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缅甸抗疫：柠檬、难民、巫神、病毒
当全球新型冠状患者突破78.5万时，早先零案例的缅甸迅速在出现第一批感染者后迅速升至目前的14例，并于3月31日死亡一例。缅甸、泰国、中国、老挝等东盟ASEAN架构之下的国家，因为边境接壤和频繁的经贸文化互动，开始面临一次重大的疫情挑战。笔者曾在缅甸进行多次田野考察，此次通过在线访问和新闻追踪，看到一些缅甸疫情侧面，本文试图在信息防疫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路。
缅甸民间健康传播的文化和宗教制约
缅甸在外媒（包括中国媒体）眼中，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度，尽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在传播学领域有一个铁律，就是“刻板成见”，而非“正确的常识”是大众传播的基础。正如，许多外国人错误认为中国人都吃狗肉或者都会一点书法和太极一样。
虽然和中国分享2227公里的边境线，这意味通过跨境而居的边民贸易共同承担着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但在第一轮新型冠状疫情期间，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并没有感受到恐慌，反而觉得自己能成为疫情的例外之地。
缅甸的“高枕无忧”从前段时间的政府发言人口中可见一斑，该国政府发言人佐泰曾经（Zaw Htay）认为，缅甸无人感染归功于缅甸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他还说，因为缅甸人习惯用现金而非信用卡付账，所以不可能传播病毒（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缅甸通过脏的纸质货币使用，获得了“全民免疫”和病毒耐受力）。昂山素季在3月16日的全国演说中重申国内零确诊，同时号召国人踊跃捐助政府防疫基金。
3月23日23:30，缅甸零记录被打破，出现2例确诊病例，接着25日出现另一例，受到此消息影响，泰缅边境出现封锁和返乡潮，大批在泰国务工的缅甸人开始大迁徙，边境出现极度混乱的场面。许多缅甸在泰国的务工人员都是“黑户”，笔者在2005年曾在泰国清迈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遇到大量缅甸难民和黑工，此后的15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地下身份意味着获得医疗资源的困难，也加剧了这个人群感染新冠的可能性，而由于失控的人群流动，最终东南亚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新冠疫情的新热点。与此同时，缅甸国内开始出现抢购风潮，而大多数囤积备险的缅甸公民并不佩戴口罩，缅甸公共医疗资源的严重缺乏和公共卫生习惯，会造成严重的抗疫压力。考虑到早年缅甸因为内战所导致难民的云南避难，特殊疫情期间，仍然有边疆的“被动互动”问题，云南省需要早做预案，尽可能地多做疏导少做单方面封锁，并借此机会自检自己的边疆公共卫生状况，维护跨境民族的生命健康。
说到这里，必须回应本文的标题和开篇段落，缅甸的核心宗教是佛教和地方巫神系统，尤其是巫神系统是缅甸的内核，巫神信仰和主流佛教的关系，近乎是道教和中国宗教的关系。此对比的意义在于，中国人认为道教是真正的本土宗教，也就是鲁迅所说，要了解中国人，必须了解道教，缅甸巫神信仰就是一个相当本地化的原始宗教信仰。但是，宗教信仰和病毒有什么关系呢？
与世俗社会通过医疗、科学、教育的路径不同，宗教社会往往通过宗教创造连带感、集体感、危机感、认同感，甚至以宗教替代科学和医学，直接给出解决方案。新型冠状疫情出现之后，马来西亚马航370消失期间出来预测飞机去向的bomoh巫师也出来抗疫了，代替医生进行预防和治疗；缅甸在疫情期间，佛寺的高僧大德开出增强免疫力的配方：一个柠檬、三个棕榈籽，不多不少，就可以增强抵抗力；与此同时，印度的部分社会也开始通过喝牛尿和冥想来治疗疫病；美国的福音派传教人士，甚至开创“遥距隔屏破疫法”（televangelicalism），张开双手，打开电脑屏幕，接受屏幕那端大神的除疫。
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现代、前现代、发展、欠发展、世俗社会、宗教社会、部落社会、宗派社会、军政府统治、民主启蒙、发达民间国际组织、垂直军政府行政动员系统网并存的缅甸社会，以上所说的所有宗教化抗疫手段都在缅甸有丰厚的土壤。
缅甸公共卫生资源的不均匀分布
然而把缅甸的抗疫选择片面渲染为自杀式的不准备是愚蠢的看法。正如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所介绍的：1月30日，缅甸政府就组建了新冠肺炎防控中央委员会，并于3月13日将委员会升级为国家级中央委员会，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亲任主席。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每日公开通报疫情信息，并采取指定定点医院、取消聚集性活动、改造体育场和寺庙作为隔离点、设立新冠肺炎基金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应对疫情风险。
