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23、24集精要：十一届三中全会
【编者按】
从8月8日晚起，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一套晚8点黄金时段播出。
澎湃新闻记者整理了其中的部分剧情，共同缅怀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历史转折时刻的决断与智慧。
以下为8月25日晚第23、24集剧情精要。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如期召开。
毛泽东与华国锋的画像并排挂在会场的正中央。叶剑英、李先念等表情严肃的坐着。
华国锋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这次会议，中央的议题主要有三项。第一项，就是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项，就是要讨论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安排。第三项，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小平同志在出访之前就提议，在讨论上面的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受了小平同志的建议。
新加坡国际机场。
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亲自注目下，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向欢迎者挥着手，走下舷梯。
李光耀迎了上去，第一个将手伸向邓小平。
邓小平面带微笑：我很高兴见到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用中文说：欢迎邓先生到我们新加坡来访问。
邓小平答道：我是相隔五十八年之后，旧地重游。
李光耀：邓先生当年去法国留学，来过新加坡？
邓小平：是啊，那也只是一面之缘，那个时候新加坡也只是殖民地，现在的变化太大了。这次我来新加坡不光是故地重游，主要是向你们学习。
李光耀很客气：谢谢邓先生这些话。
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东北组。
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与陈云并排坐着。
王恩茂主持着这个分组讨论会，他说：根据大会的安排，与会代表分东北、西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进行讨论。希望我们东北组能够讨论得热烈一点。根据议程，我们要讨论这个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下面有人建议：请陈云同志先谈。
于是王恩茂也这么向陈云建议。
陈云从沙发里支起身子，说：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现在大家还有很多顾虑，有什么顾虑了？就是中央还没有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冤假错案作出一个相关的平反决定，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一些冤假错案，关系重大的、涉及的人比较多的、涉及面比较广的，还是需要重要考虑并作出决定的。
说着陈云看着面色凝重的王恩茂，随手掏出了烟盒中的烟。
他继续说：今天，我先讲六个问题。第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一案，应当给予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的案子，应当予以平反。他们的行为，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七大的代表资格委员会有个明确的结论，这事由党中央负责，个人不负责任。这是组织的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个人的案子，应当说是冤案。应该给予平反。
掌声。
陈云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被错误的定为叛徒的问题。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担任组织部部长之前发的，和处理薄一波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是由中央作出的。我希望中央能够对“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给予肯定，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同志，重新进行复查，如果没有发现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当恢复这些同志的党籍，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得人心的。
第三个问题，是陶铸等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他们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七七事变之后，由我党向国民党要出的一批党员。他们在狱中进行了绝食斗争。陶铸的材料，现在都在中央专案组。中央专案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他们也做过许多调查工作，但在处理上，是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
有人高声应和：说得对，该撤了。
陈云继续：我认为，专案组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中央专案组，这样不正常的状态，应当结束。
陈云说着拿出一份手稿念到：第四，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要肯定彭德怀同志作出的贡献，彭德怀同志是担任过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的共产党员，他虽然死了，但是我没听说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那么他的骨灰，就应当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掌声。
陈云继续念着稿子：第五，关于76年“四五事件”，那是北京市几百万群众为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当时在全国其他的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当肯定这样的运动。
众人起立鼓掌。
陈云：谢谢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康生同志的问题，康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那时候他随意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各地的党政机关造成瘫痪状态，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要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于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批评。刚才我提了这六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大会简报组的同志，能不能上这一次的大会简报？去年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也有一个书面发言，要求中央正式为邓小平同志平反，但是我的书面发言，没有能够上会议的简报，这次我正式要求，我今天的发言，上这次的简报。
新加坡，李光耀官邸。
工作人员问：这合适吗？
李光耀：邓先生抽烟，有使用痰盂的习惯，我们要尊重他。再给他放一个烟灰缸。
工作人员：总统府历来有规定，冷气机房的宴会不能抽烟。
李光耀：我们的客人是一位伟大的人，我要让他对我们的安排感到满意。
……
邓小平：这新加坡的菜，和中国的广东福建差不多，我吃起来挺习惯的。
李光耀指着烟灰缸说：邓副总理，您吸烟。
邓小平看了看桌子上的烟灰缸和身边的痰盂说：哦，我注意到了。
说着指了指一身红装的夫人卓琳：医生说，让她监督我，把那个烟戒掉。
卓琳：是，医生说了好多回了。那咱们今天就不抽了。
邓小平：好，那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欢迎李总理再来中国访问，这一次，要多走几个地方。
