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思想和权力
克劳泽在他第一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撰写以下章节的目的，是希望它们能构成一本集体传记。但我写作的本意并非如此。最初，我希望研究的是墨西哥的“知识分子问题”，近距离地审视知识分子在墨西哥现代史中的角色，并试图尽我所能去解释：为什么墨西哥的知识分子选择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被囚禁在锡拉库扎的柏拉图，而不是谦卑的真理探索者苏格拉底。我希望研究那些知识分子因融入政权而导致道德张力的案例，在东西方的历史上有太多知识分子面对同一问题。
克劳泽写作本书时另辟蹊径，其最终的关注点是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Manuel Gómez Morín）和文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的职业生涯。这两人既是墨西哥后革命时代的理念人（man of ideas），也是行动人（man of action）。莫林创建了中右翼政党——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托莱达诺则创建了左翼政党——人民党，后更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Socialista）。然而，克劳泽著作的最初关注点，即“知识分子问题”，仍是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和公共生活中所着迷的主题之一。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很快与《回归》杂志（Vuelta）结缘。这份世界性的文艺杂志由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于1976年创办并一直由他担任主编，直至1998年去世。该杂志的撰稿人包括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克劳泽先是《回归》杂志的撰稿人，后担任该杂志的执行编辑（1977—1981）和副主编（1981—1996）。此外，克劳泽还于1992年创办了克里奥出版社（Clío的意思“司历史的女神”——译者注），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自由文艺》（Letras Libres）。很快，克劳泽成了一名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作品在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广泛传播，其中美国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一直是其作品英译本的主要发布平台。无疑，今天的克劳泽已经是墨西哥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克劳泽撰写了十多部通俗历史和政治批评的著作，制作了大量的电视纪录片，参与了无数场辩论，探讨了墨西哥和世界面临的所有紧迫问题，而且尽管他从未担任过公职——这一点他与前辈们截然不同——却在墨西哥公共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来源于他同包括制度革命党（PRI）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唐纳多·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的亲密关系。
在《墨西哥革命的文化考迪罗》出版后的35年里，克劳泽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反复提及这本书书名中的两个词。第一个词是“考迪罗”，意思是“强人”，他提及这个词时几乎总带有鄙夷和警示的意味；第二个词是“文化”，即指思想界，这个词在他那里常包含激情和非常钦佩的意蕴。克劳泽将考迪罗和文化之间的对立视为拉丁美洲的常态，甚至克劳泽本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状态。
克劳泽的新著《救世主：拉丁美洲的思想和权力》（Redeemers:Ideas and Power in Latin America）合上了《墨西哥革命的文化考迪罗》一书打开的手术钳。在后者，即他的第一本书中，克劳泽只关注了两位墨西哥政治知识分子。近40年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尽管可能会做出一种精神分析层面的模糊判断，我仍要说这种延续性具有明显的自传性：克劳泽对这些“救世主”的兴趣反映出他本人力图借助自己所信仰的民主“自由主义”改变墨西哥社会——一个至今仍被威权主义倾向、官方社团主义和没有充分整合的社会主义残余所统治的社会。和美国相反，在拉丁美洲，“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相联系，后又受到亚当·斯密或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等人的影响。克劳泽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一样——某种程度上也和帕斯一样，并不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聚合，而将其看作是热情和刀剑。在克劳泽的眼里，自由主义是将拉丁美洲改造成一个繁荣而现代的地区的最佳武器。
