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假新闻”影像里的“真实现场”
僧人朝圣误入高速公路，理发店遭抢劫客人安然做完头发，男人遭追赶跳楼却砸穿了楼下的天花板，女孩去朋友家偷盗未遂气得放了一把火……
十几年来，李郁和刘波摆拍出来的这一组组照片，其情节、画面、色彩等一切素材皆来源于武汉本地新闻，却并不是为了还原新闻本身，而是创作一种观念摄影作品。
一开始，他们选取拍摄素材；确定主题后，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场景画面；之后，他们把它画出来；再选场地，找道具、服饰、模特……最后确定拍摄时间。
整个过程中，李郁和刘波没有具体分工，谁有空、谁擅长就谁做。偶尔有分歧时，双方讨论决定。
李郁说：“人们乐于享受新闻快餐信息，而忽视身边的真实感受，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作品是对媒介的一种反思 。”
从2005年起步，两人完成了五个系列、上百件作品，呈现过一年“13个月”的色彩、童话与暴力的张力，市井人生的狂欢……他们利用新闻虚构，反倒制造出一种真实感，揭示生活本质，抵达人心深处。
结缘摄影
他们对摄影的喜欢，从上大学时开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郁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信息技术系。那时候，这是一个崭新的专业，开设有美术、电视导播，摄影等课程。李郁偏爱摄影课，经常拿着相机拍不同的人和物，梦想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1995年初夏，22岁的李郁毕业后到《武汉晚报》摄影部实习。每次拍摄完，他一回报社，先去暗房冲洗胶卷，照片出来后，把它交给总编室。如果照片被选中，送到印刷厂，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他至今记得照片刊发后的成就感。
在《武汉晚报》待了一个月，他又转去了湖北宜昌电视台，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媒体，因为他“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
那一年，李郁赶上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双向选择进入了湖北广播电视大学。他在里面做网络技术，负责多媒体制作，校园网站建设等。
当时在里面负责美术制作的李文，看到李郁的到来，觉得他“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李郁不爱说话，留着一头长发，对快门、光圈，洗印等摄影技术很在行。那时候，柯达胶卷十几块钱一卷，他经常买四十几块钱一卷的进口胶卷。
此前，李文因喜欢搞艺术创作，与其他同事格格不入。他与李郁相遇后，两人一拍即合，每天下班后一起搞创作。
李文经常会突发奇想，他去商店买一些水泥，把自己身体的一半用水泥包住；买一些石灰，把树木的一半敷满白色的石灰；用铁板挡住，把T恤的一半用火烧尽……李郁端出相机，“咔擦、咔擦……”拍摄了“一半系列”。
此前，李郁倾向于纪实摄影，认识李文后，他发现原来摄影还可以做艺术，开始思考观念摄影——从艺术的角度思考摄影。与此同时，李文还带他认识朋克乐队的朋友、同性恋群体，湖北美术学院的师生……后来李文调去了湖北科技职业学院当老师，两人的交往慢慢变少。
2000年前后，李郁通过湖北美术学院的同学，辗转认识了1997级油画系学生刘波。
在大学时期，刘波就喜欢摄影。他班上有9个同学，还经常一起搞行为艺术，他们把教室堆满泥土，挂上一片片白布；在商场大门口静立一个下午。李郁有时跟他们一起玩，两人这样便熟识起来。
2001年毕业后，刘波通过一师兄的介绍，去了湖北印务总公司，这在当时算是“铁饭碗”。
在那里，刘波每天倒一杯茶，看看报纸，偶尔排版做下设计，一个月工资一两千块钱。他“朝九晚五，既不能搞创作，又学不到东西，体重从120斤增加到150斤”。
到2003年的春天，刘波毅然辞职了。
那时正值非典时期，刘波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偶尔帮人做设计，或者拍摄。当年夏天，他进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了一名教摄影课的老师，任教至今。
