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守永谈人类学博物馆：从“远方文化之谜”转向“世界文化”
如今我们还需要人类学博物馆么？常被形容为“殖民掠夺仓库”的民族学博物馆，会遭遇哪些博物馆伦理和藏品归属议题的争议？最近30年，国际人类学博物馆有哪些新动向？近日，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潘守永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表示，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为新博物馆学的一个策源地。 中国应该有更发达的人类学学科。
潘守永（右）与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Morgan Perkins讨论印第安民俗工艺品
《中国博物馆公开课》第三讲日前在刘海粟美术馆开讲，法学（民族学）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潘守永做了题为《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博物馆：一个世纪以来的回顾和瞻望》的讲座。
在其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潘守永教授说，“这些年人类学博物馆出现一些变化，人类学博物馆定义自己不再是‘远方文化之谜’的场所了，而是向世界文化主旨转型，那么它们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这类同属于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的博物馆区别为何？这又引发新一轮人类学博物馆的自我反省。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为新博物馆学的策源地。 ”
博物馆是文化创新之地
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志时代的产物
澎湃新闻：人类学博物馆在博物馆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如何去界定人类学博物馆？
潘守永：粗略地说，国际上有四类博物馆形态，第一类以艺术收藏为主，我们叫艺术类博物馆或美术馆，比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都是综合艺术类的博物馆；第二类以社会历史的收藏为主，我们叫历史博物馆；第三类是自然科技类的收藏为主，叫科学博物馆，比如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天文馆、动物园、植物园也是放到科学博物馆系统里边；第四类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收藏“远方文化”为主，也就是欧洲之外的文化实物，它是民族志时代的产物，所谓单一学科指导下的博物馆模式。
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在欧洲开始起源的，同样的人类学博物馆也在欧洲比较发达。人类学博物馆的兴起与殖民时代、民族志时代相关，早期主要是关注于自我之外的他者，也就是欧洲之外的世界。我们国家特别像亚洲地区是被殖民的，我们没有殖民时期，从学科发展来说我们没有经历严格意义的民族志时代，有民族志时代的都有发达的这类博物馆。当然人类学博物馆并不总是和殖民主义相伴随，到了20世纪的30、40年代以后自身有一个转型和变化。
盖布朗利博物馆展览现场
早期人类学博物馆的核心工作是关注所谓的“远方文化之谜”，它关注“非我”的部分，就是“other”，我们后来把“other”翻译成了他者/异文化。民族志时代，人们经常容易犯的两大错误，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我族中心主义”（egoism）；二是把他者过度浪漫化的“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认为原始社会未受文明污染，纯洁天真，越原始越好，把边远的不熟悉的地方和人群过度浪漫化。像泸沽湖社会特别典型，一度认为是人类女儿国、理想家园。还有像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ad）曾对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人们的青春期进行研究，发现萨摩亚人并没有经历所谓青春期的“躁动不安与压力”。她认为青春期问题主要的不是人的生物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
马拉甘仪式雕塑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人类学的博物馆发展的比较快，在欧洲、美国一直都发展，这也和他们的学科发展有密切关系，人类学、民族学发达的地方，这类博物馆一直都比较发达。
美国黑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外观）
我在讲座里也特别提到，人类学家很自豪的说，我们人类学家有自己的博物馆而社会学家就没有，因为在学科分类里大家觉得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三个都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那么三个行为学科里边有相同的部分，有融合的部分，甚至问题意识和方法也越来越相似了，区别到底在哪里？所以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的创始人克虏伯（Kroeber）概括说“我们有自己的博物馆，而他们（社会学）没有”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但是这类故事在中国并不被人们所熟悉，因为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不是那么发达，相应的这类博物馆的发育不够成熟。其实，我们虽然也有此类博物馆，但主要在大学校园里，如厦门大学的人类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博物馆。四川大学的前身华西大学有特别好的人类学博物馆，经过了二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努力，而且当时的华西大学里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三科是融合在一起的。
