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内藤湖南如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考虑”？
内藤湖南论的视角
关于内藤湖南及其《支那论》，我在17年前为“岩波讲座”《现代思想》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近代知识与中国认识——以‘支那学’之建立为中心”的论文中已有过一次论述。刊载了此文的《现代思想》第15卷是以“脱离西欧的思想”为主题的。另外，我还曾围绕柳田民俗学，以《一国民俗学之建立》为题，为该讲座的第1卷《作为思想的20世纪》写过一文。其后，1996年，我又以这两篇论文为支撑，出版了一本名为《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和知识人》的书。
为了阐明我在第一篇内藤湖南论中的视角和立场，在此，我将思绪拉回到17年前，将当时的论文及其发表时的情形记录于此。我的论文《近代知识与中国认识——以“支那学”之建立为中心》就像其副标题所呈现的那样，是以“支那学”这一日本近代知识的建立为中心展开论述的。我试图阐明的是，作为日本近代学问的“支那学”是伴随着何种与中国相关的见解抑或论说而在近代日本建立起来的。没错，我要追问的就是“作为近代知识的中国认识”。在这里，我所谈的是作为日本近代知识的“支那学”，要追问的是日本近代知识的由来。如果仅把“支那学”理解为传统汉学的近代式新名，那就错了。我认为近代日本的“支那学”所对应的是近代欧洲建立的汉学(Sinology)，但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支那学”就是欧洲汉学的舶来版。
明治40年(1907)内藤湖南被京都帝国大学聘为新设的史学科教授。他反复强调，京都帝大创设的“支那学”必须是“朴学”。所谓“朴学”，是以清朝考证学为典范的实证之学，同时也是禁止与学问之外的世界发生世俗关系的坚实之学。内藤湖南的“朴学”主张，蕴含着对当时的政府与教育行政权力沆瀣一气的东京帝大“支那学”之批判。但内藤湖南等人领导下的京都帝大“支那学”，却在“朴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作为近代学问的“支那学”——汉学。
所谓汉学，指的是在近代欧洲以文献学方法意识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汉学虽说是以中国为认识对象的学问，但这里的中国并非指19世纪的中国，而是传统的或曰古典的中国。汉学绝非以建立包括当代中国及其社会在内的整体中国认识为目标之学问，它应该说是古典汉学，或者，毋宁说“传统中国”与“古典中国”是汉学所创造的世界。所谓“古典中国”，就是由汉学这门文献学及其相关知识建构起来的。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汉学，放在欧洲东方学整体上亦可作如是观，欧洲东方学创造了东方这一古典的世界。而对欧洲东方学的批评，正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在认识论上给予我们的至高馈赠。就是这样，将“传统中国”作为学问对象予以发现的汉学，是在把现实中国纳入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延伸范围之内加以理解的19世纪欧洲学院派中建立起来的。20世纪初期的日本经历了日俄战争，最终合并了韩国以确保连接大陆的通道。而带有明确近代学术意识的“支那学”正是在当时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建立起来的。
我一边回想着17年前所写的内藤湖南论，一边记述了近代日本“支那学”建立的历程。这并非我在回忆之时信笔不知行几远，只是我想在此再次明确：他所为之学被视为“支那学”，他所言之辞被视为“支那学者”之言，而我的内藤湖南论也是建立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的。将内藤湖南的“支那学”视作汉学，也就是把它作为20世纪初期帝国日本建立起的近代“支那学”来看待的。称内藤湖南为汉学家(Sinologist)，是由于他为近代日本“支那学”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方向，也是将“支那学”语言作为近代日本学术语言使用的第一人和坚定拥趸。所谓“支那学”语言，是指在有关“古典中国·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知识基础上叙述中国的语言。《支那论》便是由日本最早的“支那学家”(Sinologist)内藤湖南所创作的、并用“支那学”语言表述出来的现代中国论。
内藤湖南
1914年这一时期