“狗年13个月”
“拍得多，才能找到拍摄的感觉。”5月中旬，刘波说完，拿起桌上的相机，“咔擦、咔擦”对着记者拍起来。
刘波成为摄影老师后，要求学生每天至少拍700张照片，而他自己每天最少拍1000张照片。他由此也重拾自己喜欢的摄影创作。
2005年下半年，刘波向朋友借了一本《纽约黑影》，里面收录了美国20-30年代的新闻图片。他看完后非常喜欢，想在武汉“复刻”里面的照片。他觉得无法独立完成，于是找到同样痴迷于摄影的李郁，邀请他一起创作。
那一年的夏天，李郁跟着拍摄武汉朋克乐队全球巡回演出，四十多天，辗转十几个国家，三十多个地方。回国后，他收到刘波的邀请。李郁看完《纽约黑影》后，觉得复制美国新闻比较复杂，提议翻拍本地新闻。
两人都在学校工作，上班的地方相隔很近，骑自行车大概只要20分钟。很快，他们确定了翻拍本地新闻，经常一下班就聚在一起讨论。
那时候，正是传统媒体的繁荣时期，看报纸和电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刘波当时有订报纸的习惯，李郁则喜欢每天上班前，在学校门口的报刊亭买一两份报纸。
不过，很多新闻并不适合拍摄，他们更多的是凭感觉。“选择好玩、荒诞性的新闻。”
那一年年底，他们选中了一则新闻，进行了第一次试摄。
那次他们在长江边拍摄，喊了七八个人，到达现场时已经是晚上了。李郁当时买了一台二手4x5的胶片相机。这种相机画幅大，画质精良。
第一次用这种相机，他拍了三四个小时，一共拍了十几张胶片，才觉得勉强拍好了。不过，第二天，两人拿到底片一看，画面不合适，曝光和整体的气氛都不满意。
此后，他们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开始有了具体的操作流程以及创作的初步风格。他们把构图的细节，人物的安排，对现场的把控，以及光影的设置等，每一个步骤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之后所有的创作，他们都按这个流程来，但并没有具体的分工。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找朋友、亲戚、学生来当模特。但后来拍得越多，需要的角色也越多，经常会找不到模特，特别是年纪大的，以及裸模。李文当时给他们推荐了一位模特，五十来岁，演什么像什么，给他们演过多次。
“一次50块钱，或者100块钱，有时就请他们吃一餐饭。”刘波说，如果请的是裸模，事先双方会签一个协议。裸模报酬高一点，但也不会超过1000块钱。
第一个系列，他们取名为“狗年十三个月”。因为2006年是狗年，农历有13个月，他们拍摄了26张照片。
这些照片里，人物大多没有表情。李郁觉得，人物没有任何表情，才能让观众关注事件本身。“我们希望照片表达出事件背后的东西，它像是一个容器，包含了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看法……但它和新闻本身已经没有关系了。”
受害者、施害者
2006年下半年，北京798艺术区邀请他们参展。这是两人的作品第一次参展，展出了“狗年十三个月”系列的四张照片。
因为选题的独特性，李郁和刘波的作品很快引起艺术圈和大众的注意，之后他们接连收到策展人的邀请。
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袁晓舫是刘波大学时期的老师，在他的印象中，刘波和李郁都很低调，而且也不会推销自己，能够得到圈内外的认可确实难得。他此后曾几次帮他们在武汉举办个人作品展。
外界对他们的认可，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第一个系列拍完后，他们紧接着拍第二个系列“受害者”。
学生时代起，刘波就开始关注“受害者”，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发现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身份很可能转换。
第一个“受害者”作品，他们拍了一男子因爱生恨，杀害了移情别恋女友的现场。之后，他们又拍了一男子暴力讨薪，换来十月徒刑的一则新闻。医生与患者，老师与学生……刘波说，一些原本的“受害者”，因非法的暴力“反击”，最终变成了“施害者”。
头几年，他们严格按照流程，从选题、绘图、找场地、道具……大约每半个月完成一个作品。但有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最久的一次，他们准备了足足三个月，才拍出了想要的效果。
