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丨张驰：76天，我的出武汉记

3月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武汉社区网格管理员的电话。她问我：

“你们的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做了吗？”

我说：“没有。”

“那好，你们准备一下，下午等我通知，去做核酸检测。”

经过检测和一系列的手续，3天之后，手机里传来了我们一家三口《武汉市疫情期间外地滞汉人员离汉返乡健康证明》的照片，上面的大红印章清晰可见。

网格员说，凭借这个健康证明，和检测报告以及其他文件，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武汉了。

我说，能给我们一份纸质版吗？

“没关系，电子版就能用。”

其实我不是担心证明的有效性，而是希望将它收藏起来。

毕竟，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滞留在武汉74天后，终于获得了“随时离开”的权利。

离开武汉的机会，最近的一次是1月23日，也就是武汉宣布全面封城的那天。

1月20日，我们请好年假，驱车800公里返回武汉老家，希望这个春节能多几天时间陪陪老人。之前几天，虽然有有关病毒的新闻，但武汉的确诊人数很长时间没有大的波动。哪知道等我们刚到武汉，就传来钟南山在媒体上宣布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的消息。从那一刻开始，妻子就一直问我：我们还留在这里吗？

我沉吟不语。

7岁的女儿还依偎在奶奶的身边，和很久没见的爷爷拌嘴。90多岁高龄的太爷爷太奶奶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看着，他们不会说普通话，耳朵也不行，已经无法和曾孙辈交流。

打开手机的地图软件，出城通道显示为蔓延五六公里的深红色。

我问妻子：“我们走，他们呢？”

一时的犹豫，和时代的暴风眼撞了个满怀。

接下来，出城的消息全无。为自己的决定感到焦虑的我，一直关注着各种民间猜测，揣摩到底何时能够离开武汉。这些猜测，判断坐标各有差异。有的根据病毒研究结果，认为要封闭到夏天，等到气温高了才能杀死病毒；有的依据政府春节假期的通告，认为假期结束宣布复工，就该解封了。

不仅本省的复工通告成为焦点，外省的也成为了参考。毕竟，这是出省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2月9日以后，外省都陆续复工。但很快，各种“劝返”的新闻让我们意识到出武汉的时机还没有到。

最具有想象力的出城机会，是2月24日的那次“乌龙解封令”。一大早，我就收到朋友们的信息，“因保障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生活、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汉外地人员可以出城”。看了通告，我火速行动起来，一方面给市长热线打电话咨询操作方法，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没有操作细则；另一方面我又和社区网格员联系，对方完全不清楚详情。此时，官方宣布该通告无效。

喧嚣过后，所有判断坐标中，看似“遥遥无期”的，却可能最接近真相是：武汉确诊人数。人数为0，才可能迎来解封。

但是，一直盯着确诊人数，情绪压力实在不小。我反思了一下，医务人员正在前线与病毒拼死奋战，我却老想着赶紧离开，思想境界太低了。趁着有关部门公开招募志愿者的机会，我也报了名，成为一名商超志愿者。

3月9日开始，我在社区附近的超市服务，分拣肉类和蔬菜，搬运上车，发放到社区。

因为武汉执行小区严格封闭的政策，从全国各地驰援而来的生活物资如何顺利走完“最后一公里”，成了超市难以独力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工作，就是成为这批物资流动的“毛细血管”。

我想，这次的参考坐标很明确了：什么时候不再需要我们这批志愿者了，就是快要解封的时候了！

3月24日，湖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3月29日，是我最后一次参与志愿服务。过了一天，我接到了社区网格管理员的那个电话。

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三口步行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做核酸检测，作为我们出武汉的凭据。那800米的距离，我们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因为路上的空气，渗透着春天的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