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路上不孤独：中国选择“没盟友”，但“朋友圈”不缺伙伴

中国在复兴的道路上，没有盟友但不缺朋友。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虽然在复兴（return to greatness），但却孤独（lonely）。言下之意，中国没有朋友。笔者近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外交，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确实没有盟友，但并不缺朋友，这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在所处的时代环境，更是因为中国的主动选择。

历史传统。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罗马法精神与希腊形式逻辑思维，西方文明习惯从二元对立的观点看问题与世界秩序。因此他们在外交上偏好结盟，以便通过强制性机制来约束乃至同化盟友，并对抗乃至战胜非盟友。同时，他们坚信任何国家都持类似的外交理念，因此必须围堵乃至瓦解崛起国。这是把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基督教扩张史等同于人类普遍史，把自那时起五百年来基督教文明圈的外交理念等同于普世外交理念，而没有意识到五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外交理念与世界秩序观。

中华文明的成熟期，从地理角度看在秦朝，从价值观角度看则在汉朝。主要基于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中华文明习惯以二元相互转化的观点看问题，主张构建基于礼治的世界秩序，因此外交上很少结盟，而主张国家间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彼此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即具有圈层特征的“五服外交”（编注：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见《尚书·禹贡》）。外交操作上强调“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就是说，坚信自己的价值观与文明程度的吸引力，但不把自己的价值观与制度强加于人。

时代环境。过去五百年里，先是一些欧洲国家以武力手段通过殖民扩张成为全球性帝国，后是美国借助世界大战与构建同盟体系成为超级大国。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核武器的出现，中国既不可能重走欧洲国家的老路，也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做派。实现文明复兴的可行选项是：以他国可接受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

在近代被拉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曾经有过结盟行为，但并非系统性与持续性的行为，而且结盟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旦条件具备，中国就放弃了结盟外交，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现为不结盟外交，八十年代体现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九十年代以来则是伙伴外交。伙伴者，朋友也。

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性影响，但缺少一神教文明那种全球扩张的基因（历史上，一神教把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认为教徒是神的选民，有义务与责任通过软硬两手让异教徒皈依以便“蒙主恩宠”，这是历史上一神教世界中频繁爆发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很难成为一种全球性文明。或许与此有关，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但西方国家还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受这一点。

中国的朋友圈。伙伴外交与上述基于礼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而且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坚信，与结盟外交相比，伙伴外交是更好的选择，也更适合自己。因此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伙伴外交，并且越做越顺手。迄今为止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已经达到112个。这一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增加。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色。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后，中国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但“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宗旨并没有改变，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

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偏好的结盟外交是全球少数国家的选择，大多数国家选择不结盟外交。193个联合国会员中，有120个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它们绝大部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7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小结。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研究与了解要多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与了解。现在，世界已经步入“多种文明之间又竞争又合作”的长周期。因此，西方有必要超越几百年来形成并固化的“基督教本位观”（或曰“以基督教文明视野看世界”的藩篱），学会换位思考，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让中西方关系基于比较准确的判断与比较牢靠的基础，从而减少误解与冲突、增加合作与互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