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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疫情之下︱哈佛抗疫记:社会上春意融融,医院里水深火热

潘玮琳

2020-04-07 14:57  来源:微信公众号“复旦发展研究院”

春天不是读书天。草长莺飞的时节,人心思动。尽管波士顿并非四季分明的地方,2、3月的天气,每周还是晴云雨雪乱着次序轮番来一遍。艳阳高照的日子,我们出门还裹紧羽绒服,本地姑娘已迫不及待地露胳膊露腿了。
在这里教书的朋友说,盼着春假就能喘口气。中国的学校只有寒暑假。这里1月底才开学,3月中又要放假了?对我们来说,为期一年的访学本就是一个悠长假期,因此对春假无感。3月初的英语圆桌后,老师约我明天(5日)下午去哈佛艺术博物馆中庭见一位朋友,如果这天没空,就要等14日至22日的春假结束再约。我才恍然发觉,还有一周半的时间就要放假了。
春假期间关闭的哈佛校园(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生陈洵渼摄)
我想择日不如撞日,便应承下来,正好顺便去看艺博馆新上的“图绘江户:菲恩伯格夫妇日本艺术藏品展”。我们絮絮闲聊了一个下午,期间也谈到美国的新冠疫情。3月4日,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律师感染新冠,其家人、邻居、朋友等11人亦随后确诊,其子女就读学校及其公司所在办公楼均被关闭,上千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这则新闻在美国的耸动效果,有点像此前国内盛传的各种“毒王”(super spreader)故事。
老师说:“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居然传染(infected)了上千人!”
我说:“新闻公布的确诊人数是11人,上千人被隔离,但不一定被传染,尽管这确实是一个传染性极高的病毒。WHO专家呼吁大家,不要用‘受害者’(victim)‘传染别人’(infect others)‘传播病毒’(spread the virus)来描述新冠疫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感染’(contract the virus)、或者属于‘易感人群’(susceptible)。那个人想必也不是主动传播,他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带病毒者’(vector)。”
老师若有所思地喃喃:“你说的对,‘感染’(infected)不是一个恰当的说法。”
告别时,老师开始纠结“社交距离”的问题。“CDC建议,疫情期间不要握手和拥抱。我们可以把手掌放在胸口,相互致意。”老师的朋友无所谓地笑笑,然后上前抱住她。老师夸张地开玩笑:“哦,我让你置于风险之中了!”我们同路往回走时,她也索性挽住我。我们约好在下周一(9日)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主办的“我们的故事与物件:亚裔美国女性与档案”论坛上再见。
3月6日(周五)下午,情势突变。学社秘书发来邮件,下周一(9日)四点的月度茶叙,要聚焦新冠疫情,社长裴宜理教授和全体学社职员将为大家答疑。傍晚,消息灵通的访问学者发来微信,哈佛下属的布里根医院被指定为“澎健”事件新冠检测点,周围封道,让大家避免前往。我想起刚刚在IOP论坛发言的米纳教授,正是布里根医院传染病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发言时还强调麻省测试盒不足的严峻问题,并坦言至少要3周时间才能进行较大规模检测。
晚间本地新闻已报道,MIT取消150人以上的校园活动,并婉拒60岁以上者参加活动。我马上查看哈佛的网站,发现新冠专题网页有大幅度更新,包括禁止100人以上的活动。我想到英文老师年事已高,便写邮件告诉她这些最新消息,请她慎重考虑下周一的活动和周三最后一次课程安排。未过多久,我们都收到了周一拉德克利夫学院论坛取消的通知。我们都没有想到,3月5日的会面,是疫情爆发后的最后一次会面。此后我们隔三差五通一封邮件,心照不宣地用“Until we meet again”作为结束的问候语,仿佛是穿越到了二战时。
3月14日哈佛官网刊登的”戴口罩的哈佛像”照片(Rose Lincoln摄)
这个周末我们过得无比焦虑,预感到下周起校园活动将发生重大变化,日常生活上也要有所准备。
先生章可的午餐演讲安排在下周二(3月10日)。午餐演讲一般在两三个月前就排好了时间。该活动面向公众,颇受欢迎,每次讲座总有三五十人来听。一些在波士顿的朋友也早就约好要来听他的报告。他一面发愁演讲会不会突然取消,抑或如期举行会否给大家带来健康风险;一面还得继续准备讲稿和PPT。
我和同期的两位访问学者定于4月上旬组织一个工作坊,有三位发言者分别来自旧金山、纽约和多伦多。工作坊到底还能不能开?查阅校方疫情管理条例,其中提到:本校教职工已禁止一切非必要差旅、个人旅行也要慎重考虑;学术活动规模控制在百人以内,组织者要告知参与者疫情风险,并确保会议期间的场所和餐饮安全(会场内有足够空间保持社交距离、餐食独立包装、提供足量洁手液),尽量考虑无触式会议模式(视频会议),等等。话并没有说死,一切都是悬而未决。
