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编者按】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的每一天都要受到父母的严格安排和设计。放学后，不再能自由玩耍，要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超过其他孩子。生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却惯于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找意见的共鸣，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往往用举报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青少年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激增，自杀率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而心理焦虑，也已经成为大学生寻求心理治疗的首要问题。——《娇惯的心灵》的作者抽丝剥茧，回答了“钢铁”是怎么没能炼成的美国故事，但对于处于教育焦虑场中的我们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有些善意的保护可能会适得其反，过度保护和过度教育，反而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脆弱的一代”。这不能简单归咎于父母和教育管理者，更不能归咎于“娇惯”的孩子，全社会应共同反思和努力做出改变。本文摘编自该书序言部分，由澎湃新闻经三联书店授权发布。

2014年5月，我们（格雷格和乔）约在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共进午餐。这次见面，是要讨论一道难题，过去一两年来它始终困扰着格雷格。格雷格是一名律师，专攻宪法第一修正案。自2001年起，在担任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FIRE）的负责人之后，他就开始为学术自由以及校园言论自由而斗争。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无政党隶属，致力于保护大学校园里的自由、言论自由、正当程序以及学术自由。

自格雷格入行以来，对校园审查的诉求一般来自于学校管理者。学生则身处对立阵营，往往是坚定支持言论自由的生力军——说得再准确些，不仅是支持，而且是要求言论的自由。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大学校园里，言论被认为会引发现实的危险。2013年秋天，格雷格听闻，有些大学生要求将某些“触发性”的材料从课程中清理出去。到了2014年春天，《新共和》和《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一校园动向。格雷格还发现，大学生开始向校方施加强势压力，只要认为受邀演讲者的观点令他们有任何不适感，就会撤回对他们的邀约。要是校方顶住压力，拒绝取消邀请，大学生便会日渐娴熟地运用起“坏孩子的否决”——也就是说，他们以种种方式做出抗争，阻止同学参加讲座，让他们想听也没法听。但是，最令格雷格寝食难安的，也是为何他要邀乔一起聊聊的，就是看到当学生就课程材料和大学演讲者做出此前未有的反应时，他们所依据的正当理由发生了转变。

过去有些年头，大学管理者想要制定校园言论规章，限制那些他们认定为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言论。但日复一日，言论规范以及取消演讲邀请的根据变成了治疗式的：学生主张，某些类型的言论，有时甚至是某些经典著作和课程的内容，干预了他们的应对力（ability to function）。他们需要被保护起来，远离那些他们认为会“触动”他们，或者令他们“感到不安”并因此有损心理健康的材料。

试举一例：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系列（对哥伦比亚本科生院的所有学生来说，其构成了他们必修的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有一门课，名为“西方文学与哲学经典”。曾经一度，这门课所收入的材料包括奥维德、荷马、但丁、奥古斯丁、蒙田、伍尔夫等人的作品。根据大学的说法，这门课旨在处理“有关人类经验的那些最困难问题”。但到了2015年，四名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学校报纸上，呼吁学生“需要在课堂上感到安全”，但是“西方经典中有许多文本”，“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和叙事”，其中包括“触发性和冒犯性的材料，在课堂上导致学生身份的边缘化”。有些学生说，在阅读和讨论这些文本时，情绪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教授应当发送“事先警告”，并为那些受冒犯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持。（事先警告是口头或书面的通知，由教授提供，提醒学生在阅读中即将遇到有可能令人不适的材料。）这篇文章写得很精巧，就文学经典多元化这一命题，也颇有见地。但问题是，安全抑或危险，在我们面对文学经典时，这种二元性真能算作我们恰当的反应框架吗？或者是否存在如此危险，这个框架本身就会改变学生对古典文本的反应，对于学生来说，其原本很可能只是一种不那么舒服或者不喜欢的体验，现在却升格为受到威胁和压迫的感觉？

当然，学生行动起来，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数十年来，大学生放下了书本，以积极的姿态打造他们的学习环境。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就加入教授的阵营，投身于所谓的“经典战争”（原本主宰阅读清单的都是“死去的白人男性”的名录，这次运动呼吁增加更多的女性作家、有色人种作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大学生也经常将演讲者阻挡在校园外，或者制造出分贝更高的噪音，来压制演讲者的声音。举个例子，多所大学的学生曾抗议哈佛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讲座，在有些学生看来，威尔逊关于生物进化如何塑造人类行为的研究，可以被用来证明已成定式的性别角色和不平等（有人贴出告示，要发起一场抗议，要求同学们带来大嗓门的闹场者）。但考究这些抗议，其出发点并非为了学生的健康。学生之所以要屏蔽某些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在鼓吹异端邪说（这一点同今天如出一辙），但回到从前，大学生们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就是因为演讲者的到访，或者接触到这些不良观点，大学校园的青年学生就会受到伤害。而他们从前所要求的，当然也不是教授和校方把他们捧在手心，将他们保护起来，距离某些人越远越好。