纵贯那一时期，作为历史学家的克劳泽都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即“权力集中于一人手中”，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克劳泽在文化领域则践行这一主义。尽管如此，他的书并没有掩盖这种“道德张力”：虽然《救世主》这本书的书名略带轻蔑意味，但并非只是批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那种曲线救世之路，而是试图全面地理解他们。
克劳泽可以被视作墨西哥民主转型的一个“文化考迪罗”。他是墨西哥知识界人所共知的人物。自2000年革命制度党70年的霸权统治终结以来，他的巨大的象征性权力无疑帮助塑造了墨西哥。尽管他可能更喜欢别人将他看作其他形象，但他的表现从来不像 “谦卑的真理探索者”——苏格拉底，而恰像囚禁在锡拉库扎的柏拉图，无论是在公共领域的公开场所还是密室中，都知道如何捍卫墨西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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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文化的四季》（Four Seasons of Mexican Culture）一文中，克劳泽重新捡起了自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以来就深植于西班牙语国家传统的一个老话题，以此为20世纪初以来的墨西哥几代知识分子做一个谱系画像。此文综合分析了克劳泽的前辈们，因此也可以被视作克劳泽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谱系的强烈辩护。
克劳泽认为，20世纪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即“15代”（在《墨西哥革命的文化考迪罗》一书中他曾探讨过）见证但没有参与反对波菲里奥·迪亚士（Porfirio Díaz）总统的武装运动。那些“活跃、有组织性、理性、务实、充满好奇和现实精神的人”唤起了克劳泽对他们早已失去的公益行动的怀念和钦慕。
接下来上场的是“29代”——这个概念是由《救世主》一书的主人公之一、命运不济的总统候选人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定义的，与之相伴的是威权主义的民族革命党（制度革命党的前身）在墨西哥的一党独大。随着时间的流逝，“29代”的许多成员成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他们虽然不直接服务于这个革命政权，但却推动它的合法化。克劳泽认为，他们的错误就是他们的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单单改革的意愿就可以推动威权主义的革命制度党改弦易辙，转变成一个民主政党。克劳泽笔下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中，有两个就属于“29代”（不过，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历史学家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和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相反，所谓的“世纪中叶一代”开始严重质疑墨西哥革命模式，因为该模式对言论自由采取民族主义倾向的钳制和约束。尽管这一代的成员粗鲁无礼，但他们均在自己先辈们创建的公共机构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克劳泽虽然承认，这一代人确实有颠覆陈腐的革命准则的愿望，但他强烈反对他们的左翼倾向、向古巴暗送秋波，以及对革命制度党的纵容。毫不意外的是，这一代中最著名的成员卡洛斯·富恩特斯成了克劳泽最严厉的抨击对象。1988年，克劳泽发表在《回归》杂志上的抨击文章结束了富恩特斯这位小说家与该刊主编帕斯40年的友谊。
最后，克劳泽探讨了他自己所属但基本上并不认同的一代：“68代”。这一代对革命武装、反主流文化、性和艺术实验以及毒品等方面的热爱，与这位将自己埋藏在历史探寻中的工程师的严肃认真脾性恰恰相反。岁月荏苒，克劳泽与同代人的距离渐行渐远：20世纪70年代，当这代人中的一些人正喜欢反抗音乐，崇拜格瓦拉或胡志明时，克劳泽已经开始转向“自由主义”，当时他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比如卡洛斯·蒙西巴伊斯（Carlos Monsiváis）和历史学家兼小说家埃克托尔·阿吉拉尔·卡明（Héctor Aguilar Camín），将这种转向视为向右派投降。
在《墨西哥文化的四季》一文的结尾，克劳泽总结了他对同代人的思想和忠诚的怀疑。
在这种怀疑之下掩藏着深深的不满。如果从学生运动中迸发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团结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这一代人现在可能正将前几代人遗留下来的特质同自己的消极性相结合，并为墨西哥构建了一种新的、有活力且更好的替代特质。不过，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是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惨案。68代不得不扯平局面，从而强化了其破坏性的本质。
