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边“被伟大”一边“被遗忘”

有几年，“国学”热得不行的那几年。

我时常在饭桌上，会和朋友们反复说起一个段子——

我老家最后几个读古书的老先生中，有一个从私塾毕业考上民国年间的师范学校，后来一生都在从事中小学的老师，他培养出了我们村第一个考上武汉华中工学院本科生的儿子，退休后仍有古风，留着白胡子，拄着光亮的拐杖，在乡间的田野上训话与咳嗽回声阵阵，有一天他走过小溪到了他小儿子家，对着儿媳妇开始训话：“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啊，不要老是打牌，要讲三从四德！”结果我那位族婶沉默了十秒钟，对着公公迷茫地发问：“公公，得得得，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么穷，我究竟得了你们家什么东西啊？”

老先生顿然无语以对，一口老痰，半天咳不出来。而我婶娘的这句金句，也就成为我们当地流行一时的笑话。

在我读完阎连科最新散文集《她们》之后，这故事又像一个幽灵似的，盘旋在我脑海之中。不仅是这个带着黑色幽默的故事，还有少年时代带着我一起插秧、搞双抢、看电影、看傩戏、去观音寺烧香的她们，我看着她们上吊自杀，我看着她们在油菜花开的时候变成疯子，口吐白沫通灵的神婆，与半夜喜欢吹笛子弹二胡的叔叔私奔的本家姐姐……

她们，向我奔涌而来。

每一场相亲中的逃离，都是在匮乏时代对选择自由的一次渴望

在很多书评中，都会提及《她们》的第一章里，阎连科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偶遇当年的相亲对象，情急之下，躲进了男厕所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人解读为“凤凰男的内疚”，因为这位与他相亲的女性，是众多相亲对象中，接触最深的一位。

但这最深的接触，究竟有多少呢？

1.媒人医生带着姑娘去了男生家里。

2.女生给男方家里打扫了一下卫生，一起吃了个饭。

3.男方母亲给女生家人100元见面的礼金。

4.念过小学二年级的姑娘给男方写了几封夹杂着拼音的信，并寄了一张照片。

5.在部队成为作家的男方，给女孩也写了几封信，但可想而知，涉及家长里短，无关风月爱情。

6.男方听到部队老部长以身说法的案例，如果女方要因为婚姻问题来部队闹，对提干影响很大，所以正处于提干关头的阎连科懦弱地鼓起了勇气， 给女方写了一封长信，决定中止这段婚约。

幸亏这位姑娘“识大体”，没有去部队去闹，使得阎连科能够顺利提干，日后成为一名著名作家。

虽然有“军官+才子”的标签加持，但因为是农村出身，阎连科本人的相亲之旅，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屡相屡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身份的认同，是条件。但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相亲对象，没有相互了解的程序，通常都是“一面定终身”，条件匹配好之后，婚姻的幸福或者不幸，完全靠老天爷的命运恩赐。比如，阎连科的母亲替大伯的大儿子相中了一个叫“莲”的姑娘，大伯虽然修建了新房，但没家具，大家伙就东拼西凑一整套来“骗婚”，也就一天的功夫，虽然“莲”知道这些家具都是借来的，但她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事后“莲”才吐露真言，在她的娘家，相亲的人家也是这么干的！

“莲嫂子”的相亲，已经算是很美满的了。而这优先“社会婚姻因素”的速成婚配模式，之后又有多少的不幸的家庭故事，似乎并不是“媒人”与书写者所关心的话题了。

时至今日，北京、上海的很多脱口秀节目中，对相亲的自黑与嘲笑，已经是一个经典的桥段。每个脱口秀演员有属于自己的版本。在他们看来，也许相亲意味着自己“爱情能力”的退化，不配成为一个都市的弄潮儿。

与此平行的是，越来越多身材外貌美好家境殷实的年轻人，也带着父母与亲友团来到了各种电视台，参加各种相亲综艺节目。

明面上看，似乎婚恋模式已经经过一轮的循环，又回到了最初的形态，像阎连科那一代人，奋斗了几十年，自己逃离了农村，争取到了自由婚恋的权利，却要重新带着子女参加相亲节目。历史好像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

