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罗翔讲《刑法》，才发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社会上裸奔
原创 书单君 书单
知乎上有个问题：有哪些以为是小罪，其实是重罪，判刑很重的案例？
这个问题之下，暗含着一种焦虑：我会不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犯罪，承担严重的后果呢？
要避免这种悲剧，最稳妥的办法，当然是研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嗯，书单君知道你没兴致也没时间，所以还有第二种办法，那就是读读今天我分享的这本新书：《刑法学讲义》。
这本《刑法学讲义》里，囊括了非常多“事小罪大”的案例，不仅能让你了解更多法律知识，还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律的价值和意义，用法学的思维看待生活。
有哪些行为看似是小罪，其实判刑很重？
上月初，罗翔老师就曾在知乎回答过这个问题。
他举了一个案例：河南一名农民秦某，发现农田附近的山坡上长着类似兰草的“野草”，干完农活回家时就顺手采了3株。可他没想到，自己采了几根“野草”，却被森林公安抓捕拘留了。
原来，这几株“野草”是兰属中的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最终，秦某被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
这起案件，让很多人颇受触动：一个无心的行为，怎么就成了犯罪？
在现代社会，法律上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法条，是专业人士都不一定清楚的。比如，法律规定的珍稀物种那么多，连专家学者也不全都了解，要求公众知晓所有的法律显然不现实。
那么，该怎样看待和平衡“不知法而误犯”的案件呢？
书中提到了一起“教授传播性病”案，颇为微妙。
1990年10月，黄教授嫖娼被抓，虽然他患有梅毒，但当时传播性病只是治安违法，而非犯罪，因此只受到了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15天。
没想到他恶习不改，一年后，又一次在嫖娼时被警察抓获。
可这次，因为1991年9月出台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已将传播性病规定为犯罪，检察机关以此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一审中，法院根据新的《决定》，判处黄教授4年有期徒刑。
黄教授提起上诉，提出他并不知道性病嫖娼构成犯罪。二审时，法院采信了他的辩解，撤销了一审判决，判处他无罪。
在这起案件中，黄教授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并且在这两次被捕期间，曾因讲学出国3个月，在当年的情况下，他显然不大可能知道，短短不到一年内刑法会发生变化，自己的违法行为已经上升为犯罪。
首先，千万别以为传播性病“事情不大”，这是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0条的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又卖淫、嫖娼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其次，对于无法避免的法律认知错误，不知者无罪。
在这个小节的最后，罗翔老师写道，虽然“不知者无罪”可能会导致有人以此逃避惩罚，但若因此废除这项规定，将酿成更大的法律漏洞，让无辜者受到不应有的刑事处罚。
为了避免“免责”被滥用，可行的办法是，对法律上的认知错误，举证责任由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来证明自己无法避免出现认知错误，就要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任何法律都注定存在漏洞，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去弥补，使法律在国家追诉犯罪和保障公民之间达到平衡。
平时浏览社会新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涉案金额较大，已构成犯罪”的说法。
可是，金额多少算大呢？
翻看《刑法学讲义》后，书单君发现我以为的数额较大，和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是不一样的。
就拿一般的盗窃来说，只要一次盗窃人民币1000至3000元以上，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
以书单君居住的城市北京为例，数额较大的标准是2000元，这钱在四环内连间小次卧都租不到，却能让小偷在监狱里住上最多3年。
情节恶劣，或偷盗的对象为弱势群体，比如孤寡老人、残障人士，标准数额减半。
并且“多次盗窃”（两年内盗窃3次以上），无需数额较大，就可入罪。
所以那些经常偷盗内衣裤的变态们，别以为内衣不值几个钱，自己就会没事儿。
还有电信诈骗案，全国的统一数额标准是3000元，即使数额难以查证，只要查明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就能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若诈骗致人自杀、死亡或精神失常，将从重处罚。
2016年8月，女孩徐玉玉被电信诈骗犯以发放助学金为幌子，骗走了全部学费9900元。
报警后，徐玉玉在回家的路上心脏骤停，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后经警方查证，诈骗她的6名罪犯，在一个月内以助学金为名累计骗了3万多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这9900元。
虽然涉案金额远未达到“特别巨大”的标准（50万），但情节严重。
