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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陈拯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政治包容与国家认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研究员 陈拯

2020-04-06 11:21  来源:澎湃新闻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著,叶江译,格致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357页,85.00元
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为人们所普遍关心。格致出版社新近翻译推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教授的专著《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原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威默是如今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国家建构》建立在他过去二十多年间的相关研究之上(威默在“前言”中回顾了其思考与研究推进的过程,值得留意),曾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历史社会学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国家建构》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沿着族群(ethnic group,即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译者序对相关术语的翻译选择做了充分讨论)的裂痕而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国家虽然人口构成多元,但仍长期整合在一起?威默认为,国家建构的本质是公民与国家间的权力关系问题,而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涉及建设各种现代国家制度,推进不排斥任何族群的包容性“政治整合”。后者则是要建立起各族群对“国族”(nation,即我国“中华民族”层次的 “民族”)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译作“国民国家”)的认同。而要实现这两点,关键是要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起跨越族群界限(ethnic divides)的政治联系,将各族群整合进某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中,形成公民对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如此,国家建构就被转化为一个经验问题:包容性的政治整合安排在哪些条件下更有可能出现并取得成功?在这里,威默明确区分了国家建构与民主化,强调后者并非西方世界不少研究所假定的那样,是国族聚合的充要条件或是根本因素。
近些年来,西方有关族群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以行动者为中心,关注各种微观机制与短期要素的作用。与之不同,《国家建构》沿袭了历史社会学的宏观分析传统,重视长期而缓慢的政治发展过程的影响。威默基于社会交换网络的视角搭建了全书理论框架,中心逻辑是:与所有大型组织形式一样,国家的基础是其内部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所形成的联盟网络。国家建构过程与这些政治性联盟网络的性质与覆盖范围密不可分。国家与公民间的交换关系又分为三个不可通约的基本维度:一、组织维度:描述两者的关系是否制度化以及如何制度化,涉及资源交换的渠道;二、政治经济维度:关于两者交换的资源,主要涉及公共物品的提供;三、沟通维度:涉及意图和信息的交换,关注合作伙伴如何相互协商和沟通。与这三个维度相对应,威默认为,发达的志愿性组织,较强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能力以及较低的语言沟通障碍这三个条件,有助于政治联盟网络实现跨越族群界限的扩展,支持国家认同的构建。这三个条件都是历史形成的,取决于在殖民时代和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就已开始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早期国家中央集权的发展程度。
威默用三章篇幅分别展示了这三种机理。首先,社会组织的状态影响到政治联盟所采取的制度形式。不同于恩庇型组织的垂直关系网络,志愿组织的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跨越族群边界,建立起跨域族群的政治联盟,推动包容性国家的形成。第二章通过瑞士和比利时经验的比较展示了这一点。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瑞士,读书会和合唱团等志愿性组织取得了跨域族群(区域、语言、宗教及其它)界线的扩展,成为政治动员与联合的基础。语言多样性在瑞士没有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同时代的比利时则相反。在外国占领者(拿破仑和后来的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的压制下,民间社团局限于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法语区与法语社群。结果,比利时独立后,统治者更倾向于与法语社群相联合,而讲佛兰芒语的社群则被边缘化。语言问题高度政治化,国家沿着语言分界线出现分裂。
第三章从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相互交换资源切入。政府越能够在不同地区向更广泛的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作为交换伙伴的吸引力就越大,更多公民越将尝试与国家建立联盟,继而政府精英的构成也越能反映出人口的族群多样性。同为后殖民国家,博茨瓦纳与索马里的对比说明了这一点。博茨瓦纳独立后,政府在养牛业等上提供了均衡的公共物品,获得了跨地区和跨族群的支持,进而提高了议会和内阁构成的族群代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容性的权力配置推动了国家认同和少数族群的融入。索马里统治者长期持续的恩庇政策与族群分裂后果则从反面展示了这一点。
第四章通过十九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和俄罗斯,说明了传播沟通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共同的语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由此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使得建立跨地区和跨越族群分界线的联系也更加容易。在中国,虽然汉族居民所说的语言不同,但统一的书写文字方便了不同方言人群的相互理解。政府也能不给持某种语言的人以特权,基于经典,通过书面考试来招募政治精英,保持了精英来源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汉族也成为语言多样但族群同质的群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俄罗斯:全体人口所说和所写的语言极度不同,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统治者将俄罗斯语族提升为行政管理者,结果语言民族主义则使得帝国两次沿着族群语言分界线而解体。
总之,志愿组织的密度,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语言的同质性,都影响到能否建立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联系,从而产生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人们进而会追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居民的语言同质性从何而来。威默的回答是,这些都来自于十九世纪晚期大众政治兴起之前就享有的历史遗产。语言的同质性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与在国家建构的尝试之前中央集权国家是否出现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那些继承了传统官僚机器与经验诀窍的政府,更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培养政治忠诚。另一方面,在那些中央集权统治早已出现的地方,公民们如今也更可能使用同一种语言,也就更容易跨越族群和区域的分界线来建立政治联盟。最后,公民社会组织的早期兴起使政治家们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编织成一片政治网络。这些都减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削弱了对分裂主义的支持。
