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疫事 |逐渐，我们进入了完全隔离状态

编者按：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欧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乱、焦灼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澎湃新闻特约几位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和留学生，记录他们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这些天在纽约我感觉自己就像中世纪那些因预言吉凶而被猎杀、火烧的女巫，我将被放到和蝙蝠、毒蛇一类，受到本地群众审判。我觉得恐惧，无助，但反反复复感觉到最多的是委屈。如今，纽约人终于意识到了疫情有多严重， 我这一个月的反常的举动也终于得到了理解。全程目睹了国内的疫情，我知道新冠病毒迟早会在美国蔓延，但我害怕我身边的嬉皮士同学们觉得我的担忧很夸张。

3月下旬开始，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上行人稀少。  新华社 图

现在在还原时间线的我真的很后怕。就在两周前，课上同学们还一如既往激烈地讨论纪录片诗歌的道德性，我却突然感到心慌，胸口闷烧，什么都听不进去。尽管从同学们口中冒出的单词都还维持着它们的声音，但它们的语义在我耳膜的表面慢慢胀开，回荡，最后破裂，世界的一切都没意义了。我从溺水般的状态中站了起来，编了个借口，从这个只有10个人的workshop课堂打开门出去。

在通勤的地铁上我一直戴着口罩，汗水变成雾气爬到我的眼镜上。闭着眼睛我正好回避纽约人看我的眼神。他们看到我都如看到瘟神一样，兀自挤进更为密集的人群。“好，很好，都离我远点”，我念叨着。回家路上，在连续三家超市碰壁后我终于买到了一小瓶消毒液。到家后，我在浴室哭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本来准备好与我两位美国同学/室友讨论一下居家隔离的方案。这几星期以来，我一直在逐步储备食物和生活用品，但是我的美国室友却觉得没事一样，这让我更加紧张。我不知如何将这种担心翻译成美国人所能理解的东西，怎么才能让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当时，美国人还没有开始在网上传播 “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 或 “社交远离”(social-distancing)这两个概念。

但我预感到疫情马上就要来了。必须马上戴口罩，取消一切的社交活动，乖乖待在家里。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行为的内在逻辑，但我突然发觉我不知如何给身边的美国人解释。我还有九岁时在上海经历过SARS的记忆，在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谈论武汉、意大利、伊朗、韩国等地疫情的严重，我完全可以接受社会暂停。但是对于我的美国朋友来说，按下暂停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在自己开始疼痛的喉咙里感受着两种文化的鸿沟。我一直觉得，比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容易简化问题，但此时，我只感到乏累。我心里只有一种语无伦次的内在秩序，我只希望并乞求我的美国室友们能无条件理解我。“我知道我们年轻人不是最容易被感染的群体。”我说，“但是假如你们感染了，我会很内疚。同时，我也不想让我国内的父母担心。”

但当眼前的生活还没被影响，自己还没生病，生活就还算正常。我的美国同学们，他们平时都是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但却对他人和外界缺乏基本的共情。他们觉得，“发生在国外的灾难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国家。”直到那天听到我哭之后，她们才意识到我真的很慌，也终于愿意坐下来和认真讨论这个事情。

于是我们列出了一个如何在隔离期共寝居的计划。一开始， 她们只是尽力在完成任何能缓解我压力的差事，比如储备物资，打扫卫生等等。在围绕我室友即将来临的生日派对问题上，我们有一个特别艰难的讨论。当时她们已听到了“压平曲线”的概念，但是“就见几个好朋友可能没问题吧”，室友说。的确可能没问题，但是万一呢？就怕万一。毕竟是我协定的规矩，维持规矩的责任也落到了我头上，作为一个特别害怕争论，特别害怕得罪人的人，今天，我深吸了一口气，提醒她，还是忍忍吧。

逐渐，我们进入了完全隔离状态。

（徐今今，中国澳门人，出生成长于上海。本科Amherst College，2017年获得Thomas J. Watson Fellowship ，受其资助走访亚、欧、非九国一年，同难民及其他边缘女人一起写作。现就读于纽约大学 M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