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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范

纪念|代博忆潘德列茨基:音乐应当是浪漫主义的

代博 微信公众号“代博知了台”

2020-03-30 19:17  来源:澎湃新闻

这个疫情肆虐、全世界人民通过隔离回到中世纪、不断出现音乐家们感染病毒的三月最后的星期天,是“贝多芬协会·复活节音乐会”原定的开幕式音乐会的日子。当然,音乐会因为疫情已经提前被取消。
已经许久没有机会走进音乐厅的人们,恐怕需要先接受一个和疫情并不正相关的重大事实,然后从中发现这一事件与疫情所共有的fin du siècle特质。人们看到了克日什托夫·潘德列茨基先生去世的消息。Krzysztof Penderecki 23.11.1933—29.03.2020

Krzysztof Penderecki 23.11.1933—29.03.2020

面对这一噩耗,我当然很难像几年前评述布列兹之死那样拿出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视角,甚至在三天前我还在家用聆听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方式纪念了贝多芬,昨天通过听《霍万兴那》纪念了穆索尔斯基。可今天,至今没有打开过音响,也没有让自己听到过什么音符。毕竟,潘德列茨基先生是那些作曲大师中,我唯一与之有过亲密交往并给予我帮助的人。毕竟,我在他的庄园内完成过自己的两部作品。
此时,我脑海中又回忆起了那些鲜活的场景,那些永远只能成为记忆的瞬间。
还记得第一次与大师邂逅,是在2012年9月23日“华沙之秋”的音乐会上。那天的音乐会在开始之前,还为一位音乐学家举行了默哀仪式。但那场音乐会后,大师急匆匆地回了克拉科夫,我真正有机会与大师坐下来交谈,是在2013年10月9日下午的北京。
应当承认,彼时,我具有人在第一次见到自己偶像时的某种心态。想说的太多,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经过短暂的有关音乐的一番讨论,大师就聊到了自己最近的创作,说到他正在写作的《竖琴协奏曲》。还说,对于竖琴这件乐器,他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通过竖琴,我们又聊到了吉纳斯特拉。我如同每一个年轻作曲家一样,拿了一两份自己的总谱放在了大师面前。我当然没指望他会认真地看,也认同这仅仅是每个年轻作曲家都必然要经历的某种仪式。其作为仪式的意义,可能远大于实际意义。况且,我觉得只要我没有得到对我谱纸或装订的夸奖,应该就算胜利。但令我多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家看了乐谱之后,对我说了一句:我们认识得恐怕有点晚,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话聊。这令我着实很兴奋,也开始对未来抱有某种期待。
一周之后,我在保利剧院听到了他的为小提琴、中提琴与乐队的双协奏曲在中国的首演。关于作品最后的那段帕萨卡利亚,我说,这种半音化似乎包含某种悲剧性的特质。他告诉我,这是斯拉夫性。
在此后的几次有关音乐的讨论中,我也深切地体会到了传说中他谈论音乐的那种随性。在2013年谈到有关竖琴的作品时,他说他不认为帕努夫尼克为竖琴、长笛和弦乐队所作的《交响协奏曲》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在两年后,他又说,帕努夫尼克对于大型作品的控制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鲁托斯瓦夫斯基要好。他一方面反对波兰官方过度强调肖邦的波兰性,另一方面又承认波兰作曲家的优点恰恰在于其音乐中具有某种斯拉夫式的忧郁。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我问及“有人称您为新浪漫主义者,您怎么看?”他回答:音乐应当是浪漫主义的。两年之后,大师还用另一种方式让我感受了一次他所谓的浪漫主义。 那是2015年12月11日的音乐会后,那晚恰逢我的圆号协奏曲在华沙首演,同一场音乐会上,他也指挥了自己的作品和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音乐会后,大家照例来到餐厅,当被问及是否要wódka时,他饶有兴致“Why not?”。出了餐厅,他似乎并没有尽兴,说要到附近的酒吧继续喝。于是,我们一行人真的在那个极度寒冷的华沙冬夜,来到了某家挤满了年轻人的酒吧。服务员表示里面已经没有位置了,于是大师在酒吧外的露天寒风中又喝了一杯。在餐厅的时候,潘德列茨基夫人就跟大家说:“你们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上次在圣彼得堡,他一个人喝的量超过了在场的所有俄罗斯音乐家。后来,有人小声地提醒,我们这里对于公共场合的饮酒量有规定,大师已经超量了……”这恐怕就是另一种斯拉夫式的浪漫主义吧。
当然,与大师度过的最温暖的时光,莫过于2015年的那个圣诞节。那一年冬天,我与姐姐受潘德列茨基夫妇的邀请,在华沙的音乐会后,前往位于鲁兹瓦维采的潘德列茨基欧洲音乐中心,参加了他们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庆典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上与华沙爱乐乐团首席Maria Machowska演奏了大师的《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和席曼诺夫斯基的《罗克珊娜之歌》。庆典音乐会过后,我为这里的宁静与空旷所折服,当潘德列茨基夫人提出: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这里多留一晚。我丝毫没有婉拒。那一天,我第一次有了《光之溪流》的灵感。当他们夫妇得知我和姐姐对下周的圣诞节并没有特殊的计划,甚至没有特殊的考虑时,他们盛情地邀请我们与他们及家人共度平安夜和第二天的圣诞节午餐。这令我们受宠若惊,而又倍感荣幸。圣诞节在大师位于克拉科夫的宅邸度过。晚餐是纯波兰式的,华美的餐具,当然还有波兰式的13道菜,这让我这个吃货第一次感受到了战斗力的匮乏。在那个平安夜,如同他所有的家人,我们也惊喜地收到了圣诞礼物。次日午餐过后,有幸在大师的工作室演奏了他的钢琴,琴上放着他创作中的歌剧合唱片段。处在伤风感冒中的大师,在圣诞平安夜依然进行着歌剧的创作与修改脚本。席间,大师与家人的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米歇尔·维勒贝克刚刚出版的小说《沉浮》(Soumission)到波兰当年的政治变幻。在谈到有关美国的话题时,他的亲家——一位曾长居美国的波兰商人,表现得异常兴奋。但大师却始终说:对于我来说,美国的一切都太多了,太多了。必须承认,尽管是家庭聚会,波兰式的圣诞节依然充满某种庄重的气质。而我最大的私欲则放在了那些甜点上。大师深受糖尿病困扰多年,却又始终无法抵御甜食的诱惑,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着同样的爱好。更遗憾的是,我的小九九被他发现了。于是,大师让人切下了他自己小小的那块后,余下的都成了我的。