澎湃新闻：人类学博物馆在收藏、展示、教育等基本职能是如何呈现的，是否还承担着特殊的职责？
潘守永：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的收藏和其它博物馆的逻辑起点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它关注的这个部分有两方面是比较重要：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远方文化之谜”，人类学家到一个不是“他者”的地方，所进行的就是“异文化”调查研究。在早期，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认识还是一个全貌的观点，它认为人类文化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类是人和自然关系的部分，所谓物质文化或者叫技术文化；第二类是人和人关系的部分，即所谓社会或者制度的文化； 第三类是自我关系的部分，体现为心理的文化或精神的文化。其中，代表第一类形态的物质文化部分，就是所谓的代表性的文物实物了，具有文化标本的意义，也就是远方文化之谜的见证，是必须要收藏的。在这一部分中，它又按照生产和生活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分类，认为衣、食、住、行是其中最基本的。所以你看人类学博物馆里面，收藏最丰富的基本是衣食住行这些部分，然后再加上演化论（进化论）中，将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放在一个很突出重要的地位，按照这些生产工具的加工技术、使用功能等的差异，划分出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分类，后来广泛应用到考古学的研究中，换句话说，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其实是在博物馆里发生的。此后，才陆陆续续涉及到精神的、制度部分的代表性实物的收藏和展示。英美国家学术传统中，人类学包括了考古学和民族学，所以人类学或民族学博物馆也都包含了考古学的部分，类似耶鲁大学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就是由民族志和考古学报告两部分构成的，现在用“世界文化”作为招牌，其实内容还是这两部分，所谓跨文化比较分析，也逃不出两个互为表里的研究报告。
波茨坦小镇上的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可以在小镇上）
波茨坦小镇的博物馆展览介绍
人类学博物馆早期的收藏很少是单一区域的，它都是区域性的或者是跨区域性的，比较典型的如相对比较晚期建立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它的藏品涉及世界几大洲。它当然代表的是世界主义、世界文化的，它收集的重点还是偏重于我们所说的“非主流社会”的这些边缘族群，比如原住民、土著，这些族群一般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书写系统。民族志报告成为这些族群历史的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历史书写。人类学者从米德时代就是善于使用照片、电影、文字（学术的以及散文的不同文体）等多元手法，因此物品收集实践，配合照片、电影等，对于博物馆展览来说，是很多元而鲜活的。
关注边远的这类族群不仅是人类学博物馆，也是人类学学科关注的重点。到了1970年代以后人类学发展出研究自己的社会，就叫家乡人类学（anthropology at home），而这刚好也是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差不多已成定局的时候。
人类学博物馆的展示开始是依据演化论/进化论的逻辑，按照族群分类的框架，来组织收藏品和建立展示体系的，博物馆宣称所展示的是人类文化，是一种通过物品的再组织和再脉络化，表征（representation）其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后来发现这个也有很多问题。除了地域文化主题外，还有本国之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主题，所收集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文本标本，其实过了若干世纪后不仅是历史的见证物，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所以，这些博物馆都面临一个转型，一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一是思想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如何面对平等性的问题，于是“远方文化之谜”逐渐被“世界文化”这样一个面目取代了。我曾经在苏格兰爱丁堡参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他们原来就有人类学的部分，现在人类学的部分与展示克隆技术的多利（羊标本）放在同一层展厅里，你明显感觉到这是一种展览的并置结构。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
还有像我讲座当中提到的哈佛大学的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它把考古学和民族学作为两大部分，也是它们藏品的两个重要体系。展品采取双线叙事的展示方法，民族志的部分基本等同于我们说的横切面，考古学部分是区域加纵切面，最多再加一些专题。2006-2007年，这个博物馆的学术刊物集中刊登了讨论人类学博物馆藏品跨界的议题，讲到大洋洲的土著树皮布收藏过去一直被当作是民族志的标本，现在同时被纺织学的纤维结构研究、比较民族志学和艺术学所共同关注，任何单一学科很难解读这些早期藏品的全面，甚至天然染色技术也是这些藏品的好课题。再比如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它是基本上特别偏重于考古学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按区域来做展示和研究的。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 “遇见美洲土著”展厅