要说今天的新鲜事，那就是我们普遍认为学生是脆弱的。即便有些学生自己并不脆弱，也经常相信，其他同学身处危险之境，故此需要保护。几乎无人会反向思考，学生在遭遇那些他们标记为“触发性” 的言论或文本之后，他们会成长起来，变得更加坚强。（这就是脆弱的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格雷格常年承受抑郁症发作的痛苦，对他来说，这看起来是一条艰辛的人生路。在对抗抑郁的过程中，格雷格，同这世界上数百万抑郁症患者一样，发现认知行为疗法是最见效的方案。根据认知行为疗法，若你陷入了多种“认知扭曲”，就要倍加警惕，比如说“小题大做”（如果我这次小测验没通过，我就会不及格，留级，然后被开除出学校，接下来我就失学又失业……），或者“负面过滤”（仅仅留意那些负面反馈，却看不到积极肯定）。这些不理性的扭曲思考方式，正是抑郁和焦虑此类心理失序的迹象。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认为学生从来不会遭遇现实世界的真实危险，或者他们的正义诉求总是发端于认知上的扭曲。我们的命题是，即便学生是在回应真实的问题，较之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所无法跳脱的思考模式，很可能会使问题看起来更严重。一旦形成这种认知，那么问题反而变得更难解决。在探索认知行为疗法时，早期的研究者已经做出一项重大的发现：如果人们学会放下原本的扭曲现实的思考方式，那么他们的抑郁和焦虑程度通常会大大减弱。正是想到这里，格雷格才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当有些学生面对大学校园的言论时，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完全就是他在认知治疗时学会压制的扭曲，完全相同的扭曲！这些大学生到底从哪里学到了这些错误的心理习惯？这些认知扭曲难道不会让学生变得更加焦虑和抑郁吗？

当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今天，大学生群体更加多元化。当他们来到学校时，就经历过程度不等的偏执、匮乏、创伤甚至心理疾病。教育者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差异，重估此前的旧观念，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包容的共同体。但问题是，要达成这一目标，什么才是最佳的方法？如果我们重点关注那些问题最严重的学生，我们的当务之急又是什么？是把他们保护起来，使他们不接触那些可能冒犯他们的讲者、书籍和观念？抑或是，这些保护措施，虽然用心良苦，但很有可能枪口调转，反而伤害到他们原本要保护的这些学生？

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必须做好准备，在大学毕业后，进入这个注定要面对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且往往是那些总感到自己如荒野独行客的年轻人，势必要做出最大幅度的跨越，那么这就对此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大学生活中必须学得更扎实，准备得更充分。人生的竞技场从来不是一片坦途；生活从来不公平。但大学很可能是这世上所能找到的最佳环境，在校园里，可以同那些令我们不舒服甚至全然敌意的人事和观念面对面。大学是最终的心理锻炼所，到处都有高级的设备、经验丰富的教练，以备不时之需，还有随时待命的治疗医师。

格雷格非常担心，如果青年学生有了脆弱的自我人设，他们就将远离心理的锻炼场所。但问题是，如果大学生不在今天的训练场增长技能，接受善意的邀请，出拳击打，如果他们回避了这些机会，仅仅因为善良的人让他们相信，这样的残酷训练会使他们遍体鳞伤，那这便是所有参与者的一场悲剧。若是认定，面对那些令人不适的观念时，大学生都是脆弱的，那么这种信念将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青年学生开始相信他们没有能力应对，而且，如果他们基于这种信念而行事，避免同种种不适相接触，最终他们也会变得无力去应对。如果青年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成功地创造出智识“安全”的保护气囊，那么在毕业后，他们就将面对更严重的焦虑和冲突。进入现实社会，他们必定会遇到更多的人，持有的观点更极端。

格雷格从自己的个人和职业经验出发，提出了一种理论：学生们开始要求将自己保护起来，不与某些言论相接触，是因为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已经陷入了某些认知上的扭曲，而这正是认知行为疗法所要纠正的。换言之：今天的大学生正在学会扭曲的思考方式，而这只会让他们变得脆弱、焦虑，并且更易受伤害。

格雷格想要和乔谈谈这个理论，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乔曾就认知行为疗法及其同古典智慧的亲和性做了大量的研究，也著述颇丰。结果是，乔当即发现了格雷格理论的力量。身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乔也已经观察到这种新出现的“脆弱学生模式”的初始迹象。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道德心理学，他的第二本书，《正义之心：为什么好人会因政治和宗教而分裂》，就是一次学术的努力，它帮助人们理解不同的道德文化或者说道德“矩阵” （matrix），尤其是政治左翼和右翼群体的道德文化。

“矩阵”这个词，如乔所用，出自威廉·吉布森1984年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这本书也是电影《黑客帝国》的灵感之源）。在这部小说中，吉布森想象出一种未来主义的网络，如互联网一样，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他称之为“矩阵”，认为它是“一种交互感应的幻象”。乔引入“矩阵”这个概念，以之作为思考道德文化的重要方法。一个团体，个体彼此之间互动，经过交互感应，就会形成一种道德矩阵，在此之后，他们的行事方式就不太可能为外在于矩阵的人们所理解。在我们交谈时，我们俩一致认为，一种新的道德矩阵正在大学的某些场域开始形成，而且必定会继续扩张。（当然，这还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就其设计和运转机制而言，它们再好不过地推动了“交互感应的幻象”在互联社群内急速扩张——无论是校园内外，还是政治左翼或右翼。）