对于很多外人看来,潘德列茨基近些年依然风光不减,但这其中许多事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许多事并非如他所愿。2014年,潘夫人安排了大师在秘鲁的演出,由于拉丁美洲航空条件的特殊性,旅途的劳顿给大师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从2015年之后的几次会面中,他都反复跟我抱怨,这样旅途式的演出让他没有办法安心创作。
自2015年中,波兰政局发生变化之后,如同每一位艺术家一样,贝协的很多活动也受到了困扰。他们一方面需要不断地与pis党新任命的官员打交道,又得时刻关注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变幻莫测的政治取向。这让即使一生中都在此类问题上如鱼得水的潘德列茨基夫妇也感到应接不暇,手足无措。而我与大师的最后一次亲切交谈,是2017年的12月9日,在波兰的鲁兹瓦维采。我在那里演出施尼特凯的《钢琴五重奏》,并出席自己作品《囚徒的子宫》的演出。上午,他明显表现出了某种疲惫——对于旅途劳顿的疲惫,对于不断发生的政治变局的疲惫。告别时,潘德列茨基夫人让我们在来访客人的签名簿上留名,并拉着我们合影,在那个白雪纷飞的冬日的早晨。当时,我的确感到有点奇怪,毕竟,我们既不是第一次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未成想,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此后,在2018年11月17日国家大剧院的后台,虽然我们有短暂的相见,但大师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而音乐会后,往往也并不是交谈的合适场合。再之后,就是关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的新闻,演出中途取消的新闻,直至今日。
无论怎样,对于现代音乐的作曲家而言,可能没有人比潘德列茨基更为幸运了。在先锋派风起云涌的时候,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在德国人普遍对波兰表示愧疚,铁幕另一侧的音乐家又愿意把目光放到东边的时候,他得以得到最大的关注;在所有的先锋派音乐家在70年代中开始陷入某种死循环的时候,他选择回归传统,重新获得音乐厅内观众们的掌声。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先锋派评论家们的斥责甚至对他产生不了任何负面影响。
前些天,看到一些乐迷在争论:布列兹究竟作为一个指挥家的意义更大还是作为作曲家的意义更大?居然有人认为是前者。我想如果布列兹在世,一定不希望看到此类争论,更不能接受这样的定位。但是,潘德列茨基作为作曲家的地位,却从未被他不尽如人意的指挥所动摇。无论人们持何种音乐史观,对音乐有何种美学趋向,似乎很少有人能在大作曲家的名单上将他忽略。对于潘德列茨基的每一次转型,或许很多人都觉得有些投机。但是我始终愿意提醒诸位两点。作为一位作曲家,他能够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把音乐写得很长,尤其是那首《路加受难曲》,让我每次聆听都无法容忍自己在中途停下。这对于现代音乐来讲,实属奇迹。而对于其晚期作品《波兰安魂曲的恰空》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也足够沁人心脾。另一点,可能往往被人忽略的是,恰恰是由于潘德列茨基和古莱茨基这些大师在70年代末的转型,即他们对自己此前作品的某种反叛与否定,才给了后辈音乐家继续开拓的机会。否则,年轻的音乐家们总要在大师已经建立的高峰上攀爬,永无天日。
当潘德列茨基回归传统时,事实上,他给了那些想在先锋派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年轻人以机会,让出了这样一条道路;而那些不愿意对先锋派投入更多热情的人,也看到了另一条道路的希望。
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潘德列茨基的作品是在1997年9月,当时只有九岁出头的我,在吴老师家听到了《致广岛死难者》。老师问我,听到这样的音乐,你是否还愿意学习作曲?我说,我愿意。 至于为何我没有被这样的音乐吓到,我其实自己也难以给出什么明确的解释。可以清楚知道的仅仅是,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或者说,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某一种美,而我愿意接受和拥抱它。当我后来听到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我依然没有认为这样的音乐语言让我失望。
我在与家人谈及大师时,常常对他们夫妇用潘爷爷、潘奶奶这样的亲切指代。相比于他伟大而忙碌的一生,我的出现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瞬间。在我的创作道路中也时常受到巴托比症候群的困扰,也曾对自己表示过怀疑。但每每想起那个温暖的平安夜和这个节日中的祝福环节,就让我觉得我得到过某种祝福,也承载着某种责任。今天,从克拉科夫的朋友那得知,他们作为潘德列茨基家庭的朋友,也都无法出席大师的葬礼。由于3月24日波兰总理府发布的禁足令,现在波兰所有的葬礼都不可以超过五人(不包括直系亲属)。对于风光了一生的潘爷爷而言,这种凄凉让人难以想象,难以接受。或许事物总是要有些遗憾吧,就像他音乐中体现出的那种谦卑,就像他被问及他的音乐与诺诺有何区别时,他的回答。
2020.03.29
于北京

(作者系青年作曲家、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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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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