教育也有变化，比如加拿大文明博物馆更名为加拿大历史博物馆的例子，早期特别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其教育主旨也是强调多元共存、平等。进入21世纪它们也在逐渐转型，会觉得说它们早期做的这个部分越来越像历史，文明一词也容易发生歧义。因为它们早期关注的这些族群没有文字，早期人类学家、探险家做的这些现在反而成为他们历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方面过去除了强调文化的多元，还讲文明的平等，这也和人类学自身学术思潮、学术流派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变化等比较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从收藏“远方文化之谜”到“世界文化”主旨的转型
澎湃新闻：能列举几个世界上著名人类学博物馆案例么？
潘守永：世界上比较知名的人类学博物馆有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加州伯克利大学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馆、华盛顿特区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馆、德国世界民族博物馆、法国人类学博物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战争艺术”展厅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是经美国博物馆联盟认证的世界最古老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之一，从高耸的印第安人图腾柱和玛雅石刻雕像到珍贵的古代文物，是人类文化历史发现的最好集合。它的藏品都是有依据的，在1804-1806年的时候，这个馆已经把路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的展品集中展出。因为他们是比较早的进入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做探险的人，而且他们的收藏藏品非常丰富，几万件之多，这两个人的几次探险就完全可以组建一个博物馆。该馆还有它最齐全的玛雅的考古资料，几乎把中美洲玛雅所有重要神庙的藏品都“搬来”了，除了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以外，这个馆是最丰富的，所以有几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都是研究玛雅考古的。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展厅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展厅
还有它是世界十大摄影档案馆之一，人类学博物馆除了“远方文化之谜”的代表性实物，还有大量的影像作品，这个馆的影像作品特别多，比如延安时期的图片这个馆收藏就很丰富，另外还有大量书信，它的书信等文献的收藏也超过20万种。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是西海岸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藏品总量达到320万之多。人类学博物馆多以藏品数量巨大而引人关注。
澎湃新闻：人类学博物馆的兴起与殖民时代、民族志时代相关，早期人类学、民族志博物馆常被形容为“殖民掠夺的仓库”，遭遇博物馆伦理和藏品归属的争议，你如何看待人类学博物馆的这些困境？
潘守永：这些年人类学博物馆也有一些变化，因为学科认识也在变化，也在自我反思与批判成长。原来是按照受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影响而收集这些东西，今天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当时可能是配合殖民浪潮，有的直接就是殖民过程的产物，那这些藏品在今天怎么办？比如博物馆里收集到很多人类遗骸，有些明确知道是某一族群祖先的骨骼，还有些是带有神圣性的，关于信仰的物品，这些所谓的圣物怎么办？都是博物馆伦理当中要考虑的。所以，在1960年代，像北美的这些博物馆，掀起过一个文物藏品归还（repatriation）的运动。其实一直到21世纪，如相当于2001~2003年这个期间，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把他们收藏的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归还回去了。他们帮助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其实这类事情在欧美国家是比较经常发生的。包括最近德国、法国掀起的归还非洲文物的运动。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专门请一位特别代表完成了一份归还文物的政府政策咨询报告，讨论如何归还的问题以及是否将围绕这些藏品形成的博物馆学体系一并归还？所以这类馆在博物馆的伦理问题上走得特别靠前，这也引发了类似于大英博物馆这类世界文化主义的，收藏全世界文物与艺术品的场馆面临着来自中国、墨西哥、埃及、希腊等国家的文物追讨问题。所以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在伦理和思想方面，比其它几类馆走得特别远。
法国巴黎盖布朗利博物馆展出的贝宁王国时期艺术品
