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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

马国川

2020-03-31 17:16  来源:澎湃新闻

1924年是日美关系的转折之年。是年4月,美国参议院通过针对日本的移民修正法案,几乎完全禁止日本人入境和取得美国市民权。消息一出,日本举国哗然。东京、大阪等地召开国民大会,并进行游行抗议,发表强硬宣言,督促美国反省。在东京国技馆举行的一次国民大会,听众达6万人,馆内毫无隙地,不能入场的群众,则环绕于馆外周边。日本政府当局还算克制,设法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这也是考验知识分子的时刻:是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对民众进行引导,还是顺应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情绪,对民众进行煽动?
一位知识分子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说,移民法是“对我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其“不在于利害,而是与我国的脸面相关”。他煽动说,这个排日法案的出台,揭穿了美国“正义人道”之假面,暴露出“帝国主义”之真实本质,“国际关系的结果是力与力的角斗”。
在那个民众情绪高涨的时刻,发表这种火上浇油言论的,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德富苏峰,一位从自由主义滑向法西斯主义,最终扮演了日本帝国“宣传部长”角色的知识分子。
变节汉
德富苏峰出生于1863年,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23岁离开家乡熊本,来到东京,创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因此而参与舆论界的角逐。他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泰西主义”,迅速成为言论界的新星。后来,他又创办《国民新闻》杂志,攻击藩阀专政,宣传自由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确立了他在舆论界的主导地位。
德富苏峰
苏峰认为,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日本国民才能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的地位。他提倡“平民主义”,反备”社会,主张依靠生产来获取生活的自由,建立近代市民社会秩序。因其言论的巨大影响力,他被誉为继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明治思想家。
但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个本来呼唤和平主义的言论家却突然转向,狂热地鼓吹战争,提出“大日本膨胀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日本一旦取胜,“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从此,他从平民主义走向帝国主义,而且毫不掩饰地以“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自命。
“我的意见从和平主义进化到帝国主义,这是比较显著的事实!”德富苏峰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这样坦然写道。他还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从个人的平民主义到国家的平民主义,从自由和平的理想家到‘力的福音’的信者,最终作为帝国主义者而成为东洋自治的倡导者”。
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不再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而是转向以政治为主,他本人也开始向政界靠近。为追求政治权力,他出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为山县内阁的扩充军备政策辩护,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时人骂他为“变节汉”。可是“笑骂自由他人”,苏峰得到了实际好处。1911年8月,他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跻身权贵阶层。
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大将剖腹殉死。明治维新后,武士为主人殉死的做法已经被取缔,文明开化也有近半个世纪了,竟然还有如此愚忠之举,当然招致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称其为愚蠢之举,不足为训。可是,苏峰却写文章《心事分明》,为乃木希典大唱赞歌,令知识界侧目。
作为舆论界的重要角色,德富苏峰早就从思想解放的启蒙家变为保守主义者。不过,他竟然走到为天皇殉死者唱赞歌的地步,仍然令人震惊。20多年前,苏峰在驳斥复古主义时曾说,“今日提倡复古,岂非痴人说梦?欲变明治人民而为封建臣民,可行乎?吾闻三尺小儿可变为六尺男儿,然未闻六尺男儿变回三尺小儿”。这些话用于讽刺苏峰本人,不也是十分恰当吗?