2017年7月19日，法院一审宣判，主犯陈文辉因诈骗罪、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五名被告，被判3年到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然而在《刑法学讲义》中，也提到了一些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却不应被重判的案例。这些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韩某在给人运送家具时，顺走了客户放在桌上的手表，没想到这块表竟然价值50万，属于盗窃金额特别巨大，按刑法规定，起刑点应为10年以上。
但判处韩某10年的重刑，却是不合理的。
因为在这起案件中，韩某出身农村，年纪不大，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刚到北京打工两年，身边相处的人也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工人，并不具备判断手表价值的能力，盗窃这块手表时，他以为其价值不过千元左右。
罗翔老师在分析这起案件时写道：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特别巨大，都是具有价值判断的内容，都应该按照行为人所属群体进行一般化的判断。
因此，只能按照“盗窃金额较大”来追究韩某的刑事责任。
王五喜欢吃狗肉，有天他偷了条狗回来，炖熟吃掉了。结果，这其实是一条价值百万的名犬。
如果你是王五，在偷吃狗肉的时候，会知道它的价值吗？
罪刑相当，需要主客观的考量，刑罚的轻重既要考虑罪行客观的危害性，又要考虑行为人的特殊情况。
一个人如果出于善意，有没有可能犯罪呢？
答案是肯定的。
前年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故事的原型是陆勇案。
2004年，已被白血病掏空家底的陆勇通过朋友得知，印度有一种抗癌药“格列卫”的仿制药，药效差不多，每盒却比格列卫便宜两万多元。
在验证药效后，他无偿帮很多病友到印度团购此药，为方便给印度汇款，他从网上购买来了信用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
2014年7月，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他的数百名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经媒体报道，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直至2015年1月，检察机关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陆勇才得以摆脱牢狱之灾。
在《刑法学讲义》中，罗翔老师提到，在一个精致的法律技术主义者眼中，《药神》的主人公，就算不再受《药品管理法》所限，也触犯了至少两条罪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和非法经营罪。
因帮朋友或为自己购买抗癌药品，触犯走私罪的案例，并非少数。
多年前，罗翔的一位同学在某地司法机关工作，负责办理海关走私案件，其中不少就属于这种情况。
按照法律，他不但要将这些人的药品没收，还得送他们入罪服刑，面对“嫌疑人”们绝望的表情，煎熬之下，他最终选择了离开这个岗位。
在这本书里，罗翔老师多次提到过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法律永远都有滞后性，虽然不少司法机关都存在机械司法的问题，但我们应该明白：
刑法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也是最严厉的惩罚手段，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但一种道德上被容忍甚至鼓励的行为，一定不是犯罪。
如果只是把法律当成工具，不考虑天理人情，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将大大降低。
看过他的网课视频的朋友，应该对“收买被拐妇女最重判3年而买熊猫至少判10年”的对比，还有印象。
每当大家觉得某个案件中，罪行恶劣程度与刑罚不匹配时，总是会有网友总结说：“法律是一种工具”。
当我问罗翔老师怎样看待这样的总结时，他说道：
我个人认为，法律人眼中的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具有超工具的价值。
如果法律仅仅是一种工具，只在有用的时候拿来用，没用的时候就轻易抛弃，那对于我们学习法律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打击。
我们相信法律依然有独立的品性。法治依然是社会诸多治理方式中一种最不坏的方式。而且法治的两个基本要义：良法而治，普遍遵守，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
其实，对应“有哪些以为是小罪，其实是重罪，判刑很重的案例？”，在知乎上还有一个镜像问题：有哪些以为是重罪，其实是小罪，判刑很轻的案例？
但在看完这本书后，我想无论是哪个问题，都体现了书里不断强调的一句话：法律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它不应激进或保守，而是在诸多对立价值中寻找一种平衡。
而阅读这本《刑法学讲义》，虽然无法让我们成为刑法专家，却能学会用法学的思维去看待现实世界。
只有这样，在如今的法治社会，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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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看完罗翔讲《刑法》，才发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社会上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