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链丨补链，产业政策与企业家精神一个不能少
【编者按】
2020年上半年，工信部组织开展了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固链”系列，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关注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至少要区分不同的产业类别，按照产业类别的实际情况和不同地区及企业的自身能力，区分不同产业的重要性和可能收益，来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发展战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甚至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当下，受政治、安全等多重因素影响，疫情条件下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局部调整、甚至更大程度的调整或重构，诸如工厂可能的迁移、零部件可能的断供、国际贸易可能的停滞等，都促使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思考和谋划指导未来的产业发展新战略。
用市场手段自主创新
那些对经济小国和企业正确的战略或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是当下的中国。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产业安全的角度，中国产业发展战略至少要有多个不同的实施路径和预备方案。
对那些对外依存度高、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和领域，即使暂时不具备相应的比较优势，企业要敢于进入、积极进取、更加自主，逐渐积累产业技术能力，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对某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一旦发生产业技术的断档、队伍的流散，产供销网络、技术能力、缄默知识的恢复，往往需要更高的成本，正如某些产业发展的教训所显示的。
而受益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高铁、TFT-LCD液晶显示、集成电路刻蚀机等一批高技术创新型产品已经大规模产业化，并有了世界市场影响力。
在若干年前，这些高技术领域基本没有什么中国企业涉足，更谈不上什么自身的优势。这些产业案例表明，没有任何国家和企业天生擅长生产和研制什么高技术产品，后天获得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才是重要的。在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本土企业坚持开放式的自主创新（既不排斥外来的技术，也不依赖外来的技术），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不二出路。
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坚持自主创新、善于学习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多数国家开展大规模高技术创新活动的共同特征和必要条件。就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世界上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实现成功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领先的发达国家。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多种形式的产业政策也是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推动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美国等国家的案例中，“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旨在创新的那些竞争型企业具备的，也是旨在推动创新的产业政策的政府机构可以具备的，产业政策并不注定是低效的。而按照格申克龙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越是经济落后的经济体，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特殊制度因素”）相对更大。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都可以视为是“特殊制度因素”的具体形式。
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引导和动员企业进入产业、帮助企业融入产业链、缓解企业研发瓶颈、稳定企业预期、企业融资等方面。对TFT-LCD液晶显示产业的领军企业案例研究显示，就政府的直接资金投入而言，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研发支持，只是TFT-LCD液晶显示产业成功产业化后带给中国产业链和消费者的巨大收益的微不足道的部分。
除了直接的资金投入（研发瓶颈支持），产业政策对于稳定企业预期（五年规划等发展战略）、帮助企业融入产业上下游（招商引资补足产业链缺环）、引导企业有序竞争（产业组织政策）、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政策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土企业对TFT-LCD液晶显示产业的成功产业化，打破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垄断，带给中国消费者甚至外国消费者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这样的产业赶超，使得从手机、电脑、电视机等一系列显示相关产品的降价和大规模使用成为现实。
国内国际经验都表明，在补短板的技术赶超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企业自主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疫情影响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会促使各界更加重视产业链短板，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和企业的自主创新。
从防风险到补短板
因应全球产业链可能的调整，中国有必要着眼于当下和长远，坚持底线思维、沉着应对，从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提升本土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链技术更加自主可控、产业链社会基础更加包容等角度，发挥产业政策、产业集群、大企业和公共投资的积极作用，提升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筑牢中国产业链的基础，助力全球产业链的平稳运行。简而言之，理想的中国产业链应该更加自主、安全、创新、竞合与包容。
从当下和短期来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才能维护产业链平稳运行。
第一，中国企业既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化解，也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防范。这包括增加备货、储备中间品库存、当下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等。对一些重要的产业或领域，即使短期内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无法提升，也要做到有备份或替补能力。
第二，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能力，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资源管理。对于自身领先的产业和技术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知识产权输出，要善于运用并加强管理，维护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
第三，发挥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有能力的企业可以探索更加积极的订单或采购模式，以缓解产业链其他企业的订单不足等问题，防止经营困难的连锁反应。
第四，积极发挥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反周期”调节角色，熨平产业链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国有企业要做好投资方向研判和可能的项目储备，通过“挤入效应”带动更多投资。
第五，着眼于战略性产业和领域，产业政策有必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术难题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瞄准产业链短板和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生产研发。政府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竞争前阶段（Pre-Competition）的研发投入，是WTO规则下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美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总体投入（既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包括开发和试验），更是长期以来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从中长期来看，筑牢产业链的基础，中国既要着眼当下的宏观经济总需求，更要考虑可持续的产业链供给能力。
第一，在当前全球产业链可能发生局部调整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需要更加注重通过自主性的学习和创新来筑牢产业基础。旨在推动创新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机构，可以更好地实施好产业政策。
第二，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更加注重培育大企业领军的的产业集群，加强上下游企业的产业联系，构建本土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改善产业链内部的市场结构、解决产业链内部的散乱小问题，培育更多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
第三，更加注重培育和壮大中国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国内需求对于企业商品和服务的导向作用，降低中国经济尤其是某些产业的对外依存度。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进出口而进出口。
第四，注重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进入实体经济，扎扎实实做好主业，做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不是短期资本，更不是投机资本），有能力、意愿与发展伙伴共担风险、互帮互助、长期发展。这次疫情之所以能取胜，跟我们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和制造能力有很大关系。
第五，注重维护产业链的包容性，扩大全球产业链的社会基础，让更多国家和人群从中受益。中国要推动世界各国在联合国、WTO等国际政治经济框架下友好协商、互利共赢，让经济全球化更加公平和可持续。
（作者周建军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作者感谢余永定、陈小洪、高柏、唐杰等的建议或讨论，文章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或个人。本文原题为“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首发于2020年第七期《学习与探索》，经授权澎湃新闻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