但是整体来说，缅甸的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资源严重滞后于克服疫情所需的巨量物资、人力、信息需求。在笔者几年前调查仰光、内比都、莱比塘铜矿、皎漂、土瓦等地时发现，缅甸在医院、学校设施、交通设施、日常生活用水、污染治理、互联网连接等多方面相当落后，即使是首都和传统旅游城市仰光，处处都可见污水横流的情形，政府在族群争端、军政府内耗、国家转型等多种原因之下，事实上在公共卫生、健康传播、应急管理系统上严重投入不足。
缅甸全国只有一个实验室有测试新冠的装备，3月30日为止，共计1700例待测，因为设施和人员问题，缅甸的真实感染情况存在滞后。整体来说，缅甸每一万人只有6.1个医生，在边远和落后区域，尤其是族群争端和难民聚集区域，医患比简直是灾难水平，不用说棘手的新冠疫情，就是在平日也存在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在笔者曾去过的若开邦，每8万三千名居民里，才能配备一个医生。
缅甸在资源分布意义上并非民主机制，特别容易产生公共产品和卫生必需品的不均匀分布和误置，缅甸的民间组织、官方卫生系统、佛教场所开辟出来的“佛教方舱”、缅华团体的公共空间让渡，这些机制和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
缅甸的掸邦、克钦邦、若开邦、克伦族、罗兴伽族群基本处在医疗的孤岛当中，如果疫情在这些人群中爆发，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仅以若开邦的13万罗兴伽人为例，据国际人权组织数据，只有16%的人群有必要医疗服务，在拥挤、肮脏的难民营，流感、肝炎、疟疾、肺结核和新型冠状病毒都是潜在的杀手。
由于殖民的原因，缅甸在社会学意义上是相当撕裂的社会，不同的族群与主体缅族有许多积怨，缅甸的事实上不统一和内部分裂势力，也会借着疫情的时机，开始新的动员和格局整合。如果缅甸出现大规模疫情，哪怕是疫情恐慌，缅甸的国际政治情势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恶化和主流偏移，会产生次生灾害，进一步恶化疫情治理。因此，创造可靠、及时、“疫情特例式”的多边谈话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十分重要。缅甸因为基础设施落后，首先需要“信息抗疫”，国际社会应为缅甸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方舱”，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在线诊断、在线培训、资源募集、物品追踪、疾病疫情及时反馈、国际合作与资源协同。
应搭建全语种东盟疫情公共传播预警平台
围绕东盟范围的新冠疫情扩散和民间恐慌，首先应该在信息传播上搭建东盟疫情公共传播、预警与反应平台，集成最新的疫情讯息、不同国家的疫情热点、海内外疫情的资源捐赠和调度、医疗资源调度、紧急案例和突发案例的应急反馈、日常的疫情防护和诊疗工具包，用开放性、透明性、服务性、应急性、实用性来设计覆盖全部人群的克疫响应机制。
通过使用东盟缩略语，创造东盟疫情应急反应网络，ASEAN (Asian Systematic-medical Emergency Aid Network) for COVID-19，所有发起成员国和参与国适当使用东盟的已有成熟管理架构，在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国际传播、生计发展、疾控、危机争端、族群与难民人道主义等跨领域专家的开放机制和联合协力下，完成此次疫情的重大备险和克险工作。
在未来，从疫情信息传播角度上，东南亚国家彼此不看对方国家媒体，反而通过欧美媒体了解对方的现状需要根本改善。例如，缅甸和中国互相不看对方的主流网站，往往通过第三方的英美媒体获得对方的消息。无论是关于巨灾社会、水污染、空气霾问题、土壤污染、食品安全这类民生相关问题，还是相对抽象的儿童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中医西医文化话语权问题、国际文化软实力问题，都应该通过孵化多元、复杂的科学泛传播平台，来通过一种生活方式改变，进而传达一种传播效果，最终完成思维范式的革命。
东盟国家以及次区域内部的边疆问题和欠发展问题，通过此次疫情或许可以让人感知到一种新解决思路：要发展“全景平衡传播”和科技服务大众的“信息充分传播”来克服疫情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民众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有效传播来带动公共资源分布和资源管理等问题的解决，最终创造全时性的危机应急响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