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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李公明︱一周书记:《长夜》与 ……《第三帝国的到来》

李公明

2020-03-26 12:08  来源:澎湃新闻

《第三帝国的到来》(原书名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赖丽薇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
《当权的第三帝国》(原书名The Third Reich in Power,哲理庐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
晴阴未定时分,读“理想国丛书”的两部沉甸甸的新书,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第三帝国三部曲”中的《第三帝国的到来》(原书名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赖丽薇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当权的第三帝国》(原书名The Third Reich in Power,哲理庐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首先想到的是近来时有思考的一个问题: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著作的中译本, 如果把近几十多年来有关的中文译本列一份书目,恐怕会很长;我看到网上有“纳粹德国相关书籍 一千 部”书目,到前几天还在更新,虽然现在远未够一千本,也够惊人的。纳粹统治德国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短暂了,但是全世界研究它的著作用汗牛冲栋也难以形容,据迈克尔·拉克(Michael Ruck)在2000年整理的关于纳粹的参考文献就有三万七千种。原因很简单,短短十二年的时间,纳粹帝国太邪恶、太黑暗,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太深重了,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深入研究和记取吗?我们这代人最早阅读关于第三帝国的书籍,应该就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那部名满天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原书于1960年出版,1965年董乐山等九人合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因为作者是资产阶级记者,且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作揭露”,并对斯大林本人“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因此长期内部发行。但是,这部书却成了阅读史上“内版外传”的奇观,从内部书店流传到社会上,影响极大。我是在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前的一段日子读到这部书,借书给我的小伙伴反复说赶快看、很多人等着。作家胡发云回忆当年阅读该书的震撼是“石破天惊”,因为纳粹的口号和做法太让人震撼了。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也提到这部书,沈展云在《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中认为,当年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内的这些“皮书”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还是那么有兴致地读《第三帝国的到来》,说明世界历史类很多图书选题是长效的,出版界有眼光。
《第三帝国的到来》,关键是“到来”:它是如何到来的?作者的写作意图很明确:一,写给公众看的全景式历史,而不是仅仅面对历史学家的专题研究;二,让读者回到那段历史中,思考如果你在当时会如何思考、怎么行动?作者说他自己也无法知道如果生活在第三帝国之下他会如何行事。(序言)从该书的主要章节题目就能很清晰地看到 “第三帝国的到来”的社会各个方面:德意志的独特性、宣扬仇恨、陷入混乱、民主之殇、大通胀、文化战争、纳粹主义的兴起、啤酒馆暴动、卷土重来、通往权力之路、大萧条、民主制度的危机、暴力的胜利、建立第三帝国、恐怖开始了、国会纵火案、民主政体被摧毁、德国的一体化进程、希特勒的文化革命、不和谐音符、艺术的净化、“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一场“摧毁旧秩序的革命”?——全景式的图景,步步惊心的发展。该书从德国特殊的历史中寻找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根源,同时从一战后德国社会的复杂局面中探讨纳粹崛起的现实因素,作者对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心理的因素具有敏锐而深刻的辨析力,揭示了在纳粹崛起的过程中极端残酷的政治暴力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说到政治暴力,有一个很形象、很视觉化的例子。作者注意到并且详细分析了1930年代初德国各政党在选战中使用的海报,“几乎所有海报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占据醒目位置的是一个巨大的、半裸的工人形象,它从1920年代末开始被用来象征德国人民……在德国全境,选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暴力形象。……海报和杂志插图以及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游行所呈现的那些视觉形象,赶走了理性演讲和口头辩论,助长了易于吸收的、煽情的陈词滥调,从而调动起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仇恨心理和攻击意识,以及对安全与救赎的渴求。(312—313页)正如《格拉斯哥先驱报》对该书的评论所言,“对重要细节的捕捉是此书的出类拔萃之处,它生动地描述了街头混乱的现实,读者可以从德国人所犯下的、所忽略的无数粗野暴行中嗅出血腥之气。”
通向纳粹帝国的道路是在之前的布吕宁政府期间就开始铺就的。布吕宁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开始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例如他在1931年3月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纳粹党当政期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遗余力的破坏,其实在布吕宁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272页)有了这样的前奏,才会有1933年的“德国的一体化进程”:警察突袭从前默许的同性恋集会场所,压制了性法律改革运动,取缔民主派各政党,接管市议会和州议会,报纸失去自由调查权,新任命的官员可以无所顾忌地大放厥词地表达偏见,以强迫手段处理失业问题,镇压表达异议的人士,从国家到乡村的每个层级实现公务员的纳粹化。(401—406页)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再也无法挽回,第三帝国的到来已经势不可挡。