而更大的疑问是有关原定于3月19日至22日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这是波士顿春季最盛大的学术活动。根据会议网站注册信息显示,本届年会共有441场分会,3500人出席,100家学术机构参展。围绕这次年会,哈佛的相关机构也安排了不少学术活动。哈佛燕京学社是本届年会主旨演讲的赞助方,计划于3月24日举办题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政治限制”的年度圆桌会议和招待会等活动;而费正清研究中心也筹办了瓦格纳(Rudolf Wagner)纪念研讨会和赖肖尔年度讲座系列(本届主讲人为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等活动。
2月28日亚洲中心会议海报
2月公布的年会手册封面,特地选用了1931年汉口水灾的历史照片。主办方在图片题解中这样写道:“对那些生活在水上的人来说,洪水不仅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机遇。”恐怕令主办方大跌眼镜的是,3月,武汉疫情已变成全球大流行,已有不少身在疫区的学者取消了参会行程。3月9日,AAS官网终于正式宣布年会取消。在同一天的学社茶会上,我们得知被取消的不仅有与AAS年会相关的系列活动,4月中的纽约短途游等活动也取消了;4月底之前,学术工作坊一律停办;春假后,学生不必返校,教学转为网课。
疫情期间的查尔斯河畔(作者摄)
3月10日上午,我赶紧给工作坊的各位发言人写信,告知因疫情将推迟的消息。大家收到邮件的反应不一,因此时波士顿本地乃至全美不同高校的疫情应对举措并不同步,哈佛应该是举措最为迅速、严厉的学校之一。哈佛校内师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学校反应过度。各个中心发来的活动取消通知各不相同,有的一口气把4月的活动都取消了;有的只试探性地取了本周的活动,在通知中还不忘吐槽“出于校方过度的担忧”,但过了两天还是全部取消了。
“封校令”后的哈佛燕京学社外景
中午,章可的演讲开始前20分钟,学社秘书突然发出邮件,根据校方规定,学术活动限定出席人数不超过25人。于是一些稍晚进来的人都被裴老师请出去了。演讲结束后,我们与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唏嘘感叹,有的人前几天刚到波士顿,原本准备参加AAS顺便在哈佛查查资料,结果AAS也取消了,又得计划着赶紧改签机票返程。图书馆不知道开到几时,要借的书得尽快在网上申请。办公室的书也要搬回公寓,说不定校园很快会关闭……
有两位朋友要去看“图绘江户”的特展,我们赶紧带他们去艺博馆,谁知下周是不是还开呢。晚上我们去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子吃饭。6点光景,寥寥三四桌客人的样子。电视里无声播放着新冠疫情的新闻,老板盯着屏幕默默无语。
晚上到家,看新闻报道,州长度假归来,宣布麻州进入紧急状态。一只靴子落地了。电子邮箱里收到了裴老师以学社社长名义发来的签名信,表示学社将全力支持大家在非常时期的访学工作,同时也直言,春假的过渡期将非比寻常,校园设施将逐步关闭,本科生(除有特殊困难外)全部回家,研究生重新分配宿舍(减少人口密度),全部教学和学术活动转到线上。学社甚至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对于想马上回国的学者,继续支付津贴至项目结束,并提供哈佛图书馆线上资源。裴老师在信的结束语中写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拿出特别的善意和同理心对待彼此,尊重彼此应对陌生挑战的不同方式。”
本科生撤离后的住宿区街景
3月13日晚,特朗普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另一只靴子落地。
也许是因为我们持续关注国内疫情,心理建设足够,到了这个时候,心情反而比较平静,仍然决定待满一年再回国。从一月底陆续准备的抗疫物资可以陆续派上用场,至少不用加入恐慌抢购,也不用仓促搬家。
3月14日,因疫情而变得无限漫长的春假开始了。我们暂且偏安一隅,坐井观天。
寂静的哈佛园(作者摄)
3月20日滞留校园的哈佛学生重新分配宿舍(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生陈洵渼摄)

纵观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到高校、社区,疫情响应迟速不一。社会上还是春意融融的和平世界,医院已是水深火热的战场。欧美疫情出现在春假前后,与中国疫情出现在春节前后,情况何其相似!社会阻断的困难异常艰巨,弱势群体保护有很多细节需要落实,而全社会形成对“社交距离”的共识和行动力也非一蹴而就。我们曾与国内同胞共同经历了中国战疫的至暗时刻,体验过同样的焦虑和痛苦。白天我们活在美国时区,夜晚活在中国时区,久久不能安睡。而眼下美国正在经历的疫情,如此熟悉,仿佛一部慢动作回放的灾难电影。我再次感到苦闷。
回想起1月末,我与裴老师谈武汉疫情,结束时我俩的眼眶都有些泛红。我最后说,近来中国的学者都很苦闷,有人说,如果鲁迅活在当下,一定会弃文从医。裴老师开怀大笑,说,中国学者苦闷已不是一两天了,写文章还是有用处的。3月14日,我在第二次降临的苦闷中,开始记录自己的疫情日记。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复旦发展研究院”,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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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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