在一间会议室，一家美容机构正在召开职工大会，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会议室屋顶被砸破一个大洞，一名男子卡在了天花板上。该男子称，他遭人追打，从六楼平台处纵深跳下。
这是“受害者”系列的一个作品。选中这条新闻后，他们开始找场地，一个多月才找到了三面玻璃的办公室。之后，他们让人在屋顶上吊了一个顶，又在吊顶上挖了一个洞；他们买了一个塑料模特下肢，帮它穿好裤子、鞋子，把它挂在洞里……
这张照片反映出现实的荒诞，曾多次在国内外艺术展中展出，成为了他们有识别度的照片之一。
自2007年至今，他们一边创作，一边马不停蹄地参加国内外艺术展。不过，李郁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艺术圈，作品得到大众的认可，是因为年轻人觉得它有趣、好玩。
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不仅大众喜欢，而且也得到了艺术界人士的认可。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有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意味，他们摆拍的视觉叙述背后，体现了一种认知社会的样式。
刘波的高中同学张凡彪，现任湖北美术学院教师。他觉得刘波和李郁的作品能够成功，跟他们选的题材有一半的关系。
5月中旬，刘波坐在工作室回忆往事，他不知道他们是否算成功，除了参加国内外一些艺术展之外，他们并没有获得什么经济收益。刚开始那两年，他们卖了几幅摄影作品，但基本上也都是成本价。
“六分钟”与“一秒钟”
拍完“受害者”系列后，李郁感觉才思枯竭，出现“看到新闻时，想不出场景了”的情况。
他担心创作变得雷同，却又想不出其他办法。于是他跟刘波商量，干脆创作一对重复的作品。刘波建议拍一个系列的重复作品。
从2008年开始，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了12对“重复”的新闻，即“相同的布局、结构，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他们取名“戊子己丑霹雳火”系列，2008年是戊子年，2009年是己丑年，李郁当时连起来在网上一搜，就跳出了“霹雳火”。
那时候，报纸上大篇幅报道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而李郁和刘波更多关注小人物。他们拍了一个小青年，整天开着空调坐在电视机前看奥运会，因此得了空调病。跟它雷同的一个作品，一个中年男子盯着电视看汶川地震，出现抑郁的心理问题。
刘波觉得，小人物才真实，能体现最真实的中国。
李郁和刘波偶尔会意见不一致，但两人沟通后总能达成统一。刘波随性，做事严谨，为人低调。李郁喜欢思考，是一个眼睛里有光的人。张凡彪觉得，这两人有一种共性，又形成一种互补，才能一起合作这么多年。
此后，他们做了一段时间装置作品，到了2011年，两人开始用平面摄影的思维做一些视频作品。
一开始，他们没有给它命名，后来干脆以“暂未命名”为名。一共12个视频，每个视频6分钟，人物在里面不断重复，或者静止不动。刘波解释，它是一个过程中的片段，没有起因，没有高潮，没有结局，“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反高潮”。
一位母亲为擒住砍伤儿子的疑凶，在其家附近蹲守了21天，终于发现疑凶并报警将其抓获。
这条新闻被拍成6分钟的片段，里面人来人往，除了母亲一直站在原地之外，还有一个男人站在路边擦皮鞋。刘波说，他们的这个视频借鉴了“达盖尔”摄影法。
摄影史上有一张经典的照片，被称为“达盖尔”摄影——1838年，摄影术发明初期，因需要长时间曝光，街上人山人海在涌动，但受曝光技术限制，照片里经常“空无一人”。唯独一位在街头擦鞋的男士，因其静止不动，最终出现在了画面里。
为了让视频更接近照片，他们特意采用了黑白画面。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新闻、摄影与艺术的结合点，希望它们有更丰富的形式。
做完“六分钟”视频后，他们又策划了“慢门”系列，每个作品只有一秒钟。
一秒钟的时间里，一名女子拿起锤子，朝丈夫的头上砸下去。锤子落下的瞬间，桌上的矿泉水瓶“哐啷、哐啷……”倒在了地上。此时，一只猫正从床上跳过。
刘波说，他们做这个一秒钟视频，是对快速阅读的一种反思。“有时候，我们希望能慢下来，因为太快了，你看不清楚，于是就会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
