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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西班牙媒体刊文回望1918大流感: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FÈLIX BADIA 撰 温大琳 编译

2020-03-28 11:18  来源:澎湃新闻

3月22日,西班牙主流媒体《先锋报》(La Vanguardia)刊载评论文章《1918大流感给我们传递的讯息》(Coronavirus: mensajes de la gripe de 1918,菲利克斯·巴迪亚(FÈLIX BADIA),原文见https://www.lavanguardia.com/historiayvida/historia-contemporanea/20200322/474248839193/gripe-1918-coronavirus-pandemia.html)。文章回顾了1918年大流感前后发生的一些细节,介绍了在当时复杂历史环境下人们应对疫情时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分析了疫情对社会心理造成的巨大冲击,对社会面貌造成的巨大而不可逆的改变,以及给大国地缘战略留下的深刻烙印。本文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全球舆情与受众研究基地温大琳编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1918年5月底,媒体开始报道一种类似于时称流行性感冒(GRIPE)的疫病在马德里的蔓延。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而《先锋报》和当时的其他媒体一样也对此轻描淡写:“所有观察病例都向良性发展。这种流感就像早些时候媒体所提到的那样,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流行病。”然而,接下来的12个月里,这种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最终夺去了25万西班牙人的性命,而在全世界约有2000万到5000万人因此丧命。1918大流感,是截止当时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流行疫病之一。
这些数字“警示我们流行病会造成何种严重的后果,具有何等的破坏力”,巴塞罗那医院流行病学负责人安东尼·特里亚(Antoni Trilla)在2008年发表在《临床传染病》(CID: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说到破坏力,不仅是因为疫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更是因为在疫病过后,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诸方面都发生改变、不复以往了。上世纪那场疫情中发生的某些现象,在如今的新冠疫情中又逐一重现。那么,时隔百年之后,1918大流感究竟给我们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为隔离受感染者改造的仓库。东方IC 资料
一、复杂局势下犯下的错误
1918年人们作出的某些决策可能令今人瞠目结舌,而引起的争论却似曾相识。当局和民众在疫情发生时并没有很快予以重视。心理治疗师路易斯·穆伊尼奥认为,这不应当视为过失,而是遵循了人类的心理机制。他说:“我们是突然进入、而不是逐步进入警戒状态的。逐步进入警戒状态是指先将威胁性最小化,直到发生某事件引起我们警觉为止。这是一种适应性机制。”
这一心理机制——似乎在最近几周重现了——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与今天类似的争论,而最终结果也像现在一样,争论被事件淹没了。比如,当年十月初《先锋报》就报道分析了作出暂停教育机构活动的理由,以及在此之前为何未采取该措施的原因:“当卫生委员会决定巴塞罗那的大学和一些特殊学校不停课(……),其实当时人们的健康状况与今天大不相同,当时掌握的数据并不支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不过,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日常生活陷入瘫痪,学术活动被取消。吊诡的是,那些戏剧演出场所和电影院却未被叫停。弥撒也照做不误。那几个月发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巴里亚多利德(Valladolid)地方当局就拒绝官宣疫情,认为当地正值节日期间,宣布疫情势必对商业产生负面影响;萨莫拉(Zamora)是当时的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当地的一位主教却引用中世纪的观点说,疫病是对教众犯下罪孽的惩罚。因而,他主持了一次盛大的弥撒,乞求神祗发威干预。结果毫无疑问,这加快了时疫的传播。
到了1918年秋,发生了第二波疫情传播,这次来势更加凶猛致命。特里亚指出:“公共卫生当局发现铁路交通系统在疫情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火车运输采取了控制措施。然而,人们并没有考虑到军营是传染病的源头之一,也未意识到让感染病毒的军人回家隔离、恢复健康的做法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的科学史教授玛利亚·伊莎贝尔·波拉斯(María Isabel Porras)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很难说是犯了什么错误。当时那种局面非常复杂,很多时候医疗机构犯错不是因为疏忽,而是不了解所面对的情况。那些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交战双方都实行了军队审查制度,普通民众可能无法充分了解真实的情况。”
二、社会心理遭受巨大冲击
正常生活被打破,疾病本身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死亡都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在一些证词和当时的报纸上能够得到佐证。这种冲击唤起了人们普遍的脆弱感,并且不断加剧,因为1918大流感不是在儿童和老人,而是在年轻人当中蔓延肆虐。短时间内大批人染病去世,特别是在一些医疗服务匮乏的小乡镇。等到疫情过去,波拉斯说,“在西班牙的一些乡镇甚至达成了沉默协议。”
