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以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应对疫情冲击

许宏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韩立彬/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020-04-08 14:08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当前,新冠疫情在我国已得到初步控制,但在全球持续蔓延,正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且将持续影响我国经济。

有鉴于此,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栏目与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合作,特设专栏“经济战疫”,约请相关研究者,为我国当下的疫情应对出谋划策。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由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经济学家自发组成,目标是通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研讨,促进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合作。

要想保障中央各项财税政策的落实,保障地方财政稳定运行,必须加快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视觉中国 资料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疫情防控为中心,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税保障政策,有力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眼下,疫情在国内虽已逐渐得到控制,但对财政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各级财政面临较大收支压力。积极拓宽财政空间,即时化解疫情冲击可能带来的地方财政风险,是当前财政政策选择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各级财政收支造成较大冲击。

受疫情影响,各级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根据财政部数据,2020年1月至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232亿元,同比下降9.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42亿元,同比下降1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7990亿元,同比下降8.6%。根据各省财政厅数据,在公布1月至2月财政收支情况的18个省市中,有8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超过10%,且都是财政实力较弱的中西部省份。

同时,各级财政应急支出大幅增加。截至3月13日,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投入已达11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下达医疗救助资金261亿元,地方财政投入908亿元,地方占比77.6%。随着各项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以及其他保障政策的落实,各级财政疫情防控支出必然远高于这一数字。原本财政保障能力较弱地区,财政收支更是空前紧张。

基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风险突显。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地方财政特别是基层财政,减收增支压力更大。以吉林省为例,2月份地方级收入完成额为近十年最低水平,市县级收入降幅达39.9%,80%的县市均为收入负增长。

面对疫情冲击,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有下移苗头,尤其是在当前财政“紧平衡”状态下,基层财政的经费保障能力面临较大挑战,财政形势严峻。

面对疫情冲击,短期内应加大中央对地方、对基层财政支持的力度。相对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具有更大政策空间,如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手段,适当增加财政赤字。近些年,我国名义赤字率基本维持在3%以内,从各国财政实践来看,美国、日本、巴西、南非等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赤字率都长期高于3%,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赤字率一度高达9.5%,我国还具有较大举债空间。增加举债是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普遍做法,中央财政可进一步增加债务规模,并通过适当途径,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各省市应加大对市县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层财政经费保障能力,防范基层财政风险。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提高地方财政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地方政府债发行确实已经提速,截至3月底,2020年已经发行地方债券16105亿元,其中新增债券15424亿元。

同时,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面对疫情冲击,各级财政调整支出结构,聚焦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确实加大了相关支出力度。财政资金安排在优先保障基本运转的同时,应更加强调支出效率问题。可以通过发行一般债券,保障重点地区地方财政运行,缓解财政压力;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加快重点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应适当向风险水平低、社会效益好的领域和地区倾斜,防范空间资源错配和“风险大锅饭”问题。

随着疫情的国际蔓延,疫情对财政经济的影响将继续延长。从新冠疫情的国际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尚需时日,很可能延续到全年甚至更长。疫情演变的不确定性和各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对我国出口和生产都会带来较大影响,预计上半年甚至全年,财政收入将继续低位运行。

面对持续的财政冲击,笔者认为,要想保障中央各项财税政策的落实,保障地方财政稳定运行,必须加快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以避免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

第一,适当加强中央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能够逐步得到控制,主要得益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快速有效的政策措施。这对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常重要,应进一步在制度上加强中央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的事权,逐步建立起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垂直应急管理体系。在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将中央支出责任制度化,充分发挥我们的大国优势。

第二,加强共同事权的绩效评价与激励。当前已经出台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中,重支出、轻监督,特别是对共同事权的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间共同事权过多,职责交叉重叠,省以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规范问题突出。以疾控中心为例,省市县疾控中心职能高度重叠,特别是市、县,90%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从疫情早期的报告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财税政策的落实,面对共同事权,地方政府多为被动配合,积极性不足,这直接影响了各项制度和政策的落实。完善共同事权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的同时,应逐步减少共同事权。

第三,完善地方事权和财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合理划分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还要对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形成科学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是当前体制的短板。多数地方政府以上级考核指标的重要程度作为各项政策实施的主要参考,对社会民生问题采取底线思维,重视不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的公共卫生发展滞后和应急物资储备不足,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加快建立系统的地方政府监督问责体系,对各项政策的落实,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至关重要。

第四,加快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级财政虽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基层财政收支压力仍呈不断加大之势。一方面,疫情对归属地方的小税种影响也更大,再加上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使基层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处于疫情防控第一线,防控事项更为繁杂,支出增幅较大。减收增支,“小马拉大车”问题突出,使本就脆弱的基层财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能力受到一定挑战。

为进一步扩大基层财政空间,保障地方财力,应加快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的落实,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适当扩大地方财权,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责任编辑:李旭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