但仔细想想，两代人相亲模式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阎连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双重匮乏的时代，青年男女们与家庭普遍的物质匮乏，基本的家具都没有，遑论其他条件！之所以相亲对象之间的熟悉和了解，对彼此兴趣的认同这个环节基本被忽略了，最大的原因是，青年男女们本身教育水平低 ，缺乏精神生活的基础与习惯，这些需求就被忽略与抹杀了。虽然并不是说文化程度低就没有生活情趣，但这是明显正相关的（比如，阎连科写到小姑的时候，小姑勇敢地与小姑父私奔了，小姑父家在深山，但他本人有才艺有文化，对阎连科说过一句广阔的话：“社会主义苏联有很多人叫连科哪”!）。而今天《非诚勿扰》时代的相亲，首先是一场综艺秀，是青年男女们展示自己魅力的一场表演，然后就是丰富的选择权。

在一个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的时代，阎连科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决心从“相亲模式”的婚恋关系中逃离，通过逃离告别匮乏，告别要拉500斤煤炭走几十里路的物质匮乏，告别两人难以沟通，写信还需要借助拼音进行交流的精神匮乏。通过逃离告别没有选择的自由。逃离故土和逃离故土相亲的姑娘，本质上是逃离这种匮乏与没有选择自由的痛苦。正视这个现实的写作，才有可能是可信的。

这种逃离，也是他与“她们”一个的起点。而逃离之后的回归，带着他生命经验、见识的回顾与审视，则是阎连科书写《她们》的独特的视角。

每一个张扬的“她们”，都有一个拒绝被遗忘的生命本能

与阎连科以前充满张力的作品大多不同，《她们》写得有点温柔敦厚。

但往往在平淡的叙事之中，阎连科小说家那种猎鹰一般的目光，就不经意流露出来了，与此同时流露出来的，还有那些女性“锥处囊中”的个性——

比如“一天到晚吵得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装不下她的声音和道理”的大嫂。在三叔和三婶为了宅基地与阎连科父母兄弟相争，甚至说要拿着铁锹砍人的时候，大嫂从县城回来说：她刚刚嫁到阎家来，人已经是了阎家人，三叔要打架了，可以举起刀和铁锹先把她这个刚嫁到阎家的侄儿媳妇砍死。要打官司了，她可以停下工作不上班，每天都陪着三叔三婶打官司。嫂子问着、说着，不急不慌地走到三叔面前去，说她是新嫁到阎家来的儿媳妇，第一次到三叔家 来不该空手来，就把从县城为三叔、三婶买好的补养品，礼节、礼貌地放到坐在那儿的三叔面前去。又讲好了硬道理，又维护了家族亲戚之间的面子，给无理取闹的长辈台阶下，一下子把几十年的家族积怨处理了。

比如一天到晚唱戏唱个不停，“睡着她还在梦里唱戏”的大娘，因为喜欢唱戏，往往连在家做饭也忘记做了，家里人吃不上饭，只能全家去镇上下馆子。但她天生乐观的气场，让阎连科欣赏不已，被他认为是“我家族中最英雄、伟大女性 ”。

比如，半职业通灵做法的“女巫”三娘，是当地最后一位“神祇”，习惯用三根筷子作法的她说：“因为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啊。”三婶神秘主义的女权的表现是 ：“三婶凡是竖起筷子叫的死了的人，从来都是男人、不是女人”，像平地惊雷一样让阎连科惊讶。同样在文学上也给了他巨大的启发，三婶是“给我较早而深刻的文学启示的人。她让我相信文学中谎言成真是要有证据的”。

对于具有强烈个性的女性，阎连科显得更宽容更欣赏，比如他的四婶，长年与他母亲不和，两个人闹着别扭时间特别久，脾气特别倔，但就是这股劲，也被阎连科视为一种乡村女性的标高：其一，这位被妯娌们评判为“小心眼”“记仇” 并“小气”的女性，嫁过来之后很快成为四叔的总管、主任和账房先生，实现了女性当家做主。其二，四叔退休之际，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应该让儿子去接班，可我四婶舌战群雄说，应该让女儿去接班。也就最终是女儿接班进城了。四婶对女儿的关爱，也是一种朴素的女性主义。其三，四婶在与阎连科母亲闹别扭的时候，死活不肯和解的理由是因为觉得阎连科家是“人上人”，需要有尊严地和解，需要“强者”先低头。这种尊严的自觉性，也许正是打动阎连科的重要原因吧！所以在他的运作下，“强者”先和解，两家又和好如初。