大正3年(1914)3月内藤湖南出版了《支那论》，翌月即刊行了第二版。京都帝大的“支那学”硕学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但这并不是内藤湖南直接执笔撰写的著作，他称之为“演述”，就是将内藤湖南的演讲记录下来形成的作品。演讲是在大正2年(1913)11月至12月之间进行的。那时，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
大正2年(1913)7月，以打倒袁世凯为旗号的第二次革命爆发，又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独裁进程进一步加速。10月，他当选为大总统，日本政府旋即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翌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而两年以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的独裁权力之手窃取，中国似乎要再次退回到帝制国家的旧态中。看过那一时期日本方面的年表就会知道，大正2年(1913)10月，日本获得了满蒙五条铁路的铺设权。翌年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1月，日本占领青岛。大战中的大正4年(1915)1月，日本向袁世凯总统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要求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对此，中国国内爆发了反日和排日运动，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方接受要求。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方要求，5月25日，双方签订了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日华条约和换文。然而，中国人民对此却不予承认，并将5月9日确定为国耻纪念日。
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演说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按照年表的记述观察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发展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中国现代史无非就是一部日本对华干涉史。当然，从世界史的意义上来讲，中国近现代史或许是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之干涉史。但看了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史后，毫无疑问，这就是最终演变为日中战争的帝国日本对华干涉史。在内藤湖南演说《支那论》之时，这一切已经清清楚楚了。我现在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也是一部日本干涉史，正是思考了“支那学家”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之存在方式的结果。此书从数千年中国历史及其演变脉络的内部出发，抑或仅以其历史识见，论尽了辛亥革命及之后现代中国的变迁与趋势。这不就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支那学家”内藤湖南对现代中国在认识论上的干涉或曰介入吗？
对我等这般专攻历史者而言，在数千年的记录所呈现的变迁之中最为紧要的一段，便是作为眼下这出戏的一个角色登场演出，没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兴趣的了。往昔名伶的风采，多少也算有所见闻，面对这个舞台，虽谈不上是票友，或许也不至于遗人以矮人看场之讥。
面对眼前展开的历史场面，通晓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内藤湖南作为票友在认识论层面亲自介入其中了。
何谓“替支那人考虑”
在《支那论》“自叙”中，在要对当时的中国公开表达个人见解时，内藤湖南预先交代了两点：
一、此书所谈意见中，关于积极性建言的思考极为欠缺；二、此书是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之作，因此缺少从外国——譬如我们日本这样会因支那的情势变化感受到诸多利害关系的国家——视角展开的讨论。