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开端,日本社会进入了风云激荡的大正时代。社会求变,人心思变,实现了“强国梦”的日本开始重新选择国家发展方向。于是,各种学说竞起,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苏峰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思想多元化意味着“精神界的土崩瓦解”,大正时期处于“国家无理想,国民无志向”的所谓混乱状态,“我日本国民的现状是惰性十足,不思政事。其可忧患之处在于奢侈淫逸、荒唐无度”。“今日日本青年是世界所有危险思想的储藏所”,因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爱国观念已很淡薄。苏峰认为,这是明治时期“思想中毒”带来的直接恶果。
在苏峰笔下,明治初期引进和吸收的西方现代思想就是“毒”。它们带来日本思想界的混乱,导致国民思想的根底发生动摇,大正时期的青年实际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父母的因果,报应在子女身上”。在他看来,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也应该有与日本国情相适应的思想主张,不应盲目追随西方思想。想当初,青年时期的苏峰大力主张“纯粹泰西主义”,现在他却将国民吸收“泰西思想”视为“思想中毒”,两相比较,判若两人。这标志着,他与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彻底脱离,彻底抛弃了现代思想。
煽动仇美
在社会转型期,极力诋毁外来思想,往往是为了回归传统。苏峰也是如此。他提出“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来对抗现代思想。他说,“我日本社会变为世界思潮的汇合地,一切新奇思想、危险思想、破坏思想正在酝酿。但根本思想仍然是皇室中心主义”。
德富苏峰鼓吹说,“皇室中心主义”是“顶天立地的”,“以它统一大和民族、振兴大和民族,以它在平时与非常时期鼓舞国民之斗志。因此,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以它来发挥日本帝国之国威”。他把“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内核“忠君爱国”奉为“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学之上的哲学,学问之上的学问”。苏峰不但以“皇室中心主义”来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也把“皇室中心主义”作为整合民族、鼓舞国民斗志的思想工具。他提倡所谓“积极的忠君爱国”。他说,“我对大正青年的期望不只是忠君爱国,还应当是积极的忠君爱国、膨胀的忠君爱国、进取的忠君爱国。忠君之第一义就在于把皇威布于四海,把皇泽披及八荒。爱国之第一义在于把大日本帝国建成世界第一等强国、雄国及正善之国”。这样,“皇室中心主义”自然地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连接起来。
德富苏峰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不过,这种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质疑和批评。一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平”“国际协调”成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新取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人们憧憬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如何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各种思想激烈角逐,国际上的和平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
可是,德富苏峰不承认普遍正义和人道主义等超越国家的价值存在,只把国家的存在和膨胀作为目的。他把国民思想受影响的种种迹象概括为“美化(美国化)作用”“赤(苏联)化作用”。比起来,他更警惕“美化”。在他看来,“所谓美化作用是指在精神上变成美国人。即把美国作为日本人的理想故乡......美化作用有种种倾向。或醉心于美国的富强,或以美国为理想之国度,或以美国为文明之发源地。总之,即崇拜美国”。他担心在“美化作用”的影响下,日本会丧失固有的“皇室中心主义”的观念。
早在一战之前,苏峰就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打破“白阀”。他把白种人视为与日本“藩阀”同样的专权势力,是阻碍日本追求世界一等国的国际地位的障碍。他提倡“尚武之精神”“国民皆兵”,对内打破“藩阀”,对外打破白种人对世界的“专制”,重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显然,德富苏峰以打破国际上的“白阀”作为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理论,作为日本国进一步走向“膨胀”的理由。
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一套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曾经动荡的世界开始稳定下来。苏峰却宣称,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条约,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具有相同的性质。他在《国民新闻》上煽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借助192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排日提案做蛊惑性宣传,声称“美国化会给日本带来危险”。
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帝国主义,宣称大日本帝国“担负着一种特别的天职。这种天职就是给东洋及南洋带去政治组织的恩惠”。他以罗马在上古史上的天职为比喻,来说明日本在近世史上的天职,“我们一点也没有侵略其他领土之念。然替天行道,相信于布大义于天下之精诚决不可自限。不安于小成、不贪小康,四千余万勠力协心,发挥此坚忍不拔之大精神,以为冠绝千古之历史的一大事功”。
无论他对帝国主义如何进行粉饰打扮,都不能掩盖其侵略扩张的思想实质。所谓“大事功”,就是对外扩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日本今天的问题,不是帝国的独立,而是帝国的扩张”。
日本的“戈培尔”
1926年昭和天皇即位,被民主自由活动家高度评价的“大正民主”渐行渐远。这时苏峰已经年过六旬,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传“皇室中心主义”,试图以此来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国家认同”理念来追求日本的国际地位。如果说吉野作造和北一辉是体制外的思想家,那么苏峰则是一位体制内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得到政府的赏识,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社会充满了动荡:经济大恐慌、社会矛盾、军事扩张、政坛暗杀不断,这一切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独立政党、商人团体、工会、佃农协会等社会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的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军部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整个国家急剧向极右翼发展。