除了家族中的女性，在《她们》的第七章中，阎连科查阅了很多县志、史料、故土新闻，从文字记录或者口耳相传中，寻找线索，找到那些他觉得值得留下印记的女性，这些对象，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女性形象，很多都是“非主流”的——有为了追求“夫妻生活和谐”而勇敢离婚私奔的；有因为男友一辈子都买不起手表， 她设立目标攒够100个手表作为定情信物嫁给他，却为了收集这100块手表成为了性工作者；还有为了与同性恋人约会，受到丈夫阻拦而把丈夫当成情敌乃至激情杀人……这些女性，完全不是中原大地上勤劳勇敢美丽善良的女性代表，但她们每一种人生道路上，都有自我的探索和个性的实现，不管是否“正确”，但她们呈现出了真实的个性、困境乃至罪恶。

就像在一片草原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花卉、果实，阎连科在书写这片草原时，看重的是每一种植物在阳光、沼泽、淤泥之中生长的姿态，他看重的是女性们本身“自我意识”的生长，以及不同境遇之下，人性善恶之下，不同的命运。要写出“作为人的女性”，首先要承认人的复杂多样性，而不是简单地抡着道德大棒的论断，如果是那样“园丁式的写作”，这本书就会索然无味。

每一种平面化的赞美，都是对鲜活生命的一种背叛

正是因为这种“因果优先”，并且“谨慎道德论断”的写作。《她们》里女性们的个性与命运，才会让读者能够去到她们命运本身的场景中去感受、去思考。

如果停留于此的话，《她们》已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很多历史上经典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质，阎连科的上一部非虚构作品《我与父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但《她们》显然走得更远，《她们》所覆盖的时间长度更长，与父辈相比，写了三代女性。《她们》不仅写了自己家族里的女性，更写了家族之外更多的女性，呈现出了时代在女性身上的变迁痕迹。

在“谨慎论断”之后，他更有一种“拒绝赞美”的反思姿态。这里说的“赞美”，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欣赏、认同，而是一种被规训之后模式化的“颂扬”，颂扬常常以赞美的面貌出现，但他不是出于真心的认同，而是出于一种权力的塑造——选择一个合适对象，捕捉一些细节，将其放大并提炼出塑造者所需要的特征或者理念，然后推而广之，成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板，母亲文学显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题材。

在《她们》的第六章《母亲》，第七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里，阎连科对这种模式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思，尤其是在《劳作与女性生命学》一节中。阎连科对劳作之于乡村女性的损害，他不是赞美，而是控诉：“在乡村的田野和院落，忙忙碌碌，碌碌慌慌着，不知不觉间，人就未老先衰了。”因为过度的劳作，他母亲身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脂肪瘤，乃至后来在部队医院，他母亲在手术台上昏睡六个多小时，摘下的瘤子大的如馒头，小的如葡萄。忙完她的手术后，军医非常不解地托着那一满盘十几个肿瘤对阎连科说：“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折腾了！”

母亲只是众多无名无姓的“她们”中的一个，母亲提到了当年大集体去修水库的时候，每每说到妇女都被“解放“到坝上劳动时, 总是一脸严肃地说：“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在当时的舆论中，就是这种残酷的劳作，被包装成“妇女也能顶上半边天”，被树立起名扬天下的“七姐妹”和“九兰组”这种典型，拍成电影，四处宣讲。

在我们的书写传统中，恰恰是这样的“铁姑娘”、“花木兰”的故事，占据了我们另一种主流叙事，面对这种赞美，阎连科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对女性过度赞美已经是对女性过度的伤害。我们对女性对母亲，伟大母亲，所有的伟大母亲就是让她勋章勋章，再受勋章，但从来没有思考过母亲作为女人有什么权利？”

“恰恰是在一片赞美中伤害无数的女性。”这就是《她们》的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难得的现代性。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在阎连科的创作谱系中，使得《她们》超越了《我的父辈》。

与《我的父辈》相同的是，《她们》对时代的那种真实的痛感，时代的匮乏对个体的那种损害，在他的笔下，从来不会因为个体的隐忍、努力、坚韧而被偷换成对人性的赞歌。

《她们》之中的女性，相比《我与父辈》里的男性，个性显得更生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与特点。阎连科书写了普遍性的压抑与损害之下，充满着生命趣味与个性的一个个女性。这让《她们》读起来，更有丰富的“味道”，这种复杂的阅读体验，文本的文学性更强。

从《她们》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不同年代的女性，她们都有自由选择的需求，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选择的自觉性，逐渐由弱到强。这种变化，能为我们在观照“女性主义”写作时，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体系。

在我们历史与现实之中，无数的女性一边被赞美，一边被遗忘。对抗遗忘的，靠的不是记忆力，而是真实。

什么是真实？把人还给权利，把女性还给她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