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观︱荷兰留学生自我隔离:从提醒劝说到共同抗疫

黄倩/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传媒系博士生
2020-03-20 12:52

2月27日,荷兰确诊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截至3月18日,确诊病例已达2051例。本篇将谈谈我的经历、感受以及一点思考,可能很多人在荷兰的经历和我不同,在此仅提供我的个人观点。

先做最坏的打算

荷兰出现确诊案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做最坏的打算。我从网上买了200个口罩和三升消毒酒精,价格不便宜,但只求一个心安。在荷华人微信群里开始团购酒精免洗洗手液,我的一位中国同事团了一箱,我向她买了两瓶。一瓶放在我们办公室里,让其他三人可以随时随意使用,他们安全也是我的安全。

然后,我开始尽量避免和他人有密切接触。我告诉同事,如果谁需要口罩或买不到酒精,可以向我要。当时的荷兰同事们几乎没把病毒当回事,面对我的谨慎,他们更多是开玩笑打哈哈。

当时,荷兰政府的口径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密切关注,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意大利北部”,并没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而意大利北部一直都是荷兰人的度假胜地。

当时,荷兰各个大学的课程也如常进行。这学期,我带两个小组的讨论课,每周都会和四十个学生,在一个小教室里共度六个小时,我心里是有些紧张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学生,请离我一米远,然后用稍严肃的语气告诉他们,请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注意卫生习惯。我的亚裔学生们大都严肃地点点头。

3月2日,荷兰的疫情进入第二周,确诊案例数字开始翻倍了,我决定除了教课和必要的开会之外,尽量在家工作。我从网上亚洲超市买了二十公斤大米,很多干面、罐头食材、泡菜以及各种干货。

我囤积的粮食。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想,荷兰人可能无法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无法改变他人的行为,那么为了心安,就把自己隔离起来吧。

当我必须出现在学校时,我仍然会尝试说服同事们小心。大家开始稍微谨慎了些,但还是认为应该不会太严重,只有一个母亲在布雷达医院做医生的同事,跟我差不多紧张。

一些荷兰人认为,这个病毒也就比流感严重些,而且自己不是高危人群。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论调,都会和他们辩论,告诉他们,中国过去一个月的经验说明不能轻敌,我们应该负责任地为高危人群的健康做些事,“死的反正不会是我”这种心态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我的话似乎对一些人有触动。这周教课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担心焦虑,我告诉他们,在荷兰政府做出大型隔离之前,请自己小心。然而,我们系的辅导员们压力很大,因为有很多学生说,自己有了症状,希望能不来上课且不算缺课(因为我们系的出勤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政府和大学的指导政策也很严格,辅导员们难以抉择。

我的一个学生写邮件告诉我,她已经发烧两天,并且和去意大利北部回来的人有密切接触,希望能不来上课。我自作主张让她留在家里,但是必须通过视频加入讨论。

3月4日,上完课后,我把所有办公用品带回了家,决定自我隔离。

全世界都一样:从劝说老人到劝说年轻人

上周起,荷兰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开始行动了。3月12日,荷兰政府宣布取消所有1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所有大学的课程转为线上课程,建议除必要行业外,所有居民在家远程办公;3月15日,荷兰政府宣布所有学校关闭,餐饮、健身、娱乐场所关闭,直至4月6日。

根据一些学校的博士和教授说,其实荷兰政府知道有一天还是要全民隔离的,只不过希望找到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开始隔离,一是要把经济损失降到最小,二是要保证全民的隔离时间不能太长,以免导致民众情绪崩溃引起隔离失败。

从2月27日起的这三周里,我是有情绪的,有很多焦虑,有很多埋怨,但我尝试着理解不同的反应。也许荷兰人对政府和医疗体系的信任度一直很高,也许他们近几十年来没有遇到过此类大型疫情。

我也在思考,为何我对中国疫情的情绪,比对荷兰疫情的情绪波动更大,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一轮后已经疲累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我视为同胞的人,是在国内而非荷兰吧。