内藤湖南说，须预先向读者交代的第一件事，便是此书并非要对中国的现状做某些积极建言；另一个交代便是，此书要“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而并非从如日本这般与中国存在利害关系的外国视角来立论。自17年前写作内藤湖南论以来，我一直纠结于内藤湖南所谓“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一言。从文脉上来理解似乎是说，自己在《支那论》中的思考，并非站在与中国有着利害关系的日本这样的外国立场上来讨论的，而是为了中国、变成中国人替他们考虑。即便内藤湖南的话可以按其文脉如此理解，但“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这种说法，以及贯彻了这一说法的著作《支那论》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这就是说，作为历史学家的内藤湖南，要变成中国人为中国考虑——从过去到未来。然而，他能做得到吗？他说要变成中国人去思考，但对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帝国大学教授要变成中国人为中国考虑，这句话能相信吗？或许会有人认为“他背后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可能也会有人觉得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而争相阅读内藤湖南这本宣称要变身中国人并代其考虑的《支那论》者大体上也都是日本人吧？此书原本就是内藤湖南本人面向日本人的演讲，那么，他所谓“为支那”考虑，究竟是如何考虑的？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事情之意吗？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去考虑并非易事。
在《论语》中，曾子说，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是“忠恕”(《里仁篇》)。关于“忠恕”，伊藤仁斋是这样解释的：“尽己之谓忠，忖人之谓恕。自竭尽己之心，则于人无物我(人与我)无隔。能忖度人心，则痒疴疾痛(病患的苦痛)，举切于我身矣。”(《论语古义》)所谓“恕”，乃推知他人之心抑或他人之立场，站在其立场上去思考。仁斋认为，只有始终体察人心，方可视他人的病苦如切肤之痛，这便是“恕”的心理机制。有必要注意的是，仁斋是反复以“忖度人心”一词来注解“恕”的。然而，仅仅口头上说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并不能理解他人的苦痛，他人的苦痛也并不能立即转换为个人的苦痛。他人与自我之间存在着距离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正因如此，才须阐明“恕”之教诲。
内藤湖南虽说要“为支那”，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他要遵从“恕”之教诲去沉思中国人民的痛苦。那么，是什么让他说出了“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这句话的呢？——是他“支那学家”的身份，舍此无他。
“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就是说，内藤湖南拥有高于中国人的眼界，能纵览中国数千年历史、洞悉贯流于其历史深处的暗流涌动，并分析和判断作为其中一个阶段的当下中国。这个视角曾是唯有圣人才具备的睿智，时至近代，则是哲学家所具备的睿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义》纵观人类历史，描述了非历史的“停滞的东方”。内藤湖南也具有那种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洞察其历史必然性的睿智，我将其称作近代“支那学家”的睿智。
汉学家内藤湖南
我称内藤湖南为汉学家，并非“支那学家”内藤湖南的现代改称。我从他的“支那学”中看到了与欧洲汉学同质性的见解。当然，内藤湖南的“支那学”并非欧洲汉学的舶来版本。内藤湖南原本就是有着充分汉学教养的在野新闻家。他是为了在京都帝大文学部创设摆脱老一套汉学的新“支那学”，而与狩野直喜一同受聘教职的。前文说过，他想建立起以清朝考证学为典范的、作为“朴学”的“支那学”。在此我再追加一点，对近世大阪怀德堂的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人具有革新性的学问及其智慧予以重新认识的也是内藤湖南。a特别是内藤湖南将富永仲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言论批判方法作为一种文献批判的方法积极地导入“支那学”中，从这里就能看出内藤湖南试图从方法论意义上革新“支那学”的热情。京都大学“支那学”作为实证之学建立了起来，它具备文献批判方法论和扎实的资料文献基础。带着这一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对其认识对象在认识论上就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和权力感。
