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割裂装裱《女史箴图》是无知，海内外心疼文物受伤
中国古代书画，是以传统的卷轴装裱方式好，还是装裱于木板上好？大英博物馆在百年前对《女史箴图》采用了割裂后装裱在木板上的方法，博物馆策展人史明理表示此类装裱方法使书画表面不易形成皱痕和断裂。然而，海内外艺术史学者与文物保护人士对此举基本持否定态度，对文物受到的伤害无不表示遗憾。专家告诉澎湃新闻：“这种做法，无论是在上海博物馆，还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或台北故宫博物馆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大英博物馆本身也对此表示后悔。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7月23日中午刊登了《在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特展中观赏“晋人之美”》一文，其中提到：“大英博物馆将好好一手卷《女史箴图》割裂开来，裱褙成平板式多段进行展示。”在随后对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员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的采访中，史明理向澎湃新解释：“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被分为四个独立的部分。其中，画心部分是从前题记隔水和后题跋隔水中分离出来……装裱于镶板上……采用此类装裱方法的画绢，表面不易造成皱痕和断裂。但相较于卷轴，镶板上的绘画却更易于暴露于光线之下或受其他环境影响。”
大英博物馆对于《女史箴图》的装裱被其称为“日式折屏手法”。应用了“日式折屏手法”的《女史箴图》自入藏大英博物馆至今约百年，已经能够看到明显的开裂与掉粉的“病征”。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海内外艺术史学者与文物保护人士对此基本都持否定态度，对文物受到伤害无不表示遗憾。
此种装裱与保护古代书画的做法，在中国的博物馆并未发现。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陶喻之告诉澎湃记者：“将中国古代书画割裂成几个部分并且装裱在木板上的做法，无论是在上海博物馆，还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或台北故宫博物馆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做法本身无异于在破坏文物，对书画作品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或许是100年前特点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大英博物馆这种乖张的装裱中国书画的形式。书画鉴定家、原故宫博物馆副院长杨新曾于2001年在大英博物馆近距离观摩《女史箴图》，他在此后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谈到：“英国人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对这个作品进行了改造。他就是像油画一样应该是挂在墙上的，所以他把这个《女史箴图》一段一段就截下来了。”在陶喻之看来：“《女史箴图》在大英博物馆的遭遇有其历史原因。该作品入藏大英博物馆是在20世纪10年代，在那时候欧美的博物馆里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美术学者或书画收藏顾问，无独有偶，美国好几家博物馆，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几件约同期入藏的中国书画作品也有相同的（割裂、装裱于木板上）遭遇。现在当然在欧美也不会有博物馆用这种方法去装裱展示中国书画。”
分析欧美博物馆“无意中”损害中国古书画的原因，其中或许有当时来自日本的文物鉴藏于书画装裱者的误导。目前正在日本从事古代书画修复工作的陆宗润告诉澎湃记者：“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欧美的博物馆于上世纪初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主要受到从日本去欧美的第一代艺术品鉴藏顾问的影响，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学者介入西方博物馆体系，日本顾问这种想当然地把中国古画装裱在木板上的做法使文物受到了伤害，因为经过一段时候展示之后，木板会裂开，而中国画通常都是绘于绢或纸上的，也会随着木板的裂开而开裂。
陆宗润也对澎湃记者表示：“这种做法在欧美的博物馆也只应用了很短一段时间，一方面是文物发生损坏之后大家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鉴藏家也逐渐介入到欧美的公共收藏体系中纠正了对中国书画的错误装裱与不当保管。”
对于100年前的欧美博物馆界来说，或许这只是一个失误，作用时间短暂，影响作品也有限，然而在中国绘画史上十分重要的《女史箴图》很不幸地受到了这种粗暴的对待。
澎湃记者了解到，在去年大英博物馆召开的关于《女史箴图》的研讨会上，大英博物馆方面本身也对大约100年前的这种错误表示后悔，然而因为这一过程已不可逆了，尽管现在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能分析其损毁情况，也无法从根本上逆转这一过程了，所以目前只能采取权宜之计，用折中的方法，不作为永久展示品，一年展示一个月，平时入库进行保护工作。
现存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画卷被分为三部分平放展示：
第一部分：原作部分，长348厘米，高25厘米；
第二部分：后世添加部分，长329厘米，高25厘米；
第三部分：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长74厘米，高24.8厘米。
被大英博物馆分割前的画卷构成如下：
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 (1686–1772)蓝锦缎绣花外皮，上乾隆御题“顾恺之画女史箴并书真迹,内府珍玩神品” 为1746年重新装裱时所加。
宋代丝绸牡丹绣球外皮，可能为宋徽宗时期制作
丝质画布，乾隆御"彤管芳"
宋代丝质画布，盖有大量收藏章
黄绸画布，乾隆御题诗和兰花
九场景《女史箴图》原作
宋代丝质画布，盖有大量收藏章
宋代丝质画布，乾隆绘兰花
金章宗手写张华诗作，由于该部分尺寸和原作完全不同，可证明此金章宗手书是其他作品中剪切下来，粘贴到《女史箴图》中。
丝质画布，项元汴(1525–1590)所作长后记
丝质画布，乾隆皇帝后记
纸质画布，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长74厘米，高24.8厘米
链接2：《女史箴图》如何进了大英博物馆？
自清代乾隆去世后，《女史箴图》一直被收藏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颐和园。1899年，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进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K.约翰逊上尉（Captain Clarence A. K. Johnson，1870–1937）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约翰逊上尉的家人后来则辩称《女史箴图》是又一个被约翰逊拯救的贵妇赠品。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并没有意识到《女史箴图》的价值，他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国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 (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价值，于是以25英镑从约翰逊手中购得。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制作了100份木板复制品。 1914到1915期间， 《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 第一段包含9副场景的原作，第二段的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邹一桂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