊觎的目标，伏罗希洛夫受命整编乌克兰第5军（后改称第10军），并指挥军队撤退到察里津，历时三个月。这就是他的第一段军旅生涯，毫无骄傲可言，但结局是胜利的：作为极少数能从环境险恶的乌克兰救出一整支红军的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这个新手的号召力获得了党中央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这使他直接置身于老战友、南方方面军总政委斯大林的指挥之下。1918年夏天，在斯大林和伏龙芝（Mikhail Frunze）的调遣下，第10军成功地把白军阻挡在了察里津城下。后来这次战役被无限拔高，称之为“内战的转折点”，伏罗希洛夫作为斯大林和伏龙芝重要助手的形象因此深入人心。
在此期间，伏罗希洛夫得到了一个新头衔：“军事反对派”。作为非职业军人出身的统帅，他和斯大林对旧军官的专业意识及忠诚度深表怀疑。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军队不需要总参谋部，有大批武装的工人和骑兵就足够了；防御与退却不可取，进攻才是一切。伏罗希洛夫公开质疑托洛茨基倡导的军队正规化、重用旧军官等政策，托洛茨基随即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改派他为第1骑兵军军委委员。在1919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托洛茨基对“军事反对派”做出了精准而冷酷的预测：“他们妒忌和仇恨每一个比他们有教养或比他们有技术的人。这类新官僚不愿学习，从来不愿在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总是寻找替罪羊，总是乐于大叫背叛；他们保守、懒散，对所有提醒他们应该学习的人表示不满。这种官僚己经成为破坏新国家的绊脚石。”
然而骑兵军的新环境对伏罗希洛夫却很受用：军长布琼尼是行伍出身的半文盲，在制订作战计划和发布命令时极其依赖新来的军委委员；大部分战士是来自南俄的农民，自由散漫、缺乏纪律，需要一个政委式的角色来督促，伏氏无疑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骑兵军具有“军事反对派”热衷的一切要素：机动性、非职业化、进攻至上，这使伏罗希洛夫感到如鱼得水。骑兵军先是把缺少根据地的邓尼金白军逐出了南俄和乌克兰，随后参与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的进剿和入侵波兰的行动；1920年下半年，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歼灭了白俄将军弗兰格尔的最后几个师。一系列胜利构成了“红色骑兵军”的传奇，伏罗希洛夫则是最耀眼的新星之一。
尽管列宁讥讽过伏罗希洛夫的虚荣心（后者在党的十大上炫耀性地展示两枚红旗勋章），但他还是在1921年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成为俄共（布）25名正式中委之一。在斯大林控制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局中，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军事反对派”成员开始节节高升：1923年，他与奥尔忠尼启泽一同入选军委会主席团；1924年，升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迫把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长）的职务交给伏龙芝，伏罗希洛夫则成为副委员。9个半月后，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季诺维也夫分子”伏龙芝在胃病手术中死于麻醉剂诱发的心脏病，这样伏罗希洛夫顶上了空缺，并在1926年进入了政治局。到这时为止，他的全部军事经验还不满9年。
“本人文化不高”
所有侥幸熬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都会记得一个细节：在“二战”爆发前的岁月里，领袖为了表示谦虚，在很多场合是避免长篇大论的，他把时间让给了伏罗希洛夫。后者往往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场白：“本人文化不高……”事实上，这并非自谦：在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里，伏氏的确是学历最低的；更有甚者，他对自己主管的陆海军事务也称不上精通。
但这并不影响伏氏成为全民偶像：1920-1930年代苏联依然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互敌视，扶植一位“红色军事家”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既然斯大林更愿意担当革命导师，那么伏罗希洛夫就是次优人选。斯大林深知，真正有进取心的红军将领对担任行政职务和参与党务活动兴趣寥寥，但虚荣心十足的伏罗希洛夫对此相当看重。后者很清楚，老战友“科巴”能给予他的一切，他若凭个人才能永远也别想获得；而他需要付出的，不过是服从和忠顺而已。