所以整个欧美国家这些年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个馆发展到今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博物馆，以及对博物馆藏品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比如，过去由单一学科或目的收藏起来的藏品，已经难以限定在今天的学科或领域范畴之内，就引发了一个跨界性议题，最常见的是人类学藏品跨入艺术，从艺术史和美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些博物馆藏品。还有一些人类学博物馆定义自己不再是“远方文化之谜”的场所了，而是世界文化的沟通交流平台，有的（如美国国家印第安人博物馆）直接说自己就是社区博物馆。如果人类学博物馆将来走向世界文化这样的主旨，那么像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这类也是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古代文明典藏为主的这类世界主义的博物馆，它们与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人类学博物馆的自我反省。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为新博物馆学的一个策源地。
美国国立印第安博物馆（正面）
美国国立印第安博物馆，土黄色与弧线型外观打破了欧美建筑典范（非对称、无中心布局）
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争议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学理上的，第二是伦理上的。这与考古学藏品还不一样，考古学藏品通常是考古学家在某一区域的地下发掘出来的，土地上的人们与这些地下发掘品之间很难建立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关系。对这些物品的意义解读，考古学家最有发言权。民族学藏品就不同了，任何一件民族志与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它被清楚的记录在案，什么时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征集来的，藏品与某一社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有特别具体或者确切的区域以及人群，也就是它有明确的产地和作者、使用者，他们的后代是可以宣布拥有它们的命名权、解释权，甚至可以宣布拥有随时拿回去的权利。
人类学博物馆收集展示别的民族祖先的物品，比如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博物馆，在做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展览，造了中式的房子，挂了中堂，搁了八仙桌，摆上中国古代男子抽鸦片的鸦片枪，做了一对老年夫妇蜡像，妇女一定是裹小脚的，由这些物件组合来指代中国文化。这个展览即便被认为是“历史的还原”，那么它会引起中国人情感上的伤害。
优乌杖 马克萨斯群岛 19世纪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藏品涉及到别人祖先的圣物，如何处理，非常具有挑战性。很典型的就是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经收集了现在跨境而居的印第安人的腰带，这个贝壳腰带就是祖先的圣物，只有在举行盛大仪式时才拿出来。现在它被摆放在博物馆一个普通的展柜里供人参观、评议，一度引发印第安人的抗议。人类学里边还有一个叫体质人类学，会收藏人体遗骸，以供学术研究，人体遗骸是极其容易受争议的。还有关于动物的权利，比如皮草、象牙的雕刻等等藏品也是今天比较敏感的。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协就此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各个国家也做了很多讨论，有一些博物馆改名字就是认识上的变化，前述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直接改成加拿大历史博物馆，因为担心“文明”这个词也容易发生争议。
所以跟其它类型博物馆相比较，人类学博物馆的议题和课题里面容易引发争议的领域或内容更突出一些，这也促使这类博物馆在其思想性方面有时候略有一点超前，这类博物馆更像思想交流的一个媒介和平台。
中国应该有更发达的人类学学科
澎湃新闻：中国的人类学博物馆发展现状如何？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博物馆阵列中，人类学博物馆的存在似乎不怎么凸显？
潘守永：我国的人类学博物馆基本上不怎么发达，或者说发育不良。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博物馆只有几座，如厦门大学的人类博物馆，它在1950年代达到一个很好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高峰，因此此后一直就没怎么发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就积累了2万多件的藏品，今天的藏品总量也还不足3万件。这些深藏在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并不为外界所知，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力。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我们的人类学博物馆发育不完善，甚至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当然和我们的人类学学科有关系，我们的学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原来有这些学科的高校都被兼并或被取消了，从事这些学科的部分学者转移到民族研究机构，作为机构存在的民族学这个词到了1983年才开始重新被使用。
人类学、民族学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不管从考古学的角度，还是语言学的角度，或者是比较民族志的角度，人类学、民族学都应该得到大的发展。格尔兹（Geertz）说：人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区别。作为学科存在的人类学，更强调文化和生物的一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应该有更发达的人类学学科。或许因为我们的考古学发展太快，考古学为基础所建立的博物馆也是遍布大地，美国式的人类学在中国反而难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