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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往事①︱澜沧山区里的富商和尚
文 / 陈楚汉 郑子宁 杜修琪 图 / 小山
2020-09-17 10:48  来源:澎湃新闻
一个经商的和尚,一个征税的传教士,一个久远的弥赛亚传说,一个中缅边界的宗教政权,以及一个延续近百年、富庶强悍的土司家族,然后被一个隐姓埋名十余年的语言学天才逐一击破的故事。
和尚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云南大理,鸡足山。
一个身穿黄袍的和尚正在往南走。沿着澜沧江及其周边的银矿,他在云南和缅甸的山区传播自己“改良”过的大乘教。
鸡足山位于滇西北,因为从高空俯瞰形似鸡的一足三爪而得名。除了鸡足,这座山更有名之处在于,自南宋后它便是一座佛教名山。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此交汇,大批名僧聚集于此,信徒无数。到乾隆年间,鸡足山大乘教已经发展成为跨越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江西、江苏及运河沿线的巨大网络。鸡足山地形图

鸡足山地形图

不断蔓延的鸡足山大乘教让朝廷感到了威胁。乾隆十一年(1746),云贵总督破获鸡足山大乘教案,拘捕1500名大乘教和尚,其余僧侣被迫流亡,从小在鸡足山长大的杨德渊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于传统佛教,杨德渊传播的鸡足山大乘教把儒、释、道“三教合一”,最典型的特点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并以转世佛王的方式传承统治。
依靠结交上层头人和救治底层穷人,杨德渊的传教事业在拉祜族聚集的澜沧山区飞速发展,拉祜人把他称为“阿巴姑”(神仙)。勐允土司的一位头人不仅请杨来传教,还要求村民必须皈依,否则不许在管辖地居住。由于杨德渊对澜沧人心理的巨大影响,他被尊为“改心和尚”,澜沧江西岸的大片地区以上改心、下改心命名。他招收弟子三百多人,其中最著名、被认为继承了他的衣钵的,是一个汉族移民之子、俗名张辅国的武术教练。他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铜金。
传统上,澜沧山区是拉祜族的聚居区。拉祜族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此外还有汉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十几种民族,而绝大多数拉祜族都生活在澜沧江以西。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东岸,清朝的压榨迫使他们举族西迁。
根据《拉祜族简史》,拉祜族有“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在遭到严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往往举族大迁徙。”不同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傣族、白族,历史上,拉祜族极少建立政权,极频繁地迁徙移民。他们的民族传说《牡帕密帕》中这样唱道:
有三条狗尾巴毛那么多的拉祜从东路迁徙
有三碗苏子籽种那么多的拉祜从西路迁徙
当他们渡过纳古够河之后
河水三天三夜浑浊不清

直到18世纪,拉祜人都按原始的血缘聚居,没有官员,也没有衙门。他们宁可倒退回森林,重新过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生活,也不愿接受政府的统治。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说,拉祜人是典型的“无政权民族”。
但铜金及其传播的佛教迅速改变了这一点。1790年,杨德渊在澜沧南栅村修建中心佛寺,杨死后,铜金继承了南栅佛寺的控制权。他们请来内地能工巧匠建起了有拉祜特点的佛房,在澜沧、双江建造中心佛房50多个,村寨佛房500多个。他们把佛教和拉祜族原始信仰相结合,杨德渊被称作“佛祖帕”,与拉祜族崇拜的天神厄沙齐名。同时,把农耕文化植入佛教中,每年三次的佛教节日,佛王都会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就连教义也本土化,不再是清静无为、寄托来世,而是在佛祖的领导下抵抗清朝和土司的奴役剥削。
1796年,嘉庆登基。威远一带发生饥荒,拉祜族起义,反抗清朝暴政。起义军借助铜金的宗教影响,利用村寨佛房进行军事动员。
1799年,铜金已成为澜沧江西岸山区公认的“佛王”。年底,拉祜族再度起义,铜金举行了佛教盛典仪式,组织起了一支五万余人的起义队伍。
此时,在澜沧江边,铜金建立的坝卡堡垒控制了澜沧江渡口和周围的山谷,由三层木栅和深壕沟围护,号称统领千户居民、上万人口,坝卡堡垒内有数百间草房围绕着中心佛房,周围的五十多个村寨都能听从其指挥调动。在嘉庆五年(1800)的一次动乱中,铜金和尚从佤山调来了由头人李小老率领的约六百人的战士,他们全是铜金、铜登的信徒(马健雄,2018)。从此,澜沧和拉祜人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成为“三反之地,九反之民”,蜂起的起义让清廷头痛不已。
1800年,因为镇压不力,清廷把原云贵总督撤职查办,任命书麟为新总督,采取堵、剿、抚并用的镇压政策。起义军首领被杀,部分队伍转入山区,铜金及其信徒投降。
澜沧江西岸山区森林茂密,夏季“瘴气”横行。据记载:瘴气乃河上的红色气体,汉人粘之即死,当地人却免疫。所以,清军获胜后也无法在当地驻军,为了继续平叛、维持稳定,在嘉庆的同意下,书麟向铜金许诺:只要他三年内清除其他起义军势力,就正式委任他为地方官。
铜金高效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先帮官府捕获了率领山民和失业矿工到盐井抢劫的头人;又解决了蛮糯的危机。身为汉人和宗教领袖,铜金对清廷堵、剿、抚并用的镇压手段非常熟悉,因此他一直请求官府允许他还俗,颁发官印、授予官职,云南地方官员也支持他的这一请求。
与此同时,铜金也未停止扩张自己的宗教势力。1810年,澜沧江西岸已经形成多个宗教中心,包括蛮糯、坝卡、南栅、邦奈、南兴、黄草岭(需要地图)等等。在拉祜、傣族等少数民族中,他享有崇高的威望。
嘉庆五年三月十九日
此等汉僧人数众多,不独勐勐为然。其附近之孟连、车里、六困、勐班等处,遍地皆是,毋论倮黑、摆夷、蒲蛮等类,无不奉为神明,牢不可破。
——总督书麟奏折,嘉庆五年

