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防疫︱疫情中如何构建社区生活防疫圈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的社会治理面临挑战，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机制，多少呈现出单一化倾向。治理主体通常包括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类型，任何一方都无法“万能”，都可能出现“失灵”。三方应构建为一个整体性的治理综合体，进而形成功能互补、互联互通的治理系统。
本次疫情防控出现了“管制”大于服务，如粗放式隔离缺失关怀、层层加码、地域歧视偏见，也存在“信息孤岛”效应，社会声音相对弱小。
相对弱小的社会声音
“社会声音弱小”体现在多个方面，社区整体力量较弱，一些专业社团、自组织社群、民众以及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未能有效发挥其价值。例如“体制内非营利组织”湖北省红十字会的低效颟顸，社区居民内部专业人士“知识盈余”无法发挥等。而一旦有居民被确诊，其所在楼宇甚至整个社区都有被“污名化”的风险，这也与信息的透明度有关，“风言风语”可以广布周边，甚至造成惶恐情绪。
社区生活防疫圈何以铸就？
社区层面的抗疫，总体上过多依赖（村居）社区工作人员在前线冲锋陷阵，他们面临众多实际困难，牺牲颇大。截至3月8日，全国已有53位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因公殉职。
社区工作者负重前行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例如，武汉市青山区翠园社区物业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而实际工作并不到位，中央指导组视察时，有居民透过窗户大喊“假的、假的”。对此，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司也作出回应，认为这严重伤害了组织“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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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居民基本上只能接触到医学、交通等方面的讯息，社区层面“接地气”的力量未能得到有效动员。对此，同济大学《408研究小组（社区应急保障服务课题组）2020》提出的“社区生活圈就是防灾防疫圈”具有参考价值。
目前,抵御新冠病毒的关键已经转向了以个人和社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和联控联防。
社区本身就是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部分。以社区为中心，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范围，更强调社区所能动员的各种资源，包括空间资产和社会资产。一个新的以社区为中心的用于改善健康、防疫和减少风险的公共卫生系统分为四个不同的方面。英国也曾提出构建以社区为中心的健康与福祉体系（Community-Centred Approache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1.加强社区
加强社区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包括社区能力建设、社区发展、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社区赋权、互助和干预措施。当前新冠疫情中，需要强化各级街镇的统一领导、社区各部门围绕防疫、卫生、保健的统一协调，也需要社区能提供支持。目前，社区的工作人员配置不足。
徐磊青曾在上海和宁波两地担任社区规划师，一般一个居委会的配置约为10人左右，绝大部分是社工，日常的社区工作已经应接不暇，疫情时期他们还要处理发口罩、填表、外来人员登记、社区消毒等工作，人手严重不足。
2.志愿者与共同体
仅仅依靠市区、街镇的统一指挥，以社区和居委会为组织来打赢防疫战极其艰辛，还需要广泛的社区参与和社会支持，以及更广泛的社交网络。社区需要动员志愿者和义工。志愿者和义工应接受必要的培训，在社区中进行防疫辅助、早期干预，甚至护理。志愿者往往是社区中的积极分子，楼道组的居民领袖，他们可以进行防疫宣传，协助居民适应生活模式改变。由社区积极分子介入，往往比社区居委会和单位领导的干预更为有效。
3.防疫的合作伙伴
社区是防疫共同体，如果邻居被感染，楼组、小区可能被隔离，甚至有被污名化的风险。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社区参与并非新鲜事。在健康促进和公共卫生方面，参与和协作由来已久，它涉及社区机构、组织、居民之间的合作、计划、决策和执行，确定社区需求，共同制定计划。
如果让社区参与评估、设计和开发解决方案，能使社区防疫战的能级提升不止一倍。以发口罩为例，完全不必那么复杂，如何派发和领取口罩可以由社区居民共同决定，不必大家都挤到一家定点医院排队增加感染风险。上海一些楼道的微信群中，大家都同意把口罩发到各户的信箱中，如果产生费用从医保账户直接扣除。类似这种从社区协商过程、社区权力分享到社区的共同控制，可以建立可持续的长期的社区伙伴关系。
4.获取社区资源
社区存在多种资源，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资源（信息、服务、空间及团体活动和志愿服务）等等，它们可以成为防疫的基石。以空间资源为例，社区内就存在一些空间资源，比如社区医疗卫生、教育体育、文化活动和党建的空间，这些社区空间资源也可以与社区组织、团体、有责任感的居民和社区居委会结合。
社区营造：为防疫“最后一公里”而建设
社区防疫的核心是调动社区的各种资源，开发整体方法，通过更好的本地情报协助决策，以设计更有效的救援服务。同时，它也增强了社区参与，赋予个人和社区权力。而社区生活、社区社会关系和积极的公民身份都是提升社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的紧缩时期，需要高水平的公众参与才能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防灾防疫仅靠政府和公共部门无法实现，防疫的“最后一公里”就落在社区。要特别强调社区自治，发动群众，启动合作机制，共度难关。社会协同、多维合力有助于提升公共治理水准与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也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李敢系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徐磊青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