克劳泽所选择的精神导师是明确的：1915代和1929代。他认为自己当属前一类——即“活跃、有组织性、理性、务实、充满好奇和现实精神”——并认为自己一生被严重误解。同帕斯或科西奥•比列加斯一样，他将批判精神视作与自己时代的信念保持距离的唯一途径。克劳泽拒绝“世纪中叶一代”。虽然他欣赏他们艺术化的冒险精神和反对民族主义，但鄙视他们对革命制度党的道德暧昧。他对68代的同代人也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学生运动到头来只会削弱前几代人创造的制度（克劳泽经常批评他的母校——“一体化”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68代深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来没有成为民主变革的真正卫士。
克劳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对社会主义产生短暂的兴趣之后——当时他的朋友埃克托尔·阿吉拉尔·卡明也是如此——克劳泽开始转向科西奥·比列加斯的“自由主义”。与帕斯或巴尔加斯·略萨不一样的是，克劳泽的社会主义经历是短暂的（就像流感一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笔调对这种皈依既没有流露出愤怒，也没有表现出怀疑，而是深信自己始终是正确的。
20世纪80年代，克劳泽开始深度参与管理《回归》杂志。这一时期，他与帕斯建立了牢固的策略联盟。当时的帕斯在追寻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之后，开始慢慢赞同他的年轻的信徒的“自由”思想（克劳泽在《救世主》一书中不无沮丧地指出，尽管人到暮年，这位诗人再度被引向他青年时期所信奉的社会主义）。
克劳泽是墨西哥知识界罕见的异类：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或毫不掩饰地反教权主义，他却信奉犹太教；大多数人是左派，他则是个“自由派”；大多数人都以学术或公职谋生，他却对这两个领域不感兴趣；在一个由国家资助的文化环境中，他却自己出资创办杂志。不过，他的这种自愿边缘地位以两种方式得到了弥补：一是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里墨西哥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帕斯给予的公开支持；二是在一个自由传统几乎被革命政权清除殆尽的国家，克劳泽能够在身边聚拢一群认同其“自由”思想的人——有人称之为右派。
克劳泽身上的矛盾与同代人或其导师的矛盾并不一样。尽管他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病毒的传染，但其秉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是令人钦佩的。然而，他的许多书，特别是《救世主》都执着于20世纪那些充满激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政论文——始于1984年出版的《争取不带形容词的民主》（Por una Democracia sin Adjetivos）——中，尽管克劳泽自命要反抗这种潮流，然而在其历史著作中，对于那些坏脾气和冲动性格（这一点与他截然不同）的人，比如何塞·马蒂（José Martí），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他显示出一种近乎景仰的认同。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救世主》一书中对他们的刻画是最鲜明的，而随后对切·格瓦拉、埃维塔·庇隆、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乃至乌戈·查韦斯只是轻描淡写。毕竟，他们只是政治家：三名男性，一名女性，都只是有思想的人（with ideas），而不是理念人（not of ideas）。克劳泽感觉系统地阐述这些人的思想是相当痛苦的。
克劳泽与《连接》（Nexos）杂志主编阿吉拉尔•卡明一起，成为他这类人中最后的幸存者之一。如果有人要写《墨西哥文化的四季》的续篇，他们会发现现代作家们的行动截然不同。获得认同的传统路径——通过创办一份杂志，建立一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团体，同各路权势人物搞好关系，刊登关于当前事件的文章，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对于1985代和2000代而言已经变得不现实，甚至是遥不可及。克劳泽的《自由文艺》和埃克托尔•阿吉拉尔•卡明的《连接》是墨西哥当前唯一可圈可点的两份杂志，这一事实就是这种变化最有力的证明。年轻后辈创办的纸版或电子出版物没有一份能够望其项背。
自2000年民主转型始，墨西哥的文化界开始分裂并失去了它在革命制度党统治时期拥有的影响力。政治评论的任务从知识分子手里转移至政治学家和专家，创造文艺声望的殊荣从杂志转移至博客和社会媒体网络。在这种混乱和不稳定的情势下，克劳泽和阿吉拉尔•卡明——可能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是幸存者，他们亲眼见证了一个知识分子力图既成为理念人、也成为行动人的时代，并存活下来。这部宛如天鹅绝唱的《救世主》，就是该传统的最后倡导者之一向该传统表达的清晰感人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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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救世主》由六部分组成，但可以分成三个不必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独立单元。首先是倡导者——四个“何塞”：马蒂、罗多、巴斯孔塞洛斯和马里亚特吉。接着是本书最长的文章，对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思考。最后，克劳泽玩起了一系列的“平行传记”：埃维塔·庇隆和切•格瓦拉，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萨穆埃尔·鲁伊斯（Samuel Ruiz，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市前主教）和副司令马科斯。在最后一部分，克劳泽对乌戈·查韦斯——这位“正试图将国家的历史变成个人传记”的人做了批判。