就这样，“伏罗希洛夫”这个姓氏在少先队歌曲、中学教科书和党的宣传物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由于斯大林“谦虚”地拒绝为自己立传，御用文人转而热情讴歌伏氏。作为回报，“大清洗”期间，伏罗希洛夫在总共383份逮捕和处决名单中的185份上签了字，这个数字仅次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结果，5位一级方面军司令（元帅）中的3位、15位二级方面军司令（相当于大将）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团长中的50位、186位师团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方面军级政委和28位军团级政委中的25位从红军的花名册上消失了。至此，伏罗希洛夫对领袖的吹捧终于可以兑现——“斯大林是红军的缔造者、精神支柱以及胜利的组织者”；毕竟，更粗的支柱已经被砍倒了。
即使是在大清洗的腥风血雨中，伏罗希洛夫也没有放过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机会。1938年，红军计划更新坦克装备，由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185厂）与哈尔科夫共产国际工厂（183厂）分别提交方案。185厂的总设计师科京（Zh. Kotin）是伏罗希洛夫的女婿——准确地说是养女婿，因为伏氏夫妇并没有自己的子女，他们收养了伏龙芝的女儿——他“善解人意”地把样车命名为KV，即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的缩写。尽管183厂的设计更为出众，伏氏还是拍板优先生产以自己命名的新坦克，而让183厂继续“优化”其方案。后者历经种种磨难，直到1940年才投入量产，但总产量超过了84000辆，它就是一代杰作T-34。至于科京的KV系列，随后被证明过于笨重，算上改进型也只生产了5200辆。
比KV坦克的厄运稍早一些，伏罗希洛夫本人也开始走背字了：1939年11月，“科巴”任命他为侵芬军队总指挥，准备打一场短促的进攻战。然而“红色元帅”赖以起家的骑兵战术在芬兰人坚固的防线和冬季的严寒面前毫无用武之地，经过三个月苦战，付出32万人伤亡、上千辆坦克损失的代价之后，红军才取得了惨胜。战后的总结会上，前线将领反复攻讦伏罗希洛夫的无能。斯大林被迫承认，尽管这位老战友忠顺有加，但已无法胜任未来的机械化战争了。194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晋升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则由铁木辛哥接替。在随后的卫国战争中，他没能获得任何一个主要方面军的指挥权。1941年秋天，伏罗希洛夫一度被派到列宁格勒司掌新组建的西北方面军，但他没能重演察里津的奇迹，几个月后就被朱可夫接替了。
斯大林为伏氏安排了一份奇怪的新工作——领导苏联文化事业。这位元帅成为新国歌创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又受命掌管部长会议文化局，勤勤恳恳地接见画家、音乐家和导演，做出五花八门的指示。在1952年的十九大上，他依旧入选了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和九人局（常委会），但已不再位列重要的国防委员会。某次军队领导人会议上，斯大林突然拍着这位老战友的肩膀，对贝利亚说：“我们有必要更好地关心伏罗希洛夫同志，像他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所剩不多了！”没过多久，指控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的黑材料就出现在贝利亚的案头。不过“科巴”到底也没下定清洗这位元帅的决心，伏氏撑到了前者病死的那一天。
东方阵营的吉祥物
在斯大林暴毙的那个凌晨，伏罗希洛夫同样出现在瓜分政治遗产的会议上。他的资历和声望不亚于莫洛托夫，但已不适合重新领导军队了：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在战时积累起的权势否决了这种可能。然而有一个位置却仿佛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那就是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宁病逝后，斯大林把权力重心转移到党中央，空壳化的苏维埃被置于乖顺的革命元老加里宁（Mikhail Kalinin）的监护之下。加里宁在1946年病逝后，接替他的是个二流人物。很快，伏罗希洛夫就和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一起出现在斯大林的葬礼上；1953年3月15日，他正式就任国家元首。
对普通苏联人来说，伏罗希洛夫身上寄托的是他们对那场革命的浪漫主义回忆。就任元首后，他马上签署了一份大赦令，将全国1/10的政治犯从监狱和“古拉格”中释放出来。尽管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就是经伏氏批准才被捕的，大多数民众还是归功于新主席。伏罗希洛夫意外增加的美誉引起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重视，当他们决意清洗贝利亚时，也征求了伏氏的意见，以达成党中央、政府和苏维埃三位一体的一致。终于，令人毛骨悚然的“关心”彻底不复存在了。