唯一的问题是,铜金统领的大片领地名义上属于清朝正式册封的孟连宣抚司,保守的嘉庆并不愿意改变既定的边疆政策。他拒绝了云南地方官员授予铜金官职的请求,铜金被“彻底招安”的希望落空,书麟利用他瓦解起义军的计划也流产,起义又一次风起云涌。
1812年,铜金被清军“凌迟枭示”。
盐商
威远江,澜沧江的一条支流,清朝时的威远州,如今是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市区内,一座远超这座城市体量的“威远江国际大酒店”在夜间灯火辉煌,如同城堡般显眼。我们抵达的这天正是大雨,一路上山体滑坡的痕迹随处可见,215国道上不断出现落石、路面破碎和警告标志。
215国道几乎是沿着威远江而建。在艰难漫长的路途上,威远江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山上赤色的泥土被雨水冲刷入江,江水凶猛而混浊。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条江晴天清澈,雨天混浊。穿城而过的威远江

穿城而过的威远江

赭红色的威远江水

赭红色的威远江水

但威远江重要的历史地位并非来源于激烈的江水,而是一种生存必需物资:盐。在威远江河谷中分布着九个盐井,早至唐朝就开发利用。景谷古称“勐卧”,在傣语中,勐是地方,卧则是盐井。
一路上我们路过的抱母村、按板镇、香盐村——两百多年前,这些村镇全都是盐井,名为案板井、抱母井、恩耕井、茂篾井、香盐井等等。其中,恩耕井直到1930年还能煎制上乘食盐,历时1200多年,有的盐井直到今天还在运作。
当铜金得到总督书麟许诺的三年之约后,他沿着威远江的河谷走到盐井,结识了威远的盐井税官,敏锐的他发现了自己崛起的新资本:每年700万斤的私盐生意。
对于威远的盐井,官方每年的定额只有200多万斤,而威远的产量能达到900万斤。多出的盐如何运输销售,成了一门巨大的生意,铜金很快察觉并加入这门生意,成为矿工、盐商的保护者和中间人。
更关键的是,拉祜族聚居的澜沧不产盐。因此,盐在拉祜人的生活中意义极其重大。多数盐都是商人从威远驮来卖,价格昂贵,堪比白银。在澜沧的许多地方,盐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火柴盒大小的盐,中间开一小口,用绳子一串串穿起来,如同铜板。一块盐可以换10-12把青菜,农民帮工一天的工钱最多也就买一块。普通山民要想吃盐,只能在吃饭时用舌头舔一舔,或者用线拴起盐来放在锅里快速涮一涮。除了食用,盐还是冶炼的重要材料。
解放后,澜沧第一届各族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就提出:“有的群众长年累月吃不到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要是能在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盐公司,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就是最大的恩德了。”
威远江的盐是如此珍贵,澜沧江以西的边境山区,包括上缅甸所需食盐都来源于威远江,以至于成为澜沧江以西各土司在政治上依附明、清王朝的重要原因。缺盐问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解决,对于200年前的人来说,每年多出的700万斤盐有多宝贵,可想而知。
从1800年接受招安,到1812年被凌迟示众,这12年间,铜金所主持的,便是一门牵涉到几十万人、关乎平民生存和边境归属的重大生意,它的核心是银、盐、粮。
根据学者马健雄的研究,这一交易链的运作方式复杂:1、将卤水煮干熬盐需要消耗大量柴薪,因此山民在山上砍柴,送到盐井换盐;2、山民把盐背到江外市场或者矿山盐店出售得钱;3、再拿钱去平地买稻谷。“产粮坝区、威远江流域的盐井区和深山中的矿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物资供应体系。”其中任意一个物资供应的迟滞、中断,都可能导致整个交易链断裂。铜金和尚与威远厅的盐井课长分工合作,成为私盐运销的合伙人。盐井官员向铜金供应盐,铜金再供应到各银厂和山区村寨。
然而,清缅战争的爆发和嘉庆即位打断了这一交易链。严苛的嘉庆发现云南各地因战争累积的财政亏空惊人,下令严查,清理旧账。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强迫民众多买盐,利用盐税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威远州原先多出的盐现在禁止出卖,银矿矿工和山区民众无盐可用。
明朝后期,中缅边界建立起许多银厂,数十万人在这些银矿工作、贸易,他们的生活用盐全部来源于上述几个盐井。到了嘉庆时期,银矿逐渐枯竭,嘉庆清账更是导致这数十万人生计无着,一部分失业者便逐渐聚集在铜金身边。
“三年之约”的后一年,1804年,铜金完全控制了募乃银厂,原合法的管辖者孟连土司再也收不到募乃厂的银税。铜金的统治势力还在扩张,他管辖人口多达三万,治下政权如此稳定,以至云贵总督请求嘉庆皇帝授予铜金更高级别的正式官职。支持铜金则意味着削弱孟连土司,也就是改变传统的土司制度,保守的嘉庆皇帝指示地方官员,可以给铜金颁发官服、顶戴、官印、银牌和奖金,也可以让他改名还俗,但就是不能授职。因此,铜金依然是孟连土司下的一名土官,所征税款也必须交由土司上缴。
衰弱的孟连宣抚司无力阻止铜金对土司领地的迅速蚕食,双方矛盾愈演愈烈。嘉庆八年,云南地方官员试图调解两者矛盾,商议在中立方景谷永平镇谈判。铜金看到被册封朝廷正式官员的机会,欣然应允,从澜沧江西启程,准备渡江。时值盛夏季节,澜沧江洪水爆发,铜金和随行人员艰难跋涉,离开了地势高、气候凉爽的澜沧,赶到湿热难耐的澜沧江岸。高涨的江水和瘴气使得铜金等待了近一个月,才得以渡江赶赴永平。铜金当年过河的渡口