有人可能会遗憾本书缺少了某些作家和政治家，比如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或者质疑将鲁伊斯主教同副司令马科斯而不是同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相提并论，因为与莫拉莱斯的对比可能更鲜明。然而，克劳泽的意图并不是提供一幅全景图，而是一系列略传的合集，这种处理可以让他分析20世纪拉丁美洲的“文字”和“武器”之间的长期斗争。
有些评论家对克劳泽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是一个历史的普及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们错了：诚然克劳泽不是一个专业学者，他的优势也不在于档案研究，但对历史的解读也是历史，克劳泽就是最严谨、最深刻的历史解读者。克劳泽还有讲故事的顶级天分，能够一开篇就抓住读者。多年来，他已经摆脱了从帕斯承继的某种修辞上的显摆风格——复调手法，宣言性的强调语气——并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影响的散文风格，其特征是表达清楚和隐喻适度。克劳泽的书读起来就像小说：这是一个思想史学家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和克劳泽的其他某些著作——比如《权力传记》（Biografía del Poder，1984）、《考迪罗的世纪》（Siglo de caudillos，1994）和《帝制总统》（La Presidencia Imperial，1997）系列——一样，《救世主》一书并不试图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做成一个传记合集，让书中充斥着脚注和对文献极其详尽的评述。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描述，克劳泽比墨西哥其他任何人都更擅长于此。此外，他所描述出的每一幅肖像都构成了思想史的一个章节。很少有作家能够用寥寥数页就综述和呈现出一个人的生平及思想。
或许，《救世主》一书的第一部分是最紧凑的：从马蒂到罗多，从罗多到巴斯孔塞洛斯，再从巴斯孔塞洛斯到马里亚特吉，这种叙述就像是逐渐打开一部家族传奇。对克劳泽而言，马蒂开创了——尽管这和他自己的意志有点背离——拉丁美洲的革命道路：他是一个创始者，设定了运行机制，但这种机制却悲剧性地导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崛起。克劳泽通过描述马蒂在古巴的岁月和在纽约的流亡生涯，重现了之后所有自由斗争的“繁殖土壤”。当马蒂放下笔，拿起武器，他就是在任由自己被裹挟进最终毁灭他的旋风中。他死于一个为西班牙人卖命的农民之手。他的死带来的似乎更多是恐惧，而不是英雄气概，也为其他的殉道者，比如切·格瓦拉树立了榜样？。
克劳泽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立志成为行动人的理念人不仅背叛了他们的理念，而且在行动上失败了。这一点以不同的方式在罗多（乌拉圭评论家，后成为一名与评论不相干的国会议员）、巴斯孔塞洛斯（教育部长，先是被他所效忠的墨西哥革命所背叛，之后燃起的满腔怒火将其推向纳粹主义）和马里亚特吉（秘鲁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记者，但被疾病及其革命同志的教条主义所戕害）等人身上表现出来。
本书的这一部分还追溯了拉丁美洲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理念的演变，该理念认为，必须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符号，一个特别的存在理由。“身份”的病毒沿着一条从罗多的《阿列尔》（Ariel）到帕斯的《孤独的迷宫》（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以至马里亚特吉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sobre la Realidad Peruana）的路径，也从父辈传给了子辈。克劳泽以长远的角度和悲悯的语气评述了这种趋势。克劳泽洋洋洒洒写了许多，最终只得出帕斯的最终结论：拉丁美洲没有本质，它所拥有的只是一份历史。