李光耀：谢谢邀请，等中国经济一恢复我就来。
邓小平：那要等很长时间哪。
李光耀：不，不会多长时间，我相信，只要你们真的追上来，做的，一定比新加坡更好。
邓小平请教：为什么？
李光耀：我们新加坡的华人，当年都是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的，我们都是广东福建目不识丁的农民后代，而中国大陆呢？尽是留守中原，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所以说，你们比我们聪明。
邓小平沉默了，说：所以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落后，是没有道理的。
……宴会散了，邓小平和夫人就要就寝了，卓琳把烟盒递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问：你把烟给我干什么？
卓琳：我知道你都忍了一晚上了，在国内不就看过报道，这个李光耀总理对香烟过敏，不能闻，你这一晚上也没抽烟啊。忍不住就抽一根吧。
邓小平笑了笑，将烟盒推开：我继续忍着。看来，我能忍。叫一下王秘书。
卓琳：太晚了，休息吧，香烟都能忍，简报不能忍？
邓小平：中央工作开幕了，应该就有消息的。
说完，继续办公去了。
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分组会。
胡耀邦坐在中间，说：我赞成将遗留下来的问题讲清楚，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毛主席的旗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黑白分明。
韩先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最重要的就是发扬了民主，我看“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有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民主，或者说叫“大民主”。
张劲夫：我建议，中央要尽快成立纪律监督委员会，搞好监督，同时搞好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彭德怀一案必须要翻过来，这不仅牵扯到彭老总个人的名誉，这还牵扯到我们党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还有陶铸一案，这也都是大家关心的案子，我们中组部已经再次给中央打了报告，坚决要求把这个案子由中央专案组拿出来，交由我们中组部来复查。
华东组分组会。
万里说：陈云同志提了六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澄清，我们就无法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现在是百废待兴，必须要有魄力。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斗争，到现在中央政治局还有些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压制大讨论，对这些同志，应该展开批评。
中南组分组会。
陈丕显：联系到1976年“四五事件”，我认为武汉的“七二零事件”也该彻底解决了。还有，影响到全国“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也到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上海应该尽快放下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迅速发展。
习仲勋：我非常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逃港主要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广东比毗邻港澳，与港澳的差距太大，这是造成逃港的根本原因，人家千方百计发展经济，我们整天搞运动，这不行。我在想，我们广东能不能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把生产搞上去。
东北组分组会。
萧克上将：我们坚决要求为所谓“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陈云：“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
聂荣臻元帅：对，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我很同意，这个问题的面，相当大，全国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王恩茂宣读了一份康克清同志的书面发言：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提出的六点问题，我建议，凡是“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新加坡，夜深了。
王瑞林又抱进来一堆大使馆刚刚转送过来的中央工作会议材料。
邓小平继续仔细读着。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
有人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四五”两个字，然后用笔画了个圈，圈住了“四五”。
“现在同意为“四五事件”平反的同志，请举手。”
众人相互看着，慢慢都举起了手。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共北京市委决定，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的访问，回到北京，李先念、汪东兴、耿飚、方毅、余秋里亲自前来接机。
邓小平微笑着问李先念：我听说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热闹？
李先念：形势大好。就等你回来啦。
邓小平：好，明天我去见叶帅。
米粮库5号院，邓小平住所。
谷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提出，广东要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先走一步。我正准备和他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邓小平：一定要好好利用外资，迅速地带动经济全面发展，而且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了，权衡利弊算清帐。哪怕是略微吃点亏，也要干。
谷牧：好，宝钢方面，已经按照您的指示，李先念同志的部署，坚决上马了，陈云同志也很关心宝钢的建设，他的意见是，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真正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陈云同志是党内的经济学家，他赞成，看来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
胡耀邦远远就喊道：小平同志，您回来啦？
邓小平：耀邦同志，我才回来了几天，一直都在忙于中美建交谈判，今天才抽得出身。怎么样？京西宾馆热闹非凡啊？
胡耀邦：可不是啊，出乎意料，群情激奋。每天的发言记录，堆得像小山一样，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要是把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简报全部出齐，相当于三部三国演义。这真是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民主之先河。这就是我们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结果。
邓小平：不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不解放思想，哪里来今天的成果？我们要借这一股东风，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一个实现历史性转折的盛会，开成一个重新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盛会。
胡耀邦很有兴趣：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我们这个国家，该到了腾飞的时候了。
邓小平的思绪很快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他问胡耀邦：陈云同志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大案的平反工作，解决的怎么样了？
说着邓小平拿出了烟。
