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不偷懒的学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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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国文，男，汉族，1950年生，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人。云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宗教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少数民族研究和教学40 余年，以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和东巴教、东巴文化的研究著称于学术界，成绩斐然。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云南民族大学伍达观教学科研杰出奖”获得者。曾分别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云南民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处长，图书馆馆长。

陈燕，宗教学硕士，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愿吃苦，能吃苦，肯吃苦，不偷懒”

陈燕：您是一名大学二级教授，是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我看过您的有关著作和文章，您说自己做学问其实很笨，“基础很差”，只是“愿吃苦，能吃苦，不偷懒”。您是怎样走上治学道路的？

李国文：你提的问题激起了我的很多回忆。我出生在临沧永德县（原镇康县，1964年该县一分为二为镇康县和永德县）永康镇偏僻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先在村中一座山庙里读小学，后来，小学搬进村里大户人家的大院里。小学没毕业便到县城驻地——德党城读完小，从村里到县城要跋山涉水，要走约20公里山路，穿过随时有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乡下孩子到德党城读书都要住校，自己带柴、米、锅，每天自己煮饭吃。由于家境贫困，小学五年级时，我曾辍学一年，在家放牛、放猪、砍柴、割草，帮助家里做些农活。后经老师长途跋涉到村里做家访，他看到我家境非常贫困，便做我父母的工作，让我继续回校读书。那时邻近村寨也有孩子到德党读书。但在读完小期间，当地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即有一种怪物叫“马尾狼”，会吃人，传说专咬小孩脖颈，一口毙命。因为惧怕，后来邻近村寨的小孩都不敢到德党读书，只有我坚持下来了。这就是后来《永德县志》“大事记”“1963年条”里记录的“县内出现马尾狼之祸，21人被咬伤，10人被咬死，县委政府因此组织民兵围猎，消除此一兽害”。完小毕业进中学，更让我有了强烈的读书愿望，我很珍惜学业。但在读中学时，因为家境贫寒，每月基本上都靠“人民助学金”吃饭，同时，靠帮工维持学业。每到周六日和节假日，我们穷学生都要去帮工，比如到山里砍柴卖给学校食堂，或去卸货车，当搬运工，寒暑假则去脱土坯；到粮食局碾米、扛谷袋；到公路道班挑石头、修补公路等，但凡能挣到一角、两角钱的事都做。从小学开始，我就爱吹笛子，爱自己琢磨、苦练，到初中，我的笛子已经吹出一点小名气。正是这一特长，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穿上了军装，走进了部队，并在部队文工队吹了5年笛子。当兵5年，我随部队从保山辗转于昆明、贵州，在贵州驻军遵义、修文、羊艾等地，走遍了贵州的务川、绥阳、赤水等大部分县和苗族、布依族等很多民族地区。

1969年到1970年，我先后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我在部队坚持自学，到哪里我都坚持自学。1973年，我退伍回乡务农——犁地、耙田、栽秧、收割，什么活都做。同年，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村民小组、大队、公社到县及专区的逐级审核、推荐，我进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攻读哲学专业，每月靠国家补助的15元钱维持学业。大学为我打开了知识的宫殿，我如饥似渴地读书，从来没有节假日，每天的行动路线就是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197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走上漫漫学术研究之路。

1984年，李国文在书房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特殊经历，其实都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经历过的。我虽然从云南大学毕业，但初中、高中并未完成完整的学业，所以我说自己做学问其实“基础很差”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在后来的治学道路上，我一直认为，学历只证明你有过这个经历，并不能说明你的能力，能力必须靠不断磨炼、积累。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偷懒，偷懒没有用，做学问亦如此。所以，总结我几十年的治学道路，体会就是“愿吃苦，能吃苦，肯吃苦，不偷懒”。

陈燕：李老师，您是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这个专门研究机构中调入云南民族大学工作的，这在您的工作道路上是一个转折。我很想听听您的这段经历。

李国文：是的，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云南省社会科学省属研究机构只有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该所于1956 年成立，其前身是“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简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58年改为“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后来人们习惯称为“历史所”。我记得，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原来住在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西院红砖楼，上班也在这里，也就是1976年，历史所在云南大学北院建盖了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并搬出了云南民族学院红砖楼。当时，历史所前前后后有50多号人，研究机构主要设有民族研究室、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东南亚研究室。我被分配在民族研究室。当时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大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高等教育停滞，科研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也是断代的，我进到历史所，实际上已是隔代了。当时民族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是科班出身，大多数人都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并且后来都是民族学界各领域研究中的顶尖学者。他们都比我年长一二十岁，都是我的师长、长辈。这个阵势，在我刚进入历史所时，真让我有不知深浅的感觉。尤其是我原来学的是哲学专业，现在要来研究少数民族，更是感到茫然。好在正因为是这个环境，让我一开始便进入一个做学问的良好氛围。正是在这个氛围的熏陶、感染中，在这些前辈的启发、引导、帮助、支持下，既让我看到了他们是怎样做学问，同时也逐渐训练、培养了我做研究的兴趣和勇气。