在本书中，克劳泽写的篇幅最长、最重要的一章是关于帕斯。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几篇写得不错的类似文章，比如吉列尔莫·谢里登（Guillermo Sheridan）的《风景诗人：关于奥克塔维奥·帕斯生平的几篇论文》（Poeta con Paisaje: Ensayos sobre la Vida de Octavio Paz），但并没有关于这个作家的最权威的传记（执教于肯塔基大学的恩里克·马里奥·桑蒂目前致力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克劳泽的《诗人和革命》对于这位形象仍不够完整的《太阳石》（Piedra de Sol）作者的描绘，乃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克劳泽通过凝练地分析帕斯的散文和主要诗歌，将相关的趣闻轶事联系了起来，由此清楚而巧妙地拆解了诗人的“旅程”（itinerary）——这个词用在1994年出版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帕斯自传的题目中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克劳泽对他昔日老板和精神导师的崇敬是众人皆知的，但在本书中他第一次与帕斯划出了一段明确的距离。这是一种致敬吗？是的。不过也是一种叙述的安排。
乍一看，这一章似乎客观而准确地描绘了帕斯的思想历程：从青年时代信奉社会主义转变到民主和反威权主义（但从来难以称得上“自由主义”）的立场。尽管如此，对帕斯的故事的讲述却如透过了变形多棱镜。克劳泽是一个讲家族故事的高手，按说他应该选择用一个象征性的弧线勾勒这位诗人的职业生涯——这条弧线始于帕斯的祖父唐·伊雷内奥·帕斯（Don Ireneo Paz，波菲利奥·迪亚士的支持者）的“自由主义”，中间历经他父亲奥克塔维奥·帕斯·索洛萨诺（Octavio Paz Solórzano）的社会主义的转向，最后在经过多次的怀疑和回归之后，终结于诗人本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洛萨诺（Octavio Paz Lozano）短暂的“自由主义”。帕斯的表现始终更像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正是源于此，克劳泽对于称呼帕斯是“革命之子”感到不安，同时对其支持副司令马科斯的反抗感到愤怒。
然而，帕斯的道路并不是由他缓慢而不稳定地发现“自由主义”决定的，而是由他果决地反抗——有时沉默有时无情——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之名下的威权主义决定的。帕斯认为自己继承的是父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祖父的“自由主义”。既满腔热情又忧心忡忡的帕斯，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他始终认为个人的自由需要团结，并时刻准备着同任何想以彼抑此的人笔锋相见。
帕斯青年和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并不是由于年幼无知或老年痴呆，而正是其政治信念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帕斯感到孤独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是因为他的左派同志从来没有理解他的立场。多年来，左派先将他视作“自由派”，之后又视作右派（1984年，示威者将他比作里根，点燃了他的画像）。他们并不知道帕斯正竭力将社会主义的友爱精神融入到民主的框架中去。
作为帕斯密友的克劳泽从来没有过这种误解。在书中，克劳泽第一次对帕斯的立场——尽管他拒绝成为一个自由派，却不知疲倦地抨击左派的教条主义和缺乏批判自由——表示不安。或许，克劳泽的解读最终呈现出了真实的帕斯，即他的对手一直拒绝承认的：一个好斗但永不言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管是对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潜藏的冷漠和集体精神的缺乏，还是对他昔日的左派同志中的极权主义倾向，都予以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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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传记”构成了《救世主》一书的第三单元，即最后一单元，其中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克劳泽的思想。平行传记的第一对人物——埃维塔·庇隆和切·格瓦拉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反感。伊娃（即埃维塔）的家庭贫困和格瓦拉的疾病（他有哮喘病）导致了威权主义和自我的个性，尽管方式不同。伊娃天真幼稚，有戏剧表演倾向——克劳泽将她好莱坞式的舞台表演与菲德尔相提并论——她代表着最糟糕的民众主义形式，这种民众主义后来成为拉丁美洲的特色。在克劳泽看来，厄内斯托·格瓦拉是天主教特质的典范。克劳泽声称天主教精神以某种方式贯穿和支配着本书中的所有人物。克劳泽笔下的格瓦拉和中世纪的审判官一样残酷，醉心于简化论和抽象的信仰。
接下来“一对”更成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Vs巴尔加斯·略萨，前者是狄俄尼索斯式的小说家，后者则是阿波罗式的小说家，或者堪比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关于马尔克斯的一章《在创始者的阴影下》，并非像其他章节一样是一个传略，而是一个辛辣的讽刺——1988年克劳泽在《回归》杂志上发表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墨西哥喜剧》就曾如此批判过。正如对富恩特斯那样，克劳泽试图通过阅读其文学作品对这位哥伦比亚小说家做出道德评判。《自由文艺》杂志曾刊发过一篇克劳泽针对杰拉德·马丁（Gerald Martin）2008年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撰写的书评。