胡耀邦：具体的工作，我们都下决心了，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还有个案子，在中央专案组手里，归东兴同志管，东兴同志最近也动起来了，陶铸同志的案子，在陈云同志的一再催促下，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个结论，报东兴同志了。
邓小平：东兴同志送来的那个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材料我看了，我给他改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标题，他写的是“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不妥！
说着邓小平丢了一下烟盒。
继续说：为什么？那个中央专案组是无权做这样的审查结论的。我把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第二个，送来的材料，没有结论，含含糊糊，留下很多尾巴。我在材料里面加了一个结论，我念给你们听，看看合适不合适。“总的来说，陶铸同志在监狱里的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工作，对党、对人民，是作出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当由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
胡耀邦：太痛快了，所有的尾巴都割掉了。
邓小平：明天我就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撤销中央专案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全部交由中央组织部承担。耀邦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邓小平站了起来，叮嘱胡耀邦：你要赶紧筹备彭德怀老总和陶铸同志的追悼会，规格要高，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特别隆重，我们要借这股东风，全面实现拨乱反正。
京西宾馆。
叶帅和李先念已经先到了。
邓小平进门就说：叶帅啊，倒是让叶帅先到一步，失敬失敬。
叶剑英笑了：我抢先一步过来，就是想和你说一句话，你前天和我说，广东是否可以搞个出口特区的问题，我想了两个晚上，觉得可以试一试，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请习仲勋同志、谷牧同志和有关部门进行一些可行性研究，以凭决策。
两人正说着，华国锋领着汪东兴走了进来，率先向邓小平伸出了手：小平同志，辛苦了，刚刚出访回来，就忙于中美建交的谈判问题，真是马不停蹄啊！
邓小平打了个招呼：华主席。
说着将中间的座位让给华国锋。
叶剑英说：小平同志，你回来就好了，这一阵子国锋同志真是焦头烂额了，东兴同志日子也不好过啊。
邓小平看了看叶剑英和华国锋，若有所思。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无奈地摇了摇头。
华国锋接过叶剑英的话：是啊，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十几天了，各组的讨论，问题是越来越多。都等着中央拿主意呢。
叶剑英：现在有两个会场，京西宾馆一个会场，西单一个会场——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华国锋叹了口气：局面很复杂。
他又转向邓小平：小平同志，你有经验，也有权威，这个时候你可要拿大主意啊。
邓小平：国锋同志，我一定竭尽全力。
中央工作会议小组讨论汇报会。
掌声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走进会场。
落座后，华国锋起了个头：“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一个汇报会。请各讨论小组的召集人，就这几天讨论小组讨论的情况做一个汇报，大家随便谈。”
话音刚落，东北组召集人王恩茂就举起手：“我们东北组先来。”得到华国锋允许，他接着说道，“参加我们东北组讨论的各位同志通过几天的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也是一个比较强烈的意见，就是希望中央能对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所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能够给予一个正确的回答。比如说：‘两个凡是’的问题，我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继续坚持下去呢？”
这时王恩茂略微停顿了一下，他还没有说完：“我们都认为‘两个凡是’禁锢了我们党的思想，损害了我们党的生命力，它是我们党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一个思想包袱、思想障碍。所以中央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样才利于我们的工作。”王恩茂这段话说得掷地有声，邓小平专注地听着。
华东组召集人彭冲接过话头，补充道：“现在，我们再不能用‘两个凡是’的眼光看问题了，因为按照‘两个凡是’，陶铸还得戴叛徒的帽子，彭德怀还是反党集团的头子，一大批蒙受冤屈的老干部，就不能得到解放，不能走向工作岗位，我们华东组同志还指出二月兵变、上海的‘一月风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各省市成立革委会时中央是发了文件，而且点了好多人的名字，像上海的陈丕显、安徽的李葆华等等，这样中央应该给个说法，不然我们不好工作。”
这两位的话一说，会场的讨论热烈起来。
中南组召集人段君毅提出中央应该给现在政治局中的那些曾在“文革”中被认定为“犯了错误”的同志一个说法。华北组的秦基伟、西北组的汪锋也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汪锋特别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请小平同志对这次会议以及今后的工作，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以帮助大家统一思想。”
说到这里，王恩茂站起身来，提议邓小平到各组去看一看、谈一谈。
沉默了很久的邓小平终于发声：“各组的讨论都很好，气氛活跃，这次会议是开得很成功的，说出了大家需要解决，也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有错必纠，这是毛主席早就提倡的，‘四五事件’过去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说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得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随后邓小平总结道：“所以我建议在这次大会上，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原则性的问题，中央要仔细地梳理一下，由华国锋主席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地表明中央的态度，给全党同志一个说法嘛。”
听到这话，华国锋把头微微转向邓小平，邓小平继续说着：“这样做，对于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共产党人，是襟怀坦荡的，是应该勇于承认错误、更应该勇于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凝聚全党的力量，得到人民真正的拥护了！”
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
1978年11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全体会议上，华国锋发言：“在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上，同志们提出了(19)76年‘四五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正式表态：“这些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量的问题，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如下决定……”