1970年代初期，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德国的东方学和日本学。记得看到那些在波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图书室中，终日翻着《宽政重修诸家谱》的德国研究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看到有学生埋头于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之德译，我亦感到惊讶。最初我认为他们都在做些荒唐而又无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安藤昌益的作品，连作为日本近世思想专家的我读后都不明所以，他们试图将其译为德语的鲁莽举动让我感到愕然。但最后我注意到，在他们堪称鲁莽举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控制其对象的冲动和欲望。不仅是欲望，他们还有种在认识论层面上掌控对象的自负。东方学，是对东方世界(Orient)在认识论上有着控制欲的知识体系。竹内好说，在侵略东方的近代西方内部，存在着一种非合理性的冲动，即“能将所有一切最终予以对象化提炼的、彻底的合理主义信念”。a这就像在德国的日本研究者内部存在着的、在认识论上操控其认识对象的冲动。之所以将内藤湖南称为汉学家，是因为我在他那里看到了与欧洲汉学家同样的在认识论上对对象的控制欲，以及能将其落实的知识自负。京都帝大“支那学”的创立者内藤湖南是日本第一位汉学家，而“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这句话，或许也只有汉学家内藤湖南才能说得出来吧。
“支那学家”内藤湖南的神谕
在《支那论》的“绪言”中，内藤湖南谈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层或曰底部的“潜流”：
像支那这样自几千年前起，其国土和人民所具有的宏大的自然发动力已超越了尔来有名统治者的国度，如今，谁人能在超越政策制定的层面上应对其自然衰败的惰性？如此看来，统治今天的支那最善之策，便是看清其国情的惰性、其国土和人民的自然发动力是如何衰败的，它们在向着哪个方向发展，非据此订立方针，恐别无他途。即便在眼下风云变幻莫测之际，在表面顺逆混杂剧烈的流水深处，这一惰性、自然发动力的潜移默转必定在向着一定的方向缓缓地、沉重地、强力地奔流着。看透这一潜流，乃解决眼下支那诸问题之关键。
这是硕学内藤湖南一段堪称神谕的话。所谓神谕，是由神与人的媒介者所传达的“神意”。我之所以将他的这段话称为“神谕”，是因为它是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层把握“神意”的内藤湖南预测和传达历史发展方向的话。所谓“神意”，即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部或曰底部沉重流淌着的“潜流”。能透视它的，无疑便是“支那学家”内藤湖南。他通过国土和人民的身体性，又将这一历史的“潜流”称为“惰性”和“自然发动力”。这一“潜流”或曰“惰性”“自然发动力”，“必定在向着一定的方向缓缓地、沉重地、强力地奔流着”。能看透此方向者，便是把握住了解决现下中国问题之“关键”的人。因此，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便是把握住了问题“关键”的硕学所宣示的神谕。那么，关于中国的未来，深刻认识了“潜流”或曰“惰性”的人所宣示的神谕预测了什么，又没有预测什么呢？
新版《支那论》的漏字
在《支那论》刊行10年后的大正13年(1924)，内藤湖南出版了《新支那论》。此书也是根据他的演说编辑成书的，由“大每”(《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岩井武俊速记并连载于“大每”的。写过内藤湖南评传的三田村泰助在解说《新支那论》时称：“当时中国排日运动正炽，日支关系中包藏着与日清战争前后情况相似的危机，在书中内藤湖南对此感到忧心，并讨论了东亚的未来。因此，《支那论》始终在专论中国社会，而此书则同时考察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英美两国与日本的关系。”这本《新支那论》后经内藤湖南之子乾吉、戊申之手，以与《支那论》合刊的形式重新编辑，作为新的《支那论》于昭和13年(1938)由创元社出版。其中新收录了一篇题为“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的演讲记录，附录此文进一步强化了《新支那论》的文化史色彩。在中国大陆战火不断蔓延时期出版的新版《支那论》俘获了众多读者，我手头的新版《支那论》发行于昭和16年(1941)，已是第18版了。不过，读新版《支那论》时，我发现其中有十几个漏字，不知是因审查之故，还是出版社自主管制的原因删除的。