面对疫情和隔离,其实全世界人民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大家都在想尽方法劝说大众。还记得春节时,我们是如何劝说长辈戴口罩,不要串门的吗?这里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被劝说的是年轻人。

荷兰人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转的是:“那些抱怨隔离政策的人,请你记住,你的爷爷奶奶曾经被要求上战场;而你只是被要求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网飞剧。你是能做得到的。”

在荷兰网络传播的一段话,来自James Deakin的 Instagram账号。 

荷兰人也和我们一样,在隔离期间,尝试着找各种幽默内容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压力和情绪。

荷兰政府发布会上,发言人说,请大家小心,但是不要囤积货物。一旁的手语翻译绘声绘色的表演,被荷兰人民做成了表情包,成为了爆款。

在荷兰语里,“囤积”一词是“Hamsteren”,其实就是仓鼠的意思,所以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它的手语是这样了。

荷兰新闻里的手语翻译“不要囤货”。(00:05)
比较有荷兰特色的囤积就是大麻了,在3月15日政府宣布第二天开始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后,大麻店外排起了长队(宣布消息时离关店还有半小时)。看到这样的情景,由于担心会引起大麻的地下交易,政府改变了政策,宣布大麻店只是取消“堂食”,外带服务可以继续。

荷兰大麻店前排起的长队。

隔离后,渐渐淡定了

全民隔离后,我的焦虑慢慢平复了,因为我能看到大部分荷兰人都在有条不紊且自觉地遵守隔离政策,各行各业也都尽最大努力保证社会维持着基本运行。

超市虽然有些货架缺货,但也在慢慢补上,我买到了大部分需要的东西。超市里的人们也没有你争我夺,我戴着口罩出现在超市里,也没有引起异样的眼光或指责。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邮件,都是各个商家和机构告诉用户,他们在隔离政策下做出了哪些调整和改变。

我们学校也几乎每天都用邮件沟通目前政策指导下的行政决定,技术部门也尽其所能保证线上课程的正常运转。同事在视频会议时互相打气,课程负责人也告诉我们,尽可能做好即可,不要对自己的线上教学太吹毛求疵,毕竟突然转入线上教学,大家都没有经验。

于是我每天列好计划表,按照上班时间坐在桌前备课、做研究,看到下面这张照片的朋友评论道,每一个颈椎不好的博士都有自己把电脑垫高的方法,看到这个评论,我会心一笑。

我的在家办公设置。

近期,我参与教学的课程叫Communication as Social Force(作为社会力量的传播),主要探讨社会媒介化。上一周,我和学生们探讨了在现代的控制社会中,真人秀如何训练我们做一个好公民,媒体技术如何打破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边界,没想到,这一周我们就体会到了。

我的同事利用Canvas系统给学生们上网课,面对空荡荡的教室,开始了她的表演。也许这次疫情,老师和学生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媒体技术和社会媒介化的优缺点吧。

我的远程教学截屏。

学术圈里的大家,虽然措手不及,但也都慢慢淡定下来,在隔离的情况下尽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也有心情出出表情包,开开玩笑。

不过接连不断收到的各种学术会议改期或取消,给马上毕业或正在求职的脱发博士们当头一棒、两棒、三棒,然后,大家就习惯了。而我也为其他行业的人们感到抱歉和担忧,尤其是餐饮、娱乐、健身、艺术表演等高度依赖于人群聚集的行业。

荷兰人给医护人员加油鼓掌,来源:Erasmus MC的Instagram Story(00:13)
国内的同胞们,不要把现在的欧洲想成人间炼狱,就像我们在一两个月前告诉荷兰同事们,中国不是人间炼狱;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个别回国留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污名化全体留学生,就像我们一两个月前在荷兰政府网站上签请愿书,不要污名化中国人;希望大家能对目前的疫区人民伸出援手而不是冷嘲热讽,就像我们一两个月前,通过各种渠道捐口罩和防护服回国。

我和身边的人目前都健康平安,按部就班。我将继续留守在荷兰,继续经历这段历史,就像国内的你们挨过了过去的两个月一样。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发展研究院”,原文标题为《海外日记 | 脱发博士的荷兰隔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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