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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广大民众至少有公共图书馆里的一张安静书桌
费祎
2020-07-30 18:27  来源:澎湃新闻
近一个月,两则有关图书馆的新闻广受关注:一是农民工吴桂春因疫情失业,返乡前在东莞图书馆写下告别留言;二是浙江丽水图书馆在闭馆日为84岁农民朱贞元破例开放。这两件事也令笔者深受触动。在此,简单谈谈想法。2017年5月9日,中国四川康定,塔公草原上读书的小孩子。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7年5月9日,中国四川康定,塔公草原上读书的小孩子。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9年末,中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96个,比上年末增加20个;全国公共图书馆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1699.67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6.5%;图书总藏量111781万册,比上年末增长7.3%;电子图书86557万册,增长7.0%;阅览室座席数119.07万个,比上年末增长6.6%;全国人均图书藏量0.79册,比上年末增加0.05册;全年全国人均购书费1.68元,比上年末减少0.09元。
我们的图书馆数量日渐增多,公共阅读设施日益完善,服务水平逐年提升。然而日常生活中,民众对基层图书馆和公共阅读空间的需求,还得不到充分满足。农民工吴桂春和农民朱贞元,以世俗眼光看,可谓“社会弱势群体”;而他们遇到的阅读困境,却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是以高质量的图书收藏、规范的管理、优质的服务,来提升公众素质。在这个意义上,区别于以建筑设计之美取胜的“网红图书馆”,真正优质的基层图书馆仍然十分匮乏。
作为北京市民,笔者读书多年,而在人生某个阶段,也遭遇无处读书的困境。有将近两年时间,我和家人蜗居在北师大的一个老旧公寓里。因家中空间有限,我的工作几乎都在校内图书馆进行。每天吃完早餐,就赶紧收拾书包,悄悄打开门,赶往图书馆。有时孩子醒了,看见我出门,就哭喊:妈妈,别走,别走!不到两岁的孩子,不能理解为何妈妈每天都要离开,而晚上又那么晚回来,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一场哭闹式离别。对母亲而言,这无疑是折磨。后来,我尽量在周一到周五,把要做的工作做完,周末两天,便全心陪孩子读书玩耍。
然而,陪孩子读书,在那个小小的房子里,也并不容易。首先是家中儿童书籍太少,适合孩子阅读的绘本较贵,动辄二三十元,因为经济拮据,我买了几本后,便不敢多买。此外家中也无空间储存,仅有的两个书架,放满了我们大人的专业书籍。于是,我到处搜寻可免费阅读的地方。我先是带孩子去国家图书馆儿童馆阅读,但路程远,很不方便,于是作罢。而附近也没有社区图书馆。非常幸运的是,我最终在家附近发现了一家书店,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部所在,离家近,环境又好。周末我经常带孩子去“买书”。我在专业书籍架前翻阅,孩儿则在儿童区浏览,每次“买书”,我们都要翻看很久,有时两三个小时,有时则持续大半个下午,而结账时往往只买一两本。
几次之后,店员明白了缘故,但从未戳破我的小小心机。每次去看书,她们都对孩子非常友好热情。让我特别感激的是,每次我们看书时,店员从不在身边做推荐,而任由我们安安静静读书。为弥补孩子图书阅读的不足,我还给自己订了规矩,只要晚上回家比较早,就给孩子讲个睡前故事,一般是自己编的,根据孩子语言发育情况和认知状态随机组织。两年下来讲了上百个故事。
可以说,正是这家书店的温情,让我们不失尊严地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免费阅读”时光。书店公共阅读和家庭睡前读书,充分保障了孩子三岁前的文学启蒙,让他在家庭经济困窘之际,文化不至于匮乏,依然能徜徉在故事的美妙世界里。
后来经济状况渐好,搬到一处大一点的房子,离这家书店远了,偶尔再去,除了一下子购买十几本书以示感激外,心中充斥的,竟是一种“故友”似的感情。因为有过这样一番经历,当看到吴桂春对东莞图书馆的“深情告白”,我真是特别理解:困境之时一个“桃花源”式的存在,让人生的梦想和热情得以持续,怎能不心生感激?
搬家后,居住环境变好了,买书也多了起来。但遗憾的是,新家周围没有书店,也没有社区图书馆。小区里小朋友缺乏公共阅读氛围。我和几个妈妈商量,做了一个尝试,在楼下小广场,带着几个熟识的孩子读书,先是我讲,孩子听,没想到,很快吸引了很多孩子加入。而后,我不再讲读,而是逐渐启发引导孩子自主阅读。看着一帮小朋友专心致志地读书、讨论,沉浸在阅读的快乐里,真是由衷感到幸福。也曾想做成定期的读书会,希望社区提供阅读空间和经费支持,但沟通无果。后来,孩子上了小学,这个活动便不了了之。有几次,为了让孩子重温在公共文化场所阅读的氛围,特意带他去了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海淀分店),众人一起沉浸于阅读的美好氛围,让我深深感动。2017年4月20日,小区里孩子们在自主阅读。费祎 图