铜金当年过河的渡口

在永平等候多时的官员对铜金印象很好,他们记录铜金“言语动作,俱报恭顺”。铜金告诉官员,并非是他有意悖逆孟连土司,实在是土司对拉祜人压榨太甚,拉祜人主动投奔铜金,并推举他代表拉祜人和孟连交涉。
相比铜金的恭顺,刚成年的第21代孟连宣抚刀派功屡请不至,让云南地方官员大失所望。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刀派功正在奔赴缅甸,以割地为条件企图借兵镇压铜金。涉世未深的刀派功未能看出对方的诡计,夜里,“土匪”偷偷潜入刀派功的住处,杀死了他,还窃走由朝廷颁发、象征宣抚司至高权力的大印。刀派功的密谋惨淡收场,孟连宣抚司的处境更为不利。永平的迁糯佛寺,已有300多年历史

永平的迁糯佛寺,已有300多年历史

据此,云南地方官员上奏,请求嘉庆皇帝册封铜金官职。然而,嘉庆皇帝一再否决,他坚持认为无论铜金如何竭力为朝廷办事,始终“只可加赏,不可授职,此人终不可信用,后必为蛇足之患”。在上谕中,他说:“孟连与铜金势不两立,将来必有事故。”他天然地站到了孟连的一边。
感到不被信任的铜金,继续蚕食孟连土司的地盘,至嘉庆十年(1805)前后,澜沧江以西的山区已是铜金南栅佛房的控制范围,他建立了一套由他本人即南栅佛王——区域性的五佛爷和佛房——村寨佛房组成的三级佛王体制,被称为“五佛五经”体系。这一“佛王”政教体系被他的后代继承并稳定下来,持续到光绪十四年(1888)。
铜金死后,起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熄灭,他的儿子和同门继承了他的统治权威,抵抗坚持了五代人之久。其中,占据西盟阿佤山的三佛祖,是新的拉祜“佛王”,他是铜金的同门师侄。三佛祖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的举措之一是把犁、锄、刀、斧和牛耕稻作的生产技术引入,同时种植鸦片,极大提升了阿佤山的生产力。
1888年,三佛祖逝世。死前,他留下遗言,指示拉祜人:“燃烧蜂蜡蜡烛和香棒,这样有一天拉祜人可能很快就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
在拉祜族的传说中,古代拉祜的先民分为兄妹两系,因分配猎物发生误会而分离。妹妹支系往南方走,哥哥支系在后追赶,追到勐缅时妹妹捎来口信:“我们是比底衣梭雅(同胞骨肉),虽然暂时分离了,但将来我们要骑着白马,驮着经书回来看你们。”
后来外国传教士搜集的版本更富深意:
[W]hen the time is fulfilled, God will search for us and will enter our homes.
时机成熟,神就会寻找我们,进入我们的家。
There is a sign and when it appears, we will know that God is coming.
有一个征兆,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要来了:
The sign is that white people on white horses will bring us the Scripture of God.
骑在白马上的白人给我们带来神的圣经

在镇压铜金及其追随者的战役中战功卓著的武将被分封土司,其中拉祜族石姓家族功劳尤高。石家三兄弟都被授予职位,成为拉祜族第一代土司,直接行政管理澜沧。拉祜时代结束。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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