对橡皮图章式的主席身份，伏罗希洛夫并无太多不满。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消息报》和《真理报》的头版，1956年二十大上他第七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伏氏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企图表示担忧：他本人是军内“大清洗”的直接责任人，翻老账显然弊大于利。更何况东欧和亚洲友好国家也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提出了异议——1957年4-5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中方给予他空前的高规格接待，并在许多场合摆上斯大林的画像和雕塑；伏氏也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宣称“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获得后者的赞同。稍后代表团造访河内时，胡志明也对“去斯大林化”表示担忧，这使伏罗希洛夫产生了一种印象：赫鲁晓夫已是四面楚歌。于是，当莫洛托夫串联“倒赫”集团时，他便卷了进去；在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特别会议上，他也站出来要求赫鲁晓夫检讨错误、引咎辞职。
不过，“红色元帅”在明哲保身的技巧上显然要高于几位老同事。自从1918年被托洛茨基教训了一番之后，他就避免充当出头鸟。每次政治运动，他都只是附和者，瓜分成果时要求的份额也不大。当赫鲁晓夫在谢罗夫和朱可夫的帮助下把全体中委召集到莫斯科之后，伏罗希洛夫意识到局面开始反转了；他马上宣称，“对当前出现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结果在6月29日的中央全会决议中，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四人被定性成“反党集团”，伏罗希洛夫则全身而退。
赫鲁晓夫绝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但收拾伏罗希洛夫的时机还没到：毛泽东同意在当年十月革命节期间访问苏联，在这时撤销邀请他访华的伏罗希洛夫的职务会让中苏之间的分歧彻底暴露；况且伏罗希洛夫只是一个喜好虚名的老人，保留这个吉祥物不会留下多少后患。于是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伏罗希洛夫依旧与中国贵宾谈笑风生，只是言辞更谨慎了。他在橡皮图章的位置上继续干了三年，到1960年5月因即将年满80岁而退休。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同一天，伏罗希洛夫批准授予自己“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没有浪费一点权力。
1961年10月，迟到的清算终于到来：在中苏矛盾趋于激化、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业已巩固的背景下，伏罗希洛夫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幕的第一天起，这位前政治局常委就遭到了口诛笔伐。赫鲁晓夫把他和已经被划入“反党集团”的四位旧人相提并论。他在“大清洗”中的老账被一条一条翻出来，台下的代表开始呼喊：“把整个人开除出党！”党中央为这位昔日的“国王班底”保留了最低限度的颜面：当伏氏宣读了一封承认“犯下严重错误，深感悔恨”的公开信之后，赫鲁晓夫表示：“我们要宽大为怀，相信伏罗希洛夫同志已经真心自责了。”在大会闭幕那一天，莫洛托夫等四人被开除党籍，伏罗希洛夫这只“死老虎”则以普通党员的身份退场，离开了政治舞台。
三年后，赫鲁晓夫本人也被勃列日涅夫取代。伏罗希洛夫再次当选为最高苏维埃委员，但他已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1968年红军建军五十周年，他第二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一年后的12月2日，88岁的伏罗希洛夫去世。
但在卢甘斯克人眼里，伏罗希洛夫永远是那个头发整齐、留一撮小胡子、策马奔驰在草原上的红色战士。1970年，卢甘斯克苏维埃申请将市名改回1935-1958年的曾用名“伏罗希洛夫格勒”，这个名称继续使用到1990年。1981年，为纪念“红色元帅”诞辰100周年，一座3米高的伏罗希洛夫铜像在市中心树立起来。2014年，当地亲俄团体宣布脱离乌克兰，成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另一个分离主义政权“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合组“新俄罗斯联邦”。历史学家当然会记起，1918年，正是伏罗希洛夫在同一地区建立了短暂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卢甘斯克会再度更名，延续它与那位已故元帅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