2017年4月20日,小区里孩子们在自主阅读。费祎 图

2016年10月7日,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海淀分店) 。 费祎 图

2016年10月7日,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海淀分店) 。 费祎 图

书店氛围虽好,但不是长久之计。毕竟路途遥远,精力不济。像我们一样对社区图书馆充满渴求的家庭,想来不在少数。    图书馆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图书馆观念传入,梁启超等人意识到图书馆的功用,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最初着手之事业即图书馆与报馆”,梁启超主编的报纸《清议报》上有一篇名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译太阳报第九号)》(《清议报》1899年第17期)的文章,可谓近代以来影响国内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文献。文中,作者呼吁“广设图书馆”,并提出图书馆的八大功用和价值,其中第二条云,“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又学校既卒业生,及在校中途罢业之学生,苟欲增其智识,则以出入图书馆为便。”第六条云,“图书馆凡使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至图书馆收取阅览费与否,随各馆创立章程如何,然虽征收小费,而阅者出些少之资,得阅贵重图书……寻常读书社会,常恨乏力,难以购备图书,渴望之,如大旱望云霓。若有图书馆,则穷措大、贫书生,无此觖望。”图书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之功可谓道尽。而联系今日吴桂春之经历,尤让人感慨良多。
如今,国内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对较完善,尤其近两年国家提倡“全民阅读”,各地采取各种措施推广、鼓励读书。
单就儿童而言,城市家庭的亲子阅读已成一时风尚。2016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报告》显示:除教科书外,孩子平均的年读书量在11-30本之间,日均阅读时长主要集中在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在阅读资源上,73.5%的城市家庭中,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数量超过10本;53.2%的家庭中拥有超过20本适合儿童阅读的藏书。62.9%的家庭中,每年为孩子购买的书籍数量在10本左右。
但还需注意到,部分城市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家庭阅读数量及质量依然不容乐观,因为购买力不足、居住空间狭隘、缺乏有效引导等因素影响,这部分居民的阅读仍亟需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鼎力支持。正如吴桂春的感慨:“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也正如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的感慨:“作为社会民众普通的一员,他们用最朴实真挚的语言真情呼唤:我们真的需要图书馆!”
我们仍需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宣传引导,让更多城市“弱势群体”在各类图书馆中如愿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得以静心读书学习。
一方面,适合城市居民的公共阅读空间依然缺乏;另一方面,在公共阅读及家庭阅读方面,乡村面临更严峻的双重匮乏。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图书馆依然少见。很多乡镇没有书店,一些已建立图书室的乡村,也存在管理不善、开放不及时等问题。相比城市居民,乡村民众严重缺乏读书和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
有必要推动各地设立专项基金,推动乡镇图书馆、乡村图书室、乡村书店的配备和运营,构建“县-乡-村”一体化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鼓励各地政府配备乡镇图书馆,也充分调动民间公益力量,鼓励和支持各类公益组织、基金会、热心人士筹建民间图书馆,并对在乡村开办书店给予政策支持和适当经济补贴。疏通、优化各乡镇已有图书馆的书籍购买和捐赠渠道,优化馆藏图书和捐赠图书质量,并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服务,努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乡村民众也有“地”读书。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运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我们亟需改进和优化公共阅读的各项服务方式,让更多群众有地读书,有书可读。
经媒体报道后,东莞图书馆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做出了值得仿效的实践,如推行分馆制,在镇街建立分馆,实行一卡通制、通借通还、并开设人性化借书渠道、快递借还书等,让更多人得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只有更多的吴桂春、朱贞元们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国民素质才能提升,社会文化建设才能发展。
新冠疫情以来,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疫情期间,多地图书馆采取预约措施。而出于谨慎,民众对图书馆的需求也有所下降。如何发挥好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让想读书的人都有书可读,当是接下来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间,各地图书馆采取的数字化服务等措施——如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定期开放个人用户平台资源,方便读者居家阅览和研究之用,而以苏州图书馆为代表的“网上预约,社区投递”等无接触借还书服务也广受欢迎——或许会给后疫情时期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一定经验,并成为常态化管理手段。
如果有天堂,那它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希望博尔赫斯的经典名言能更多地回荡在每位读书人的心中。
(作者费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

责任编辑: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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