198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最初办公地点设在云南省委大院内的一个旧楼（后来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办公楼）。1981年11月，历史所东南亚和南亚两个研究室单独建立东南亚研究所。1984年，历史所民族学、民族史研究单独建立民族学研究所，同时，还单独创建了宗教研究所。这些所都直属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当时我去参加筹建宗教研究所，社会科学院拨给了5万元的开办费，在昆明市弥勒寺附近的清泉饭店租了两间办公室，买了几个书架和一些图书，就这样组建了宗教研究所。建所开始，工作重心主要还是社会调查。在调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全所同志共同努力，首先出版了《宗教论稿》，接着内部出版了《云南宗教调查研究》，再后来创办了《云南宗教研究》内部杂志。这些研究成果虽是初步的，但它标志着云南有了省一级宗教研究机构，并有了新的起步。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社会科学院又先后创办、组建了很多研究所，诸如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文献研究室等。从1976年开始到1994年，我在省社会科学院十八九年间，由于工作需要，曾先后被调到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并分别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哲学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在这两个所，我们分别创办了《民族社会学》（社会学所）、《哲学与文化》内部杂志。

70、80年代，坐落于云南大学北院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办公楼

1994年，我从省社会科学院调入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任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1999年，我从科研处调到学校图书馆任馆长，以后兼馆党总支书记。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恰好遇到全国大学本科教育水平评估和云南民族学院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两件重要事情。这两件事对推进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和质量非常重要。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以及具有民院和民族特色并由著名人士伍达观先生以他母亲名义捐赠、命名的“伍谢瑞芝文库”就是这个时期先后建立起来的。

现在回过头去，把你所问的问题串联起来，实际上我的学习、工作道路，如果从部队开始，基本的路线就是：部队—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大学）科研处—图书馆，最后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退休。在这个经历过程中，科研始终是我的追求。正因为这个深深的情结，我在这些工作单位中，由于工作需要我做一定的组织、负责工作，但我始终不忘记我是做科研出身，更不放弃我的科研工作，只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要有更多付出而已，别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别人放假，我不能放假，我几乎就是这样强制和严苛自己的。

到田野去，到火塘边去

陈燕：李老师，您是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一定有一些经验和想法，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李国文：云南民族大学正式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单位的时间大约在2012年、2013年。我是2013年被学科专家组和学校学位委员会评审认定的民族学博士生导师，但这时我已退休，按有关规定，退休后就不能带博士研究生了。参加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直到现在（2017年）。我主要带的研究生是宗教学和古典文献学（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后来，云南大学也要我参加带少数民族档案学方向的研究生。从开始到现在，培养这些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一共60多人。对这项工作，谈不上有什么经验。首先，这些学生虽然是我名下的研究生，但每个学生的授业和学习培养过程，都是由很多教师共同完成的，我不过在其中上了几门课。当然，既为导师，就得多做些“导”和“师”的工作，我尽力去做好这份工作。作为导师，结合专业课的授课，我常贯穿这样几点认识：研究生学习不同于本科生学习，研究生必须带有研究性思维方法进行学习，也就是要培养训练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并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比较强调做人，即做人、做学问不能偷懒，要勤快，偷懒没有用，不勤快，何来的勤奋和成就？这些其实和我的经历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必须统一。尤其是结合我们的学科专业学习、研究特点，要研究少数民族的东西，凡是你研究的问题，或文章的选题涉及少数民族，必须深入少数民族的村寨——火塘边做具体、扎实的田野调查。这个过程，我把它称为“四勤”：腿勤，就是要走山路，做田野调查；嘴勤，就是要善于询问、访问；手勤，要对访问、观察所得做如实、完整的记录、整理；脑勤，要对调查所得做系统、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所以，研究生的文章凡是涉及研究少数民族或某一具体地方的问题时，调查完了，或文章写出来了，我要看你的田野调查笔记本。我最关心这个笔记本，因为我想知道，你研究这个问题时，去调查了几次，到哪里调查，到县里、乡里还是村民的火塘边？怎样调查，调查了什么？以及你的调查思路、询问方法，直到调查内容的整理、分析、运用，等等。每届新生入学，从第一次见面到授课开始，我还会同学生交流一些个人想法，比如：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关系；内地学生和边疆学生的关系，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关系，老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专业知识学习和普通知识学习的关系，资料（史料）收集、研读和硕士论文选题、写作以及研究性思维训练的关系，硕士论文选题、写作和攻读博士的相承关系，社会科学（某一专业、领域）研究方向、领域选择（选题）的辩证思考，等等。我把这些问题戏称为“十对辩证法”，实际是我在与学生交流过程中经常唠叨的口头禅。

1989年，李国文在墨江县那哈寨向哈尼族老人做调查

陈燕：在您这一代人中，很多人做学问都要做田野调查，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历。

李国文：是的，田野调查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又叫“田野作业”“田野工作”。做研究，尤其是做民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田野调查是一个基本功，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也是一个研究者的根基。