这篇文章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克劳泽对这位与菲德尔建立长期友谊的小说家的反感，虽然克劳泽承认他的伟大。遗憾的是，克劳泽自居的道德优越感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和历史评论家的直觉。文章的结论要么过于幼稚，要么过于恶毒——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属于跑题：“如果在其人生的中年，在其名望如日中天之时，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分道扬镳，并利用其影响帮助古巴的异见人士，那可能是一种诗人的正义。当然，奢望这种转变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事情只会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发生。”
克劳泽的朋友，巴尔克斯·略萨则处在这种道德的另一个极端。克劳泽考察了这位《山羊的盛宴》（La Fiesta del Chivo）作者的意识形态转变，但这次他的主题得到的结论和他自己不谋而合。不过最后，文章突然转向，为巴尔加斯·略萨进行辩护，将其神圣化，认为略萨是整个拉美大陆唯一的民主良心。这些以摩尼教式正反面角色两分法刻画的“平行传记”损害了本书其他章节所获得的批判平衡。
关于副司令马科斯和萨穆埃尔·鲁伊斯——1994年爆发的萨帕塔斗争的两个人物——的章节更有意思。克劳泽在描写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平行的，而是交织于他们竭力捍卫恰帕斯土著人的斗争中。通过他们二人，克劳泽从对立的两面论证了他的主要论点：天主教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无论是在教会方面（鲁伊斯青睐穷人）还是革命（马科斯的弥赛亚主义）方面，都无所不在。
作为附录的章节写的是乌戈·查韦斯——一个不值得和任何人做比照的人物。克劳泽在这部分总结了他在2008年出版的《权力和谵妄》（El Poder y el Delirio）一书中的思想。克劳泽声称，查韦斯是一个“将救赎思想、英雄学说和加勒比威权主义杂糅在一起，但没有半点儿自由主义或民主理念的后现代的复合体。”
克劳泽在简短的结论中断言，20世纪和21世纪拉丁美洲的最大问题——也是理念人和行动人长期存在的错误——是对19世纪短暂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漠视和对殖民地时代天主教和君主制的怀念。本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有这种倾向，只有自由主义者巴尔加斯·略萨是个显著的例外。这些人如此聪慧，但竟然也不免于这种奇怪的返祖现象的感染，克劳泽对此感到很难理解。
克劳泽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未被与君权和宗教相联系的威权主义所蒙蔽，而是围绕“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团结起来，拉丁美洲诸国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克劳泽承认，尽管在19世纪“自由主义”几乎在每一个拉美国家都占据了支配地位，但“自由主义”本身并不能让拉丁美洲崛起。另一方面，他已经艰难地认识到，民主传统一直存在于社会主义内部。尽管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种民主传统可能都没有占据支配地位，但今天，无论对于欧洲的左派而言还是在拉美大多数国家，民主传统无疑已经成为主宰一切的思想。
在《救世主》一书描写的所有人物中，克劳泽最终只旗帜鲜明地认同一个：巴尔加斯·略萨。这位墨西哥历史学家认为，略萨——这位秘鲁小说家是唯一一位真正令人崇拜的偶像，因为他能够彻底地抛却青年时期的威权主义信念，而以最充沛的活力拥抱“自由主义”模式。但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当这位《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的作者持有左翼立场时，他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纯洁信仰。他后来皈依“自由主义”也正是这种不可颠灭的信仰的例证。克劳泽并没有解析出，巴尔加斯·略萨坚决捍卫自由主义信条并将其视作解决拉丁美洲所有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如何带有他过去持左翼立场时的救赎倾向。但这似乎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仰：为了真正“从救世主那里获得救赎”，人们必须始终乐意批判和质疑自己的信念。正如克劳泽在本书的精华部分所表明的那样，这正是帕斯最大的赌注。
作者：豪尔赫·博尔皮（Jorge Volpi），墨西哥律师、作家，1997年荣获塞万提斯奖。原文刊载于2011年12月26日美国《民族杂志》（The Nation）。译者：郭存海。《救世主：拉丁美洲的思想和权力》中文版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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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拉丁美洲的思想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