德富苏峰仍然对国民进行教化,宣扬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及“国家认同理念”。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处于教育的第一阶段,军队教育是第二阶段。接受这两个阶段教育的大和人民“和平时是忠良的市民”,“一旦有缓急,在至尊的军旗下,则为护国之干将”。就这样,作为战争的舆论制造人,苏峰和军部步调一致地推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
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任会长。九一八事变令他兴奋不已,年已68岁的他声称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他最愉快的时刻,“相信这一事件是实现我的主张的最好机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把日本侵华美化为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
在报界一片黑暗中,苏峰依旧活跃异常。他积极组织策动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同时他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笔耕不辍,先后写了《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其中的《昭和国民读本》,三个月销售量超过50万本。这些书的主题都是宣扬对外侵略扩张的。
德富苏峰鼓吹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在《昭和国民读本》中,他指出,“我国既有敌人又有朋友,我同行国之德国与意大利都具有伟大历史,都具有与本民族相应的特殊文化。我们不仅在防共这一点上相互合作,而且还以三国特殊的文化为基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斟酌,以求各自文化的发展与提高......因此,三国防共协定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德富苏峰的“国民皆兵”“把军人之教养普及到民众中间去”等言论主张,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更加完善了军部体制,使其沿着超越政府而独自决断走向战争的方向迈进。随着日本滑入与中国全面战争的困境,这个国家日益军国主义化,“皇室中心主义”成为新的公式化的表述。
1940年12月偷袭珍珠港后,德富苏峰为天皇起草了宣战诏书。在战争期间,苏峰是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化统制管理的急先锋。他出任日本新闻界最大团体“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该组织是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在思想统制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言论界进行蛊惑宣传,调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大部分民众盲从军部法西斯战争体制。他因对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贡献”而被授予文化勋章。
在二战期间,德富苏峰把“皇室中心主义”规定为“日本学”的基本格调,把《神皇正统记》作为“日本学”的首选教科书。由于该书阐述了日本之国体,明确了“皇室中心主义”之要领,所以德富苏峰把它尊为“日本精神的结晶”。同时,他还把传统医学中的“和”的思想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酝酿出他的“八纮一宇”思想。他认为,“日本国家性格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和’字......‘和’之一字,如将其扩充则变为八纮一宇之皇谟、天业恢弘之圣猷、开拓万里之波涛、置国家于富裕安泰的圣诏”。所谓“八纮一宇”与“大东亚共荣圈”同出一辙,成为正当化、合理化日本海外侵略的标语。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学会极权主义的做法,不知道应该成立“宣传部”。不过,在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恰如尽职尽责的“宣传部长”,他就是日本的“戈培尔”。因此,他本人的地位也直线上升。据一位日本记者的战时日记记载,“‘不敬罪’在日本有几个,皇室,东条首相,军部,德富苏峰——不允许国民对他们进行丝毫的批判”。
由此可见,德富苏峰的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难怪战后他被指控为甲级战犯,他的著作也被收缴焚烧。
化为泡影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富苏峰痛感“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即我在此作为公众方面完全死去了”。当天他辞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结束了自己60余年来的新闻记者、公众言论人的“操觚者”生涯。
一年以后的8月15日,德富苏峰在日记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过去84年的生涯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除了为使日本冠绝于世界而效力之外,一无所有”。尽管“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德富苏峰仍然坚持,“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他失望地说,“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
苏峰认为,这场战争是国民的战争,不能只是将责任归之于军部,“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只是力所不及而被卷了进来。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迎,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悲哀的是,苏峰没有任何反省。虽然他承认这场战争“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他认为欧美各国对这次战争要负首要责任,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因此,他“决无丝毫悔悟”。就是抱着这样顽固不化的观念,他又活了11年,直到1957年去世。
德富苏峰一生横跨幕府末期、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期,著书300余册,长期处于日本言论界的核心地位。从“平民主义”转向“皇室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从标榜独立到向权力靠近,从主张和平到推动国家走向战争,他的思想轨迹与日本民族走向歧途的道路重合。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至上利益而思索与行事,可是,他的思想正是将民族引向歧途的一股重要力量。
社会转型需要精英做时代的引领者,可是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德富苏峰现象”永远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
(本文收录自马国川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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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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