威默承认,他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与该领域眼下时兴的微观研究取向并不合拍。这些研究越来越流行采取调查实验和随机对照试验(如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反映的),对个体层次及短期社会机理进行更为精确、严谨的因果关系验证。威默承认微观研究的长处,但强调长期过程的巨大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主张“通过在原来的努力中加入理论精确性和方法严谨性来重振这一宏观政治和历史的传统”(45-46页)。因此,虽然采取了异于时俗的理论思考路径,《国家建构》在研究方法上却采取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嵌套分析和混合方法取径,将比较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统计(large N statistics)分析结合起来,注重因果关系的识别。
首先,前面的第二到第四章通过一系列成对的案例比较来检验各种交换关系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并通过细微的过程追踪,在不同的时间点观察历史发展,排除了反向因果关系。虽然案例研究初步验证理论假说并展示了因果机制,但是并不能有效排除其他因素(如殖民地经历、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干扰,也无法比较不同机制间的重要性。随后三章转而采取大样本定量统计的方法来检验上述三个机制在其它案例中是否有效。威默构建并利用了多个数据集,通过工具变量等统计技术,更加充分地论证了上述三个机制的重要性。例如,他验证了,各个国家的民族政治包容程度与识字率、铁轨密度、语言同质性以及政治和公民组织的密度呈正相关;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中央集权化政府统治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能在国内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其语言多样性也较少。威默还发现,语言多样性高和公共物品供给程度低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更多是因为它们都出现在缺乏中央集权国家历史遗产的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而语言多样性发挥影响更重要的机制是建立政治网络的难易程度。通过大样本统计研究,威默很好地验证了人均志愿性组织,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以及居民语言同质程度这三个变量的显著性。此外,他在后续章节还讨论了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与忠诚等问题。
威默用严谨扎实的研究工作再次证明“族群之间的政治平等是国家建构的关键决定因素”(第7页),复兴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研究中的宏观历史社会学传统。当然,《国家建构》还是有许多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结构性解释与自主能动性(以及长期宏观影响与短期微观要素间)的张力。威默试图展示的是历史经验与宏观结构如何影响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威默更相信:“这样的历史事件都没有将国家建构的进程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它们似乎仅仅是修改而不是重新设计建造本书所关注的长期历史力量。”(44页)然而,诸如政治势力的领导与决断,某些重大而意外的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和瘟疫等)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处理应对等短期要素同样对一个国家能够发展包容性的民族认同有着影响。如威默所承认的,国家建设并不总是一条单向的路。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意外与逆转。路和门可能都是双向的,并没有前定的命运,也没有多少简单的选择(比如当我们谈论“包容性”时,是应该更注重推动语言与文化的同一性还是尊重和保护内部的差异性?)。在某些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民族身份有时会由于各种冲击而经历挑战而发生剧烈的波动,展示出多重的可能性(虽然概率有所不同)。相关的社会历史与政治进程并没有(也不会)以今天或某个时点所存在的任何民族形式就此终结。曾经看似稳固的国家可能会崩解(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而曾经被边缘化的民族身份后来可能会再兴起(如苏格兰)。相关研究不能假定历史上(也包括如今)稳定的民族(nations)是合适的观察单位,也不能假设国家建构的成败是由某种历史条件预先确定的(第7页)。“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许多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很随机,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24-25页)
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外部因素对国家建构的影响。本书的讨论专注于国内条件,但国家建设的进程总是在一定的国际体系和周边环境背景下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后者的影响。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不少国家(特别是在非殖民浪潮中出现的新兴国家)国家建构所面对的关键挑战就在于,其现有的国家边界本就不是由历史“自然形成”形成的,而是为外部力量所强加,并且不断受到外部因素的约束和干扰。例如,就有西方学者认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规范使得像在非洲这样的地方,不少领土与边界无法进行“恰当”变更来符合“现实”,结果跨越国境的族群网络构成了国家构建过程的重大挑战。不少族群的存在是跨越政体边界的。发展威默的社会交换网络模型,纳入国际体系环境要素,或将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研究方向。
注意到种种复杂性,我们就越发能认同威默在理论主张与政策建议上的审慎节制,谨慎而谦卑地承认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知和“能做的并不是那么多”(20页)。威默对西方世界颇为流行的改造其他国家的冲动提出了明确警告:国家建构需要时间,外部力量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和必要的耐性来等待并培育政治联盟网络在不同区域蔓延,即便从外部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实现这一点。毕竟“国家建构是几代人而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第2页),需要久久为功。对中国而言,无论如何评估历史给我们的遗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维护依旧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来推进包容性的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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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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