《当权的第三帝国》同样是一幅全景式的图景,埃文斯以更为海量的史料全面分析了纳粹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实际措施和社会影响,揭示了当权者是如何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和政治暴力制造了经济繁荣、人民团结的假象,把全民族捆绑在纳粹政治的战争之上,战争的浩劫不可避免地到来。该书的各章的主题是:治安和镇压、文化和宣传、宗教和教育、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种族政策和反犹主义、外交政策;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则是纳粹分子要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另外,还有其他的主要论题:第三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第三帝国的运作模式是什么?希特勒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在一个宣称获得了全体公民支持的独裁政权下,人们在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表示反对、抵制、异议和不服从的可能性有多大?……。(序言)这些无疑都是“当权”的核心问题。
从“到来”到“当权”,有一个共同的论题是关于恐惧与服从。“纳粹集团治下的德国社会到底遭受了多少恐怖与威胁?”作者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对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前共产党或社民党员——来说,只要规规矩矩的,他们就不会感觉到逮捕、监禁和集中营的存在。”(113页)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纳粹政权根本不是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帝国的暴力和胁迫与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无关。对此观点,作者通过详细的分析指出不能低估第三帝国自上而下的恐怖和威胁,逮捕、起诉和监禁威胁着生活在第三帝国的每一个人,纳粹政权用恐怖手段迫使德国人保持沉默。“第三帝国治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笼罩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之中……。”在好多年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问采访他的人:“你懂什么是恐怖吗?”“不,你不懂。第三帝国就是恐怖。”(117页)也是在后来反思纳粹德国的时候,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纳粹政权之所以存在,“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第三帝国的到来》,415页)
Steve Wick,The Long Night: William L. Shir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t. Martin's Press ,August 2, 2011
最后还是要回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因为有一部关于它和它的作者的书也值得一读,或许出版界也会有兴趣翻译过来。2011年美国资深记者史蒂夫·威克(Steve Wick)出版了他的《长夜:威廉·夏伊勒和〈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Long Night: William L. Shir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t. Martin's Press ,August 2, 2011),该书聚焦于威廉·夏伊勒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以及他的《柏林日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诞生经过,讲述了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人如何在纳粹的新闻管制和舆论封锁的淫威下冒险工作、向外界透露真相的传奇故事。原来,少年夏伊勒就立志不凡,要像亲历俄国革命并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那样,做历史的“见证人”、“记录者”和“发出警报的人”。大学毕业后他成为美国报社的外派记者,从1934年初开始先后为赫斯特的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柏林驻站记者,他很快就发现纳粹政府正利用宣传欺骗人民,不断强化法西斯极权统治。他的广播节目很受听众欢迎,他知道如何应付德国审查员和美国新闻主管的压力撰写和广播自己的故事,他也深知他的同行记者由于缺乏远见和害怕审查制度而失败,其后果就是掩盖了大屠杀、蓄意发动战争等罪行。史蒂夫·威克充分利用了夏伊勒的一切私人文件、档案和他本人著作中的材料,成功地把纳粹政治、世界局势和个人体验融合为一个充满冒险、恐惧和勇气的传奇故事,因此这也是关于人性的故事。夏伊勒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到巴黎寻找工作和结识非凡人物,后来也去过维也纳和印度,并遇到了妻子苔丝。那是充满了欢乐与挑战的青春岁月,直到1934年他来到柏林,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纳粹政治的恐怖氛围很快裹挟着他,漫漫长夜之中,他坚持工作,并且时刻警惕盖世太保的监控与迫害,直到在1940年成功回到美国;第二年出版了他的《柏林日记》。有评论家感到不满的是,该书没有继续讲述战后夏伊勒重返柏林并且出现了纽伦堡审判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从《到来》《当权》到《长夜》,最后还是令人想起作者在《到来》的序言中关于纳粹帝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它既非历史的必然,但也不能说是偶然发生的。从历史哲学来看这是永远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回放到1934年,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官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 对冯·弗里奇将军说的那句话就更有现实意义:“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当权的第三帝国》,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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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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