根据会议记录，华国锋宣布的决定肯定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指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相关文件全部撤销，同时，为“二月逆流”受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此外，中央还决定为“薄一波等61人案件”、陶铸案、杨尚昆案平反，并决定把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华国锋则宣布：“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组部审理。”
这些决定带来了思想的震动。
长安街上车来车往，依旧如故，但这些决定带来的思想震动则持续回荡。
也有人对决定想不通：“怎么一夜之间全错了呢？我们党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组的民主生活会，总结道：“我认为这次简报组的民主生活会开得很好，真正体现和发扬了党内民主。现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问题都摆出来了，我认为是好事情。大家担心怎么收场，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们要相信中央，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做好。”
此时，邓小平在和与会同志谈话时也提到：“会议开到这个时候，矛盾都暴露出来了。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中央也表明了态度，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同志也承担了责任，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做了检查，我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大是大非的问题弄清楚了。”
接着，邓小平特别强调：“国内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个安定团结啊，它确实重要。给人民、给国际上，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它就会给人以错觉。这是极为不利的，这是大局！同志们，要以大局为重。”他的拳头拍在桌上，“道理在你们、在群众，你们是对的。”
最后，邓小平提出了中央人事变动的问题，指出：“任何人不能下，只能上，要增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多了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少了也不好。”
最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而邓小平提到的三个增补的政治局委员则是：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
另外，习仲勋则在这次会议上，和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王任重、黄火情、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一起，增补为中央委员。
会议决定将这些人事变动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米粮库5号院，邓小平住所。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开了一个月，随着闭幕的临近，邓小平也在抓紧准备在闭幕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也明白，这篇讲话非常重要，他对秘书准备的稿子并不满意，亲自动笔修改到深夜。
第二天他把胡耀邦叫到家中，没等坐下就把讲话稿递给他：“看来，题目这样改比较好。”接过稿子，胡耀邦念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读完，胡耀邦坐下连声说好：“这个题目非常有力量，既说清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又强调了全党团结，关键是向前看。”邓小平则说：“既然这么做，那还是有一些……要讲新鲜话，你不能循规蹈矩啊，我们搞现代化，也没有现成的规矩可蹈，还是要靠摸索啊，中国有句老话，叫‘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这句口号。胡耀邦接过话头：“这话说得好，有意思。”
随后，胡耀邦把习仲勋提出的广东开放的建议转告邓小平：“他说香港有好多商人要把工厂开到我们这边来，将来在这边招工，这么一来，逃港风潮自然就会降下来。”看到邓小平点头，他继续说道，“习仲勋同志希望得到中央的政策支持。”
邓小平赞同道：“仲勋同志对港商的支持，方向是对的，要改革，就要开放嘛，要强调改革。”他手一挥，“不改革，那社会主义事业将被全部葬送掉了。”
笑了笑，邓小平又谈起按劳分配的问题来：“要关心职工生活，不能搞平均主义。”
胡耀邦汇报道：“我最近了解了一下，东北的变化就很大，大庆的职工宿舍楼的建设已经大面积开工了；工人工资的评级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奖金制度恢复之后，工人们的干劲非常高，原油日产量是节节攀升。”邓小平非常开心，提出：“总之，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要好好地总结，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起来！”
胡耀邦换了个坐姿，话题回到讲话稿上：“我非常赞同您的思路，我认为，会议闭幕讲话稿的内容，将是纲领性的，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同志们，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好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主席台上的华国锋也微微点头。
邓小平开篇即点明主旨：“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双手撑着桌子，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这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宣言书。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到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果断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会议结束，邓小平和叶剑英、陈云以及李先念一起走出会场。
叶剑英对邓小平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好，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李先念感慨：“这是党心所向啊。”
陈云再加一句：“民心所向。”
叶剑英接着说道：“小平啊，现在手脚放开了，国家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大蓝图，你要多费心啊，要有总的构想啊。”
邓小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任务重、道路远、形势急，人民都在看着我们，那怎么办？还是要靠全党同志的努力，集中全党的智慧，然后背水一战，甩掉包袱，大步地朝前走。”
安徽凤阳的生产队。
而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凤阳，生产队的农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新闻，他们了解到，邓小平在会议中多次谈到了农村问题，并特别提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的问题：“如果有一块水田没有种上庄稼，社员们就会睡不着觉。”
新闻中还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和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在一个深夜，全队18户的户主聚在一件小屋子里，生产队队长挑头搞分田地大包干，拟定了保证书，内容就三条：首先，分田到户，要严守秘密，任何人都不能对外讲；其次，收下粮食后，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后，如果生产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倒了霉了，要把他的娃抚养到18岁，有老母亲的，大家都要照顾，负责到底。
分完田地，这18个农民轮流在保证书上摁了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