乔当即答应了格雷格的邀请，合作研究这个课题。我们首先合作了一篇文章，对格雷格的理论加以初步展开，以此来解释此前一两年内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诸多事件和迹象。我们将文章投给《大西洋月刊》，并拟了一个标题——“越争越悲哀：大学校园是如何导致认知扭曲的？”。唐·佩克编辑很喜欢这篇文章，协助我们修改，强化论证，刊出前又给拙文起了一个更简洁、也更有煽动力的标题——“娇惯的美国心灵”。

我们在文章中指出，许多家长、中小学老师、大学教授，还有学校管理者，在教育这一代大学生中，都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谬误，使年轻人养成了在焦虑或抑郁症患者那里常见的心理习惯。我们主张，之所以学生开始用恐惧和愤怒来回应言论、书本和外来的讲者，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从一开始所受的教育，就告诉他们要警觉危险，运用两分（或者二元对立）的思考，放纵他们在第一时间做出的情绪回应，最终陷入种种认知上的扭曲（我们将用整本书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此类思维模式直接伤害了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干涉了他们的智性发展——有时候，甚至会伤害他们身边的同学。看看眼下有些大学，一种防御性的自我审查文化在校园内已然成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些学生动辄将某些讲者“示众”，或者公开羞辱他们，而真要说出来原因，也就是某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即他们认为没有照顾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此伤害了正在呼吁示众的学生，甚或是伤及这些学生所代表的团体。这种心理模式，我们称之为怀着恨意的自我保护（vindictive protectiveness）。根据我们的研究，此类行为若在校园内蔓延，会使全体同学都很难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可原本正是通过这些活动，青年学生可以练习批判性思考和公共辩论的技艺。

“娇惯” 一词出现在书名中。不过对这个词，我们一直有些拿不准。我们并不想取此词的一种义项，即今天的孩子被宠坏了，被纵容了，四体不勤，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现如今的年轻人——至少那些为进入好大学而努力的中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而且还要充实课外成绩的冗长清单。与此同时，当十来岁的青少年沉浸在社交媒体的空间时，他们还要面临着此前未有的骚扰、侮辱和社会竞争。更不必说经济问题，全球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我们的经济，大多数工人都经历着工资滞涨，而再看未来，如今孩子的经济前景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说，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但问题是，正如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要展示的，在保护孩子这个问题上，成年人如今做得实在太多了，他们把手伸得实在太长，这也就会导致某些负面的结果。根据字典的释义，“娇惯” 就强调了这样的过度保护——例如，“以极端或者过度的关心或爱意来对待”。要说有过错，错也是在成年人，是在制度和机构的做事方式上。因此我们为这本书取了个副标题：“为什么仅有善意是不够的，错误观念正在培养失败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要详加讨论的。我们将要论证，为什么过度保护——从禁止把花生带到小学校园内，到大学里的言论规章——虽然用心为善，但最终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

但是，过度保护只不过是更大社会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进步所带来的问题（problems of progress）。这个概念，指的是原本良性的社会变革却会产生某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系统现在可以用较低成本生产出充足的食物，这是进步；但它也导致了肥胖症的流行，这是问题。我们可以与他人进行即刻的互联和沟通，不需任何经济花费，这是进步；但这种超级互联可能正在损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这是问题。我们有了冰箱、抗抑郁药物、空调、冷热可调节的自来水，想一想那些从人类物种起源时就伴随我们祖先日常生活的种种匮乏和艰辛，我们现在确实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它们。对于我们而言，舒适和身体的安全是莫大的福利，但它们也附带着不可否认的代价。我们现在适应了更舒适的新生活，若要判断哪些不安全和风险是不可容忍的，当然也就会随之降低标准。根据我们曾祖父那辈人的判断，大概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娇惯的。每一代人都往往认为下一代是软弱、不成器、缺乏韧性的。这些老人言可能确有道理，即便这些代际之间的变化要归因于真实的社会进步。

重申一遍，我们并非认为，大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或者“都是脑子出了问题”。我们所说的是，人们在头脑中决定要怎么做，将决定这些真实的问题最终如何影响他们。说到底，我们的论证是实用导向的，不是道德主义的：无论你的身份、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你都会过得更快乐，更健康，更坚强，也更有可能成功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说要：时刻应对挑战（而不是消灭或回避任何“感觉不安全”的人和事），将自己从认知扭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总相信最初的感受）；更善意地理解他人，发现现实生活的复杂（而不是基于简单的“我们vs他们”的道德图谱，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

《娇惯的心灵——“钢铁” 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美]格雷格·卢金诺夫、[美] 乔纳森·海特著，田雷、苏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