我从进入研究单位的那一天起，几乎每年都要到山区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有时也在县城有关单位做调查。下乡调查时间最多的是20世纪70—90 年代，有时一去就是两三个月。七八十年代下乡调查，虽然比不上三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前辈们那样艰苦，但也不是很好。那时，云南的交通还很落后，从昆明到各地、州，只有西双版纳才通可以乘坐十几个人的飞机，而且不是人人都能乘坐的，普通大众的长途交通工具是大客车。从省城昆明到地、州、县，都是土石路，没有柏油路；从县到乡，很多地方不通公路，或只有毛坯路；从乡到村，几乎都是山路。从省城到各县，没有直通班车，一般都要到地、州一级客运站转车。到乡里，没有交通车，多数靠走路，遇到好机会的话，可以乘坐马车；从乡驻地到远近各村寨，就全靠走山路了。

2001年，李国文在永德县乌木龙彝族乡俐侎人村寨做田野调查的途中

70年代到80年代初，人们还没有居民身份证。为了社会治安和边境安全，凡出差下乡调查，都要由单位开具“介绍信”或“证明”，如果到德宏、西双版纳、河口等地，则要办理边境通行证。从到昆明客运站购买汽车票开始，到沿途住宿，到各单位接洽工作，都要出示你的介绍信。从上一级单位到下一级单位做调查，都要在当地有关部门转换开具一份或到县里、乡里的介绍信或证明。从昆明到地、州，凡通过江桥或检查站，所有乘客必须下车接受检查，然后徒步过桥。现在翻查我保留的70—90年代末的部分“介绍信”，其中记录我去做过田野调查的地方大约有昭通、镇雄、威信、文山、广南、富宁、丘北、马关、广西百色、红河、河口、屏边、元阳、绿春、金平、新平、景洪、勐海、勐腊、普洱、墨江、澜沧、双江、镇康、永德、潞西、瑞丽、盈江、陇川、保山、腾冲、龙陵、中甸、德钦、维西、丽江、永胜、宁蒗、木里、通海、蒙自等地。这些都是地、州、县一级。

1989年，李国文在绿春县阿黑寨向哈尼族老人做调查。（图左1、2为村中的民间祭师，右为李国文）

（说到这里，李老师抱出了二十几本笔记本，当中除诸如“科研题目随记”（随时记录想要研究的科研题目）笔记本、“研究生培养”笔记本等外，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十几本厚厚的16开硬皮田野调查笔记本。在这些笔记本里，除了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调查对象所讲述的各种各类内容包括调查记录、经典译文、图表、描摹、插图等之外，每次、每项、每条资料调查的最后落款中，都记录有调查时间、地点，调查对象姓名、性别、年龄等要素）

现在翻开这些田野调查记录本，可以知道，我绝大部分的田野调查是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地方的乡村、在老百姓的火塘边进行的。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的乡（当时称公社），可能有上百个，村寨就更多了。举几个例子：在绿春县的戈奎公社，记录有哈鲁寨、阿枯寨、俄多寨、阿黑寨、普都河玛寨、戈奎中寨等村寨；在迪庆的三坝公社，记录有水甲村、保弯村、五树弯村、古都弯村、恩土弯村、瓦刷村、布主弯村、阿路弯村、恩水弯村，等等。所有调查过的自然村寨，估计也有近千个。至于被调查访问过的村民，以及向他们学习过各种知识的乡老，就更多了。所调查内容涉及领域、方位很多，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宗教，包括教堂、寺院、宫观、碑文、民族文字古籍文献（东巴经抄稿、译稿，彝文经典，傣文经典等）、宗教僧人、经师、巫师、仪式、法物法器、原始宗教各种信仰、占卜、禁忌、丧葬、墓地，直到边境社区管理、社会保险。

田野调查工作很辛苦，但是苦中有乐。现在让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到西双版纳勐混傣族村寨的一次调查，那天，有一个小时的同学、后来在版纳当兵的老乡陪着我，他不穿军装而穿便衣，我在村里、乡间集市访问、照相，事后他告诉我：“今天曾有当地的治安人员盯着你呢！他们把你当作‘特务’之类嫌疑人了，是我向他们做了解释，才放弃对你的跟踪！”有一次到文山博爱公社壮族山区调查，从公社驻地出发，是由公社专门派了一名持枪民兵护送我的。在丽江山区调查，夜晚村民家没有电灯照明，只好借助火塘边的亮光或手电筒做笔记；调查完毕，打着手电筒返回公社驻地，远处看到驻地有亮光若隐若现，但脚下就是找不到路，反复徘徊在山间放羊小道，这是夜间常遇到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到永德乌木龙山村调查，夜间十一二点钟开始返回驻地，是当地政府派人到山里接回我们的。有一次，我在丽江石鼓调查，当时客运站附近山林里有一片墓地，夜幕降临时，我还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在墓地里抄写碑文呢！（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0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