大体上，在人类所创造的工作中，政治、军事之类的工作，□□□□□□□□□□□，当今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极盛状态，是因为其国民年龄尚处于幼稚时代。像支那这样，有着悠久的民族生活和历史的国家，当然就逐渐对政治、军事等丧失了兴趣，而越发倾向于艺术。
漏字之处完全是空白的，这恐怕是在即将印刷时紧急删除之故。而复原被删除之处并不那么困难，根据前后文推定，应是“最为低级、幼稚者”这十一个字。新版《支那论》出版于昭和13年(1938)，这一时期是已攻陷南京的日本在中国大陆之战争的战略拐点。以此为拐点，受创的日本在大陆的战争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在太平洋战争中寻求终极了断之机。昭和13年(1938)，在深信已“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极盛状态”的日本，内藤湖南却说出其“政治、军事”在人类创造的工作中乃“最为低级、幼稚者”这种话，在付诸印刷时想必会有人忌惮的吧。
昭和9年(1934)，内藤湖南本人已因胃溃疡恶化而辞世。他可曾预想过，自己的文字会不得不以带着漏字的状态印制出来？他恐怕不想做这样的预测吧？而他不想去预测的又是什么呢？是日本成了军部主导的法西斯国家，在中国大陆，军部主导着一场陷入困境的战争？是自己诽谤军部的文章竟致被删改？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然而，包括这一推断在内，重要的是，要去思考在演讲《新支那论》的大正13年(1924)这一时期，关于中日两国的未来，内藤湖南预测了什么，没有预测什么。他的中国论值得论述的问题恐怕就在于此。
我想顺带再说一句：虽说有此删改，但内藤湖南的这本书却并非“危险”之书。非但如此，毋宁说内藤湖南的新版《支那论》是作为“支那学”硕学所撰著的时局论而畅销于世的。尽管他说“政治、军事”是人类低级而幼稚的工作，但他并未否定帝国日本对满洲(中国东北，下同。——编者)的“经营”，作为“为了支那”之人，他也承认了日本有权带着优越感介入中国事务。以下试引一段文字：
稍稍试想过去、未来二三十年之事，在国际和平的意义上，极有必要以某一点为界，把支那土地作为日本的市场果断让渡出来。如果对压迫日本太感兴趣，并一直维持这一政策，那么在朝鲜和满洲必须玩儿命的日本人，在支那也会十分玩儿命地与他国争夺。
这是一段堪称“帝国主义者之威胁”的文字。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中也有这类文章，但他绝非“危险”的思想家。帝国日本的“支那学家”内藤湖南说出了这种堪称“帝国主义者之威胁”的话。虽说是“威胁”，可结果是几年后，帝国日本对中国市场的要求演变为“玩儿命地与他国争夺”的现实，也是他所不想预测的吧？如果他料到此事，还对可能导致这一可怕状况的日本军部声称对华军事介入是人类最低级的工作，那么，内藤湖南就无疑是“危险”的思想家了。但他绝不“危险”。那么，对于不同于日本且文化上已成熟到对“政治、军事”感到幼稚的中国，内藤湖南是如何“替支那人为支那”预测其政治前景的呢？
唯有共和制
中华民国被袁世凯强化了独裁的色彩，对此现状，内藤湖南认为，在数百年来独裁政治弊害不断上演的中国，“虽偶有一时间回到独裁政治之时，但最终都无法长的共和制中国——中华民国的问题，帝政国家日本摇摆不定。此时，内藤湖南明言，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唯有走向共和制一途。这也被认为是在大正3年(1914)第一版的《支那论》中，“支那学家”内藤湖南展望“历史大势”而得出的宝贵判断，而今对他的《支那论》的好评也在于此。内藤湖南预见中国将走向共和制，但这并不是视平民时代的到来为历史必然趋势的、有希望的未来。他在题为“君主制抑或共和制”(收入《支那论》)的评论中表达了唯有共和政治适合中国的看法。兹试引文章最末一段，以观其意。我们应该好好读读这段冷酷地抛弃中国及其国民的文字：
况且像支那这样的国家，既然在军事上暂时没有显示国威的希望，而其人民虽说甚有以国为傲之念，却又是极其爱好和平的国民，没有发展国力的野心。既然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偏于将耀武扬威作为一种政治规诫而有所忌讳的国民，那么就不会像法兰西那样渴慕独裁政治。而且无论是从袁世凯还是其他现有人物身上，都看不到出现一个军事天才而大振国威、改变积弱国势的希望。因此，我想，大致上可以预判，支那最终将走向共和政治。
内藤湖南的话就像高瞻远瞩的观察者对于混乱的事态冷静地给出诊断一般。对此，我们当如何解读呢？他的《支那论》之所以难读，就是因为这部根据中国四千年历史预见未来的《支那论》，全书都是由对中国的现状毫无同情之心的、冰冷的诊断性语言构成的。他以带着冷酷和虚无感的语言预见了中国共和制政治的前景。他表示，对中国而言，唯有共和制一途。此可谓内藤湖南之现实主义乎？总之，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总是用我无法赞同的冷酷语言，说中国未来将走向共和制。