波拉斯特别指出,有一点大家可能耳熟能详:“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亦即发生大流感的前几年,很多科学家自信地认为传染病已经成为过去式,但很快他们被事实打脸。几十年之后,当天花被消灭时,人们同样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但艾滋病的出现再一次打碎了人们的迷梦。”一个已经打下工业化社会基础的世界,一个认为科学技术无所不能的世界,被一个未知的微小病毒扇了一记耳光,曾经秉持的信念也遭到了质疑。
《苍白的骑士》的作者劳拉·斯皮尼(Laura Spinney)也是名记者。她认为,情感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大流感结束后,抑郁和疲劳感似乎席卷全球。今天,我们可以称其为病毒后疲劳症或病毒后综合症。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多,但似乎对生产力和经济的复苏产生了明显的拖累。” 她说,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人们对战争产生的心理影响谈论甚多,而对同时发生的悲剧——大流感却言及颇少,而事实上,流感在更短的时间内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三、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大流感带来的后果揭示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是当今的难题)。在受到流行病侵袭的人群中,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数更多:他们食物不足,生活条件差。波拉斯表示:“由于发生了流感疫情,所有国家都发生了社会危机。以西班牙为例,大批人无家可归,使得一些部门意识到建立某种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由于缺乏公共卫生系统,大多数位处内陆偏远地带的农村地区在面对疫病时显得有心无力。而在大城市里的工人聚居地区,情况也难言乐观。当时的报纸对富人们及时慷慨解囊,试图缓解这种情况的义举多有报道。
自1918年危机以来,西班牙出现了卫生系统改革的呼声,要求卫生系统现代化,扩大覆盖范围。尽管当时关于建立社会保险的想法并未取得进展,但辩论已经展开,在各欧洲大国亦是如此。数年之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福利国家得以建立。欧洲国家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也同样意识到了各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协同合作、应对全球性卫生威胁的必要性。因此,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建国际联盟之时,便专设了应对流感的卫生部门。该机构可被视为当今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
一战时,虽然西班牙始终保持中立,但其社会仍难免受其乱。作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国内工人们群情汹涌,受教育的人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发生了流感疫情危机,而国家应对不力,其制度遂遭到质疑。历史学家维多利亚·布莱希克(Victoria Blacik)评论称:“流感疫情对复辟的波旁王朝形成了挑战,皆因它曝光了政府运转失灵的事实。”
布莱希克认为,政府部门的低效使得一大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他们是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倾向于改变现状。在这种背景下,米格尔·布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于1923年开始其独裁统治,并将“卫生保障”作为其政治理论的关键词并非偶然。实际上,独裁者在公共健康与卫生领域里确实推动了一些重要改革,但“该政权的卫生改革计划中也包含了破坏议会制、打压加泰罗尼亚语的地位和强制推行宗教和民族主义道德观等等内容。”
四、地缘战略留下时代烙印
很难将1918大流感和一战结束前后发生的系列事件剥离开来看待。首先,大部分专家认为最初流感发生在协约国的军营之中。不过,抛开其发源地不说,历史学家们仍为大流感究竟在战争结束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而争论不休。劳拉·斯皮尼指出:“尽管是少数派,一些专家认为,在协约国的围困之下,同盟国的民众身体更为虚弱,营养状况更遭,因而他们——包括军队在内——受到流感疫情的影响就更为严重,这有可能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有一点是清楚的,流感疫情造成的影响在战后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1919年上半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就同盟国应承担的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谈判,并最终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在此期间发生了第三波流感传播,数名谈判代表不幸中招。斯皮尼指出,受疫病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支持软化对德立场的和会代表,这使得对德强硬派在谈判桌上声音更大了。
不幸染病的代表中就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是巴黎和会中的关键人物,坚持认为过度惩罚德国将适得其反。根据斯皮尼的说法,一些神经科专家将流感与遭受中风的可能性联系起来。根据现存的证词,斯皮尼认为威尔逊的健康可能遭到流感和中风的双重打击,从而使他在谈判桌上雄风大减。
不久后,威尔逊确实发生了一次严重中风。彼时,正值他全力推进美国加入国联,需要在国会争取支持。最终威尔逊并未如愿以偿。巴黎和会上要求严厉制裁德国的立场占了上风,紧接着德国经济崩溃,此后数年德国民众饱受屈辱。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就妇孺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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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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