他说完，起身走到书架边，从上面拿出一个锤子，递给记者。“这就是我们拍摄时用的锤子。”锤子其实很轻，用木头和彩泥做的。
在他们的作品里，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精心布置的新闻现场，一切都是虚构的。
王晶记得他第一次去拍片时那种好奇与新鲜感。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一只手持刀，一只手抓住女子的提包。突然，背后有灯光照过来，有人大喊一声：“搞什么！”王晶突然紧张，扭头一看，有人来了，他一溜烟跑了。
王晶是一名老师，却扮演了劫匪的角色。他不知道自己演得如何，被黑夜盖住的他，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摄影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以光线绘图”。它发展至今不到两百年历史。刘波说，他们一直在寻找摄影是什么，至今也没有找到，于是想用时间来说明它。“用六分钟拍一个静止的照片，用一秒钟拍一张运动的照片”。
源于新闻，高于新闻
2012年，李郁和刘波受邀赴日本参加艺术展。
刘波记得，他们到日本时，正是秋天，枫叶已经红了。举办展会地点在神户边上，一个寂静的小山村里，每位受邀前来的艺术家需现场创作一个作品。
李郁和刘波在村子里转了转，发现一栋日本民宅，有一面硕大的玻璃墙，里面是木头做的榻榻米。屋子里昏暗、宽敞、暧昧。他们想起之前的一个片子，因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拍失败了。这个地方的场景正刚刚好——
屋内，守夜货主被捆绑在地上，玻璃外，十余歹徒将仓库内价值十五万的货物搬空。
这是2010年5月发生在武汉的新闻，五年后，被李郁和刘波搬到日本拍成了六分钟的视频。
张凡彪说，李郁和刘波创作选题很巧妙，把新闻和创作相结合，从理论上可以有很多解读，它的意义超过了新闻本身的内涵，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
从2005年开始，李郁和刘波一共完成五个系列的作品，另有一个未完成的装置系列，素材几乎全部来自《楚天都市报》和《楚天金报》。
刘波记得，以前曾有人问他，他们是不是跟《楚天都市报》有合作。
事实上，他们从未联系过《楚天都市报》，“偶尔有他们文化部的记者过来采访我们”。
5月12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刘宇到刘波家里采访。刘宇不是文化记者，他是社会新闻记者，之前驻站湖北咸宁。采访到后来，刘宇突然发现，他此前采写的一篇新闻，竟然被李郁和刘波创作成了作品。
事发于2012年8月的湖北咸宁，咸安区贺胜路一18层在建高楼下，一名三十岁的工人正在下面埋头苦干。突然，不知从几楼掉落下一根钢筋，插入了该名工人的背部。因没有伤及重要脏器，加上救援及时，工人的生命体征稳定。刘宇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形，但他确定没有拍现场照片。
这则283个字的新闻，后来被李郁和刘波刻在了一根钢筋上，做成了一个装置作品。
刘宇作为社会新闻记者，一年会采写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这样的突发新闻。不过，当看到自己的新闻变成了艺术作品，还是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对于刘波来说，这也是第一次，他与作品的新闻记者相遇。他问了刘宇很多问题，好奇他采访的激情与困境，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思索。
十五年来，从摄影到装置、摄像……李郁和刘波一直在探索。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创作的脉络，一环紧扣一环。
直到近两年，他们放慢了创作脚步，重新思考创作的思路和方向。去年开始，他们准备做一个和空间有关的系列，叫做“地图”——将电脑里的“地理位置图标”，即一个红色气球状的小图标，移植到真实的环境中，据此将其周围变化成一幅“地图”，以引发低头族的思考。
武汉暴发新冠疫情后，“地图”系列暂时被搁浅。有人问他们，会不会创作和疫情有关的新闻照片，他们说“目前还没有考虑”。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