“近世”抑或中国式“近代”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的未来唯有共和制一途，他认为中国历史之大势是走向“平民发展时代”，这与其在中国历史时代划分中提出的“近世”这一独创性概念有关。“中世贵族灭亡的结果是，一方面君主权力增强，另一方面人民的力量也得到承认”，而内藤湖南之所谓“近世”，指的便是带来了这般变化的、宋以降的时代。因此，君主独裁权力进一步强化、终至自我崩溃的清朝末期，就是“近世”式时代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
不过，在新版《支那论》所收录的《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一文中，内藤湖南将重心置于界定“近世”的另一个契机——与“君主权增大”相对的“平民发展”，与此同时，将“近世”修订为“近代”。文中，内藤湖南围绕“我们必须了解支那究竟从怎样的时代走到了近代，其近代有着怎样的意涵”这一问题，做了自问自答。他说：“在其近代的内容中，有一个平民发展的时代。如果放到欧洲那一带，这样思考历史是很平常的，但支那的近代究竟是如何演进到平民发展的时代，却是个不易明晓的问题。”
内藤湖南将“平民发展时代”作为界定“近代”特色之标志，谈到中国的“平民发展时代”——“近代”中令人费解的特质，即“君主专制时代即为平民发展时代”。那么，内藤湖南何以认为“君主专制时代”便是“平民发展时代”呢？他说：
因此，贵族时代(从六朝到唐代前后是贵族的全盛时期——子安注)崩溃，于是，君主和平民都从贵族那里获得了解放。平民解放的时代正巧就是君主解放的时代，君主开始专有政权，而受其统治的就是平民。由于身处二者之间的贵族阶级已被清除，因此，君主专制时代即为平民发展时代。
在此，内藤湖南硬是将“君主专制时代即为平民发展时代”这一中国史意义上的“近世”称为“近代”。或许可以说，这是将中国史意义上的“近世”作为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进行的重新阐释。以中国史意义上“近世”的“平民发展”为标准，将其判定为“近代”是否说得通暂且不论，这里其实包含着肯定中国有其独特“近代”的指向性。这篇《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是昭和3年(1928)内藤湖南在东亚同文会发表的演讲，对“近代”的重新界定或许是面向昭和近代听众有意识的喊话；也可能是超越欧式“近代”的时代思潮让内藤湖南在此文中重新阐释了中国式“近代”。原因姑且不谈，总之，内藤湖南在中国史意义上的“近世”论主张被重新阐释为中国独特的“近代”论。
内藤湖南提出的中国独特的“近代”论主张，让我随即想到，在此学说提出70年后的20世纪末，面对推进现代化的中国，沟口雄三提出的中国独特的“近代化”论。沟口之论，自然是我“阅读中国论”工作最后一个阶段的课题。如果我说，沟口所谓中国独特的“近代化”主张在“支那学家”内藤湖南那里已有先例，或许厌烦“支那学”的沟口在冥界会怒火大作。然而，尽管这两位深深迷恋中国的中国学家之思想和学术立场迥异，但他们所主张的与“世界史”相对的“中国史”之独特性，作为中国独特的“近代”论乃至“近代化”论都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潜含着近代日本的“中国论”中所具有的“世界史”意味。
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
内藤湖南所说的中国史意义上的“近世”，抑或有着中国独特“近代”特性的时代，指的是唐-宋变革时期直至清末、民国初期这六百多年。在这个时代的底部或曰时代趋向上，内藤湖南发现了“平民的发展”，并硬要名之曰“近代”。而这个时代是君主专制国家体制虽经历了包括异民族王朝在内的王朝兴替却依然存续了下来的时代，是被称作“中国式”的国家社会特质形成的时代。
在君主权力增强的对立面，内藤湖南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发展，他认为地方的“乡团组织”是人民力量的社会实现形态。正是由于言及“乡团组织”，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才变成了“支那社会论”，中国的国家社会变革之可能与方法才进入了论述范围。所谓的“乡团组织”历经元、明、清三代，是与中央权力相对的、作为地方防卫性自治组织而稳固存在的社会组织。内藤湖南说，乡团源自宗法和家族制度，在中国，以父老为中心的家族式社会组织，讲求的是“家族之间相互救助，以及以家庙为中心的义田义庄，家族所模仿的是严肃的小型国家”。
内藤湖南刚开始讨论中国时局时，曾将透视“表面顺逆混杂剧烈的流水深处”之“潜流”，亦即中国的“国土人民之自然发动力”视为急务。在我看来，“乡团组织”才是他所谓的历史“潜流”，即“国土人民之自然发动力”的社会性实体。如果说，中国的“近世”确实将君主专制国家的权力形态塑造为中国式的国家；那么，作为与专制君主权力对抗的权力，平民一方的乡团自卫组织则形成了中国式社会。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与专制君主中央权力构建的国家相对，地方上存在着平民自卫、自治组织——乡团，内藤湖南所谓“君主专制时代即平民发展时代”的中国式“近世(近代)”，指的就是这种中国式的国家·社会始终存在的时代。他认为，即便是在辛亥革命后迈向共和制的中国，“乡团组织”在中国式国家·社会发展趋势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乡团组织”与中央国家层面剧烈的政治变动完全无缘，而是作为“自治组织”保持着自身的存在。
支那民政的真正机能，至今依然应该体现在乡团组织上，政客几乎不可能创造出更具统合性的机构。最终，支那只要无惧政客们物议纷然，无论是共同管理还是其他任何统治方式，只要不破坏乡团组织，就不会破坏支那整体的安全。
他说，在统治中国的问题上，就算是外国共同管理，只要不去染指、破坏乡团组织，就能确保中国整体的安全。可以说，《支那论》所有的问题，或者说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所提到的“为了支那”的所有问题，皆在于此。在此，我无法论及所有问题，只想谈一下内藤湖南关注过度的“乡团组织”问题。
内藤湖南的“乡团组织”
内藤湖南之所以重视“乡团组织”，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还有可能实现内发性、自立性的革新，那么其推动力只能来源于“乡团组织”。他举出了以“乡团组织”为背景而获得成功的唯一一次政治行动案例，即曾国藩平定“长发贼”的事例：
在此番平乱中，曾国藩所彰显出的是，即便是在支那这种军备颓废的国家，以乡团组织为基础就能组建真正有实力的军队；即便是支那这样官气四溢的国家，能建立起乡团或组织起家族、师生关系者，便可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创造性。
内藤湖南以曾国藩为例指出，中国的自发性革新，只有以“乡团组织”为基础、组织起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之时，才有望实现。但在1920年，当时的中国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内藤湖南说：“假设今天支那的骚乱已经到了其人民不得不组织乡团以自卫的地步，此时若能出现一位曾国藩这般的天才人物，无论是自己整编军队，还是以外国的方式训练军队，都能真心用事，那么统一支那绝非难事。”然而，他又说，此事之所以做不到，是由于外国会立即干涉、镇压国内骚乱，不会使其演变为全面骚乱。“骚乱不会演变到如此境地，因此也就无法刺激出乡团自卫的必要性。”且看内藤湖南的这句话，它以反语的形式表达了对“乡团组织”推动的自立性革新之可能性的否定态度。他还说：“如果今日支那的腐败已经沦落到在政治上亦须组织乡团自卫，那么，派出曾国藩这般天才，即便不效仿外国的政治，支那人或许也会创造出最适合本国的新型政治。”内藤湖南认为，中国通过乡团自卫而实现的自立革新，须经由亡国式的彻底腐败或全面骚乱方可实现。在这里，内藤湖南对中国未来的预见是虚无的，他认为中国自立性革新的可能性只存乎于乡团性的自卫组织。但对中国以“乡团组织”为基础的未来，内藤湖南仅以虚无之语论之。他表示，只要不出现让中国天翻地覆、让乡团性社会组织无法存续的骚乱，中国就不可能革新。中国的社会组织就是与国家如此无缘的自足性存在。内藤湖南说：
支那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就是这般长期互无关系，因此，时至今日，支那人也不可能从根底上发动什么真正的民众运动，抑或激发国民公愤之事。如果今天还有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活动，那就可以判断这反正只是虚张声势，无妨的。
内藤湖南对“乡团组织”的过度关注，妨碍了他从正面观察五四运动以来全国范围兴起的抗日舆论宣传和民众运动，他说那“反正只是虚张声势”。他对中国平民之未来与自立性革新的预见是虚无的，他绝不会从正面观察当时正在发生的抗日民族运动。而他对中国未来的虚无性预见估计会落脚在这段话上：
必须认识到，当此之际，日本的经济运动对延续支那民族未来之生命，确有巨大的作用。若阻止了这一运动，支那民族恐怕是在自求衰死。从这一重大使命来看，日本对支那的什么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论，完全都不是问题。
但内藤湖南对中国未来的虚无性预见，却悖论性地描绘了中国复生的未来。那就是，日本发动的对华全面战争激活了中国的民族觉醒。
（本文摘自子安宣邦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王升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