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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商学院

疫情下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契机与挑战

刘大成

2020-03-27 13:27  来源:澎湃新闻

一、数字经济及其新业态的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范畴较广,主要有两个与产业结合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产业数字化,即利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以降本增效,如虚拟制造等;另一个维度则是数字产业化,即利用数字技术形成新的数字产业,如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中有面向技术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物联网等产业;也有面向应用的数字孪生城市、数字金融和数字文化等产业。而数字经济新业态,更多指的是新的数字产业。
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中统计,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增长20.9%,占GDP比重达到34.8%;就业岗位1.91亿人,增长11.5%,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而具体统计到数字经济新业态的企业,腾讯2019年营收3772.89亿元,净利润达到933.1亿元,其中游戏收入1147亿元,云服务收入170亿元;字节跳动2019年营收1400亿元,增长280%,其中广告收入1200亿元(引自《一线》);快手2019年总收入500亿元,其中仅直播就接近300亿元,超过2000万人通过快手平台获得收入,超过500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区。
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增长的速度,属于各行业的领跑者。首先,源于传统产业多数供大于求,投资回报边际效率变低;其次,源于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结合减少了供需对接的误差,由此降低了成本;第三,源于数字经济低成本高效率扩展了传统产业供需两端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市场;第四,源于数字经济自身的边际成本趋于零。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新岗位新职业。立足点主要聚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通过数字经济新业态提振市场、拉动经济和促进就业。
二、疫情下再提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的六大原因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很快蔓延全球。疫情隔离叠加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和石油价格战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金融风险加剧和经济严重下滑,特别是美股10天内4次熔断,导致美联储将利息降至0并重启量化宽松(QE),必然给中国经济金融和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冲击。
2014年,中央首提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近两年更是随时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此次疫情更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层面,许多中小微企业举步维艰,呈现倒闭风险。中央必然为稳就业、稳民生而快出政策,出强政策,数字经济新业态在以往积极推进的基础上,又承担了新的使命。新冠肺炎疫情下,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新业态有六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是可应急,抵御此次疾风骤雨式的全球性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
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美欧等发达国家选择与中国同样的封城隔离方案,但也同样面临因隔离阻断的经济秩序。美国道琼斯指数以35%的下跌速度超过了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摩根大通预测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将下跌14%,欧盟将下跌22%,英国将下跌4.2%。
欧美经济下滑及救市政策将会迅速传递到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供应链中断、供给侧能力不足的矛盾,也包括需求侧的需求严重下滑,而金融危机传递的则完全是需求侧的危机,在数字经济新业态的投资可以最快速最有效率地传递到新需求市场。
第二是稳就业,特别是利用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特点保底层就业岗位。
中国民营企业吸纳90%的就业岗位,然而除去部分头部企业外,中小微民营企业普遍现金流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平均寿命只有2.7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最近的调查报告指出,85.01%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法维持3个月的生存,29.58%的中小民营企业已知的营收下降幅度超过50%。
中央要求国企面对8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增加岗位,但比例有限且覆盖面窄,而直播带货、微商电商、快递小哥等数字经济新业态自雇性强、覆盖人群广、市场化程度高,特别是对政府依赖性小,就业反弹小,可能成为底层就业岗位的主战场。
第三是可持续,不能仅因暂时性的疫情和全球性金融恐慌而影响政策的连续性。
实际上从信息技术向网络技术进而向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2005年针对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就形成过国家政策,2015年又提出“互联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次更是将数字经济新业态定位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疫后数字经济新业态如5G、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会更加持续发力,形成短期保就业、保增长,中长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抓手。
第四是利防疫,有效利用数字经济无物理接触或少物理接触的典型特征。
在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两难决策下,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最好时机。这样既能实现市场增长,又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接触。
第五是有基础,中国的数字经济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市场上都已经夯实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数字经济依托的技术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而依赖的市场则主要包括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和物联网经济。尽管中国在技术上还处于整体紧跟、局部突破的阶段,但在市场应用上却处于全球前列,互联网用户规模和经济规模指数都已位居全球第一。今年预计全国5G投资50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1000亿元、人工智能投资350亿元,进一步在以往基础上加大了中国在数字经济新业务的领先优势。
第六是能联动,通过数字经济带动传统产业发展,通过数字经济新业态带动传统经济发展。
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是“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公司”。“大云移物智”和5G、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会进一步融合传统一二三产业,数字化电商、数字化零售、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公及数字化医疗等行业会融合传统经济,使得供需对接更精准、资源配置成本更低、响应更快、周期等短。
三、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困难
国家发改委将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困难,归纳为“转型能力不够”、“转型成本偏高”和“转型阵痛期较长”三种。这种认识比较精准,但还需要考虑三个突出的约束和困难。
首先,政策红利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智慧城市为例,在全球1000个示范智慧城市中,中国就拥有600个。网络电商、移动支付、移动导航、共享单车和快递/外卖等市场化数字经济给市民带来强烈的获得感。新业态的创新,只能依靠非垄断的市场机制运行才能产生。
其次,政策要根植于文化。之所以此次防疫中各地各级政策冲突不断,其核心在于各级政府承担责任过大,过度问责和懒政心理导致防疫政策的层层加码,必然造成整个系统的冲突。新业态的创新本就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应配套给予各级政府对失败的容忍度,特别是创新免责的宽容度。
第三,投资要传递到底,防止金融机构内部“白手套”的截留。“新基建”等经济刺激政策未必能弥补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硬缺口”。综观全球,经济新业态创新的主体一定是充分市场化的中小微企业,而中小微企业最大的运行瓶颈和风险是在现金流,国家层面出台面向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红利,会因为中小微企业信用不足和基层银行管理者的避责心理而只能形成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只有推进供应链产业生态中以实际发生的运营为信用依托的供应链金融,才有可能推动中小微企业创新新业